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滇黔靖國軍攻川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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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前滇、黔軍與川軍的矛盾
護國戰争結束後，蔡锷被任命為四川督軍兼省長。
1916年8月，蔡離川去日本治病，由羅佩金代理督軍，戴戡代理省長。
當時，駐川軍隊共約八個師，其中川軍五個師②，滇軍兩個師，黔軍一個旅①。
羅佩金利用北京政一府下令裁軍的機會，将滇、黔軍改編為“國軍”，川軍則仍為地方軍，并縮編為三師一旅，廢除特種兵。
此舉引起了四川軍政各界的嚴重不滿，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羅佩金将川軍第四師遣散，令第五師縮編為旅，第一、第二師裁減兵額，并拟以滇軍将領劉雲峰接替第二師師長劉存厚。
劉存厚參加過護國戰争，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
他對羅佩金縮編川軍，排除異己，心懷不滿，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軍官會議，決定聯絡川軍第一、三、五師，實行武力驅羅。
4月18日，劉存厚部突然襲擊押運第四師槍械回成都的滇軍。
雙方在成都城内持續戰鬥了七八天，最後達成妥協，确定川、滇軍均撤出成都，劉存厚免職，羅佩金辭職，由戴戡暫兼四川督軍。
成都由黔軍填防。
雙方撤兵後，劉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駐守成都西、北兩門。
戴戡到成都後，多次催促川軍留城部隊撤走，劉存厚執意不從。
戴與羅佩金密謀以武力驅逐成都川軍，進而解決劉師全部。
7月1日，張勳在京複辟，授劉存厚以“四川巡撫”僞職。
戴戡認為時機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為名，命城内黔軍攻擊西、北兩門的劉軍。
劉軍裡應外合，夾擊城内黔軍。
黔軍戰敗，棄城退走，行至仁壽縣時，又遭川軍截擊，戴戡被擊斃（一說自一殺），黔軍餘部潰散。
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川軍與滇黔軍之間的矛盾。
二、雲南靖國軍的興起 當劉、羅、戴軍閥在四川混戰之際，全國各派政治力量正圍繞着要否堅持《臨時約法》問題展開新的尖銳鬥争。
此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由于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曆史關系，還多少保留一些維護約法、擁護共和的民一主革命思想。
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指斥北洋軍閥“以憲法不一良為借口，以暴民專制為号召，實則不慊于民一黨一，不甘于共和，時思破壞，以複其北派把持頑固之舊，民國之危，有如累一卵一”②。
唐繼堯決定聯合滇黔川軍，對段祺瑞組織的督軍一團一實行武力“幹涉”。
為了全力對付北洋軍閥，唐繼堯對于川省混戰，最初采取調解态度，多次緻電劉、羅、戴等人，要求他們“盡釋前嫌，共同攜手，以維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繼堯積極進行“北伐”準備，對滇軍實行戰時擴編。
旬日之間，即将駐滇的三個師、一個警衛軍擴充為五個梯一團一（每梯一團一相當于一個混成旅）②，共約二萬餘人。
6月12日，唐繼堯緻電孫洪伊（後任護法軍政一府内務部長），告其滇拾已下動員令，克日開拔”。
同時，緻電叙州（今宜賓市）羅佩金，要求駐川将領“嚴守紀律”，注意“聯絡川滇感情，共維大計”①。
當張勳複辟的消息傳到雲南，并聞劉存厚“甘受僞職，叛攻成都”，唐繼堯感到“義憤填膺，匡扶有責”，立即打起“讨伐複辟叛逆”的旗号，聲明将滇軍改稱為靖國軍，準備“躬率三軍”，借道川境，讨伐張勳。
其實，讨伐張勳是假，借機入川是真。
這從唐繼堯對李曰垓一封電報的批複中可以得到印證。
7月3日，原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從廣東緻電唐繼堯，指出：北方政局混亂，派系紛歧，陸榮廷正在“鞏固兩粵”，“先謀自固”，全國“已漸呈割據之勢”，因此，滇軍應先發制人，進占四川。
李還提出“由镕（羅佩金）與川軍開釁，即借口進兵，占領成都”，這是取川的“第一策”。
唐繼堯批複道：“劉已叛，當然取第一策”。
②表明了以“讨逆”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
7月16日，唐繼堯以護法讨逆的名義通電讨伐劉存厚，川滇之戰全面爆發。
由于唐繼堯響應護法是為了借機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以後的戰争中，實際上既不奉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服從軍政一府的統一領導和照顧護法戰争的全局利益，卻與桂系軍閥沆瀣一氣，阻礙護法戰争的順利發展。
三、雙方的兵力編成及部署 作戰動員令下達後，唐繼堯即将滇省的五個梯一團一改編為六個混成旅①，兩旅為一軍；并令顧品珍、趙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買馬，将所部兩師擴編為兩軍。
其編制序列如下：顧品珍為靖國軍第一軍軍長，趙又新為第二軍軍長，羅佩金為總司令；庾恩旸為第三軍軍長，黃毓成為第四軍軍長（以上兩軍由唐繼堯直接指揮）；駐粵兩師擴編為第五、第六兩軍，張開儒、方聲濤為軍長，拟以葉荃為總司令②。
與此同時，黔督劉顯世也令師長王文華率黔軍兩個旅入川協同作戰，并推唐繼堯為滇黔聯軍總司令。
滇黔軍入川兵力約五萬人③。
