志第八 律曆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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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系於神機，作範留于器象。
然則制物成法，故冥赜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昔黃帝采竹昆侖之一陰一，聽鳳岐一陽一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
昔既協矣，黃鐘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征之。
于是乎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于茲矣。
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
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為密矣。
王莽世，征天下通鐘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為該博，故班固取以為志。
後漢待诏嚴崇頗為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
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勖持夔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
又得古玉律，勖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鹹譏其聲高。
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鐘律，所未聞焉。
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
魏氏平諸僭僞，頗獲古樂。
高祖慮其永爽，太和中诏中書監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定。
闾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語》‘謹權量，審法度’。
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
四者何先？以律為首。
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
’然則樂之所感，其緻遠矣。
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
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大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舉。
書既三奏，備在前文。
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發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
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一精一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議》二卷，器數為備，可謂世不乏賢。
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一精一賞實難，習業差怠。
轉乖本意。
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
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
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時往參知。
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
”诏許之。
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诏付崇以為鐘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
尋太常卿劉芳受诏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
三家紛競，久不能決。
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
有司奏從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
迄武定末，未有谙律者。
曆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
所以上齊七政，下授萬方。
自軒轅以還，迄于三代，推元革統，厥事不一也。
秦世漢興，曆同《颛顼》，百有餘年，始行《三統》。
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翊所定，至明帝行楊偉《景初》，終晉朝，無所改作。
司天測象，今古共情，啟端歸餘，為法不等，協日正時，俱有得失。
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
歲年積久，頗以為疏。
世祖平涼土，得趙匪所修《玄始曆》，後謂為密，以代《景初》。
真君中，司徒崔浩為《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寝。
高祖太和中，诏秘書鐘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
遷洛，仍歲南讨，而宮車晏駕。
世宗景明中，诏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
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祥其得失。
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
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
是以三五疊隆，曆數各異。
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
世祖應期，輯甯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
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
是時故司空、鹹一陽一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
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匪《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為差遠。
臣辄鸠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
以甲寅為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
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
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
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閑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秘省參候。
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
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
”诏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
” 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雲‘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
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
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鐘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治己醜元，草創未備。
及遷中京，轉為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緻廢。
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泾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
暨永平初，雲已略舉。
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秘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并喪。
洪所造曆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
靈扶亦除蒲一陰一令。
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
唯龍祥在京。
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為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預，亦和造曆，為戊子元。
三家之術并未申用。
故貞靜處士李谥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一精一粗。
臣以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驸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
限至歲終。
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别。
臣職預其事，而朽惰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曆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面。
”靈太後令曰：“可如所請。
” 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怿，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仆射元晖，侍中、領軍、江一陽一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辄度。
而議者紛纭，競起端緒，争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标準影，無以驗其真僞。
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
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
令是非有歸，争者息競，然後采其長者，更議所從。
” 神龜初，光複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禦’，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萬民于野。
一陰一陽一剛柔，仁義之道，岡不畢備。
由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
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
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
然則制物成法，故冥赜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昔黃帝采竹昆侖之一陰一，聽鳳岐一陽一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
昔既協矣，黃鐘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征之。
于是乎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于茲矣。
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
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為密矣。
王莽世，征天下通鐘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為該博，故班固取以為志。
後漢待诏嚴崇頗為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
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勖持夔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
又得古玉律，勖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鹹譏其聲高。
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鐘律，所未聞焉。
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
魏氏平諸僭僞，頗獲古樂。
高祖慮其永爽，太和中诏中書監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定。
闾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
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
四者何先？以律為首。
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
’然則樂之所感，其緻遠矣。
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
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大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舉。
書既三奏，備在前文。
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發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
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一精一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議》二卷，器數為備，可謂世不乏賢。
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一精一賞實難，習業差怠。
轉乖本意。
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
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
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時往參知。
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
”诏許之。
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诏付崇以為鐘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
尋太常卿劉芳受诏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
三家紛競，久不能決。
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
有司奏從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
迄武定末，未有谙律者。
曆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
所以上齊七政，下授萬方。
自軒轅以還，迄于三代，推元革統，厥事不一也。
秦世漢興，曆同《颛顼》，百有餘年，始行《三統》。
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翊所定，至明帝行楊偉《景初》，終晉朝，無所改作。
司天測象，今古共情，啟端歸餘，為法不等，協日正時，俱有得失。
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
歲年積久，頗以為疏。
世祖平涼土，得趙匪所修《玄始曆》，後謂為密，以代《景初》。
真君中，司徒崔浩為《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寝。
高祖太和中，诏秘書鐘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
遷洛，仍歲南讨，而宮車晏駕。
世宗景明中，诏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
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祥其得失。
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
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
是以三五疊隆，曆數各異。
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
世祖應期，輯甯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
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
是時故司空、鹹一陽一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
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匪《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為差遠。
臣辄鸠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
以甲寅為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
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
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
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閑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
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
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
”诏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
” 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雲‘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
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
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鐘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治己醜元，草創未備。
及遷中京，轉為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緻廢。
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泾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
暨永平初，雲已略舉。
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秘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并喪。
洪所造曆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
靈扶亦除蒲一陰一令。
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
唯龍祥在京。
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為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預，亦和造曆，為戊子元。
三家之術并未申用。
故貞靜處士李谥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一精一粗。
臣以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驸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
限至歲終。
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别。
臣職預其事，而朽惰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曆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面。
”靈太後令曰：“可如所請。
” 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怿，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仆射元晖，侍中、領軍、江一陽一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辄度。
而議者紛纭，競起端緒，争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标準影，無以驗其真僞。
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
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
令是非有歸，争者息競，然後采其長者，更議所從。
” 神龜初，光複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禦’，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萬民于野。
一陰一陽一剛柔，仁義之道，岡不畢備。
由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
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
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