唐繼堯的對川作戰計劃是：顧、趙兩軍扼守川南資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諸要點，牽制當面川軍；由滇入川之第三、四軍和黔軍伺
1916年8月，蔡離川去日本治病，由羅佩金代理督軍，戴戡代理省長。
當時，駐川軍隊共約八個師，其中川軍五個師②，滇軍兩個師，黔軍一個旅①。
羅佩金利用北京政一府下令裁軍的機會，将滇、黔軍改編為“國軍”，川軍則仍為地方軍，并縮編為三師一旅，廢除特種兵。
此舉引起了四川軍政各界的嚴重不滿，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羅佩金将川軍第四師遣散，令第五師縮編為旅，第一、第二師裁減兵額，并拟以滇軍将領劉雲峰接替第二師師長劉存厚。
劉存厚參加過護國戰争，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
他對羅佩金縮編川軍，排除異己，心懷不滿，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軍官會議，決定聯絡川軍第一、三、五師，實行武力驅羅。
4月18日，劉存厚部突然襲擊押運第四師槍械回成都的滇軍。
雙方在成都城内持續戰鬥了七八天，最後達成妥協，确定川、滇軍均撤出成都，劉存厚免職，羅佩金辭職，由戴戡暫兼四川督軍。
成都由黔軍填防。
雙方撤兵後，劉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駐守成都西、北兩門。
戴戡到成都後，多次催促川軍留城部隊撤走，劉存厚執意不從。
戴與羅佩金密謀以武力驅逐成都川軍，進而解決劉師全部。
7月1日，張勳在京複辟，授劉存厚以“四川巡撫”僞職。
戴戡認為時機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為名，命城内黔軍攻擊西、北兩門的劉軍。
劉軍裡應外合，夾擊城内黔軍。
黔軍戰敗，棄城退走，行至仁壽縣時，又遭川軍截擊，戴戡被擊斃（一說自一殺），黔軍餘部潰散。
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川軍與滇黔軍之間的矛盾。
二、雲南靖國軍的興起 當劉、羅、戴軍閥在四川混戰之際，全國各派政治力量正圍繞着要否堅持《臨時約法》問題展開新的尖銳鬥争。
此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由于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曆史關系，還多少保留一些維護約法、擁護共和的民一主革命思想。
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指斥北洋軍閥“以憲法不一良為借口，以暴民專制為号召，實則不慊于民一黨一，不甘于共和，時思破壞，以複其北派把持頑固之舊，民國之危，有如累一卵一”②。
唐繼堯決定聯合滇黔川軍，對段祺瑞組織的督軍一團一實行武力“幹涉”。
為了全力對付北洋軍閥，唐繼堯對于川省混戰，最初采取調解态度，多次緻電劉、羅、戴等人，要求他們“盡釋前嫌，共同攜手，以維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繼堯積極進行“北伐”準備，對滇軍實行戰時擴編。
旬日之間，即将駐滇的三個師、一個警衛軍擴充為五個梯一團一（每梯一團一相當于一個混成旅）②，共約二萬餘人。
6月12日，唐繼堯緻電孫洪伊（後任護法軍政一府内務部長），告其滇拾已下動員令，克日開拔”。
同時，緻電叙州（今宜賓市）羅佩金，要求駐川将領“嚴守紀律”，注意“聯絡川滇感情，共維大計”①。
當張勳複辟的消息傳到雲南，并聞劉存厚“甘受僞職，叛攻成都”，唐繼堯感到“義憤填膺，匡扶有責”，立即打起“讨伐複辟叛逆”的旗号，聲明将滇軍改稱為靖國軍，準備“躬率三軍”，借道川境，讨伐張勳。
其實，讨伐張勳是假，借機入川是真。
這從唐繼堯對李曰垓一封電報的批複中可以得到印證。
7月3日，原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從廣東緻電唐繼堯，指出：北方政局混亂，派系紛歧，陸榮廷正在“鞏固兩粵”，“先謀自固”，全國“已漸呈割據之勢”，因此，滇軍應先發制人，進占四川。
李還提出“由镕（羅佩金）與川軍開釁，即借口進兵，占領成都”，這是取川的“第一策”。
唐繼堯批複道：“劉已叛，當然取第一策”。
②表明了以“讨逆”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
7月16日，唐繼堯以護法讨逆的名義通電讨伐劉存厚，川滇之戰全面爆發。
由于唐繼堯響應護法是為了借機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以後的戰争中，實際上既不奉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服從軍政一府的統一領導和照顧護法戰争的全局利益，卻與桂系軍閥沆瀣一氣，阻礙護法戰争的順利發展。
三、雙方的兵力編成及部署 作戰動員令下達後，唐繼堯即将滇省的五個梯一團一改編為六個混成旅①，兩旅為一軍；并令顧品珍、趙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買馬，将所部兩師擴編為兩軍。
其編制序列如下：顧品珍為靖國軍第一軍軍長，趙又新為第二軍軍長，羅佩金為總司令；庾恩旸為第三軍軍長，黃毓成為第四軍軍長（以上兩軍由唐繼堯直接指揮）；駐粵兩師擴編為第五、第六兩軍，張開儒、方聲濤為軍長，拟以葉荃為總司令②。
與此同時，黔督劉顯世也令師長王文華率黔軍兩個旅入川協同作戰，并推唐繼堯為滇黔聯軍總司令。
滇黔軍入川兵力約五萬人③。
唐繼堯的對川作戰計劃是：顧、趙兩軍扼守川南資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諸要點，牽制當面川軍；由滇入川之第三、四軍和黔軍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