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與護國戰争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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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進行複辟帝制活動，在國内主要依靠北洋軍為後盾，在國外則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
為了鎮壓雲南護國起義，袁世凱調動了北洋軍和地方部隊的五個一精一銳師和十幾個混成旅、一團一，分道進行“讨伐”。
他原以為雲南這支“兵僅萬餘，饷難月給”的軍隊，是不難一舉蕩平的。
孰料經過三個月的較量，不但未能将雲南護國軍消滅，反使本身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削弱。
接踵而至的則是貴州、廣西兩省相繼宣布獨立，其它各省也在醞釀響應，人民群衆的反袁烈火愈燒愈旺。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日益不穩，财政經濟情況更加惡化，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在國際上，日、英等帝國主義在袁世凱開始醞釀複辟帝制之際，曾表示積極支持。
但當袁積極推行帝制，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強烈反對時，帝國主義各國恐中國發生内亂，危及其在華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轉為反對。
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公使對袁政一府發出第一次警告，聲稱若驟立帝制，将立起變亂，望暫緩改變國體。
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凱沒有估計到局勢的嚴重一性一，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實行帝制。
15日，日、英、俄、意、法五國公使聯合對袁發出警告，宣布“以後對于中國決定執監視之态度”①。
此時，袁世凱始感事态嚴重，決定派遣特使（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準備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的支持。
日本政一府不僅拒絕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一府當然不能承認”②。
各國外交公使還一緻指出，以後凡具有“洪憲”年号的外交文書，一概拒絕接受。
外交上接二連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諸省護國起義的爆發，迫使袁世凱改變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節登極的計劃。
2月23日，不得不公開宣布延緩登極。
後随着國内軍事、政治形勢的繼續惡化，更使袁世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廢除“洪憲”年号，恢複“中華民國”紀年。
袁世凱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認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後僅一百零二天。
其“皇帝夢”的破滅，充分表明了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戰與備戰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鑒于對西南護國軍的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内政外交亦處于困境，為了求得喘一息的時機，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義，緻電護國軍，要求停戰，商議善後。
護國軍方面，經過三個月的戰鬥，兵員、槍械、彈藥、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補充休整，也需有一個休戰時期。
因此，從3月底開始，四川、湘西前線先後實行停火。
到4月初，護國戰争實際上已經停止。
對袁政一府的停戰建議，護國軍方面有較高的警惕。
蔡锷等認為：“袁逆之撤銷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一逼一緊，财政困窮，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獨立省份逐漸加多，護國軍勢力繼漲增高，無力抗禦。
故借此下台，以和緩國人之心理，孤我軍之勢力，仍盤踞現位，以為卷土重來之地”①。
因此，在同意停戰之後，護國軍的領導者仍加緊進行軍事準備，擴大軍隊編制，補充訓練新兵，籌集軍械給養，并向日本訂購軍械，以備再戰。
到5月底，雲南護國軍即由原來的三個軍擴編為八個軍①，共約五萬餘人。
對于爾後的戰略方針，護國軍領一導一人進行了較充分的醞釀。
唐繼堯的戰略設想是五路出兵，會師武漢。
具體計劃是：以第四軍加強第一軍兵力出川，第六軍加強第二軍兵力出粵，第五軍由會理、甯遠出陝西，第七軍由桂林出長沙，唐繼堯則自率第三軍及警衛軍經黔出湘，各路護國軍會師武漢。
這一設想，與起義之初的戰略大緻相似，其問題主要是多路分兵，張口太大。
蔡锷則不同，他經過戰争實踐，對多路分兵所帶來的不一良後果已有所認識，故對下一步作戰，堅持其“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為當”的主張。
他說：“凡大軍作戰，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餘自迎刃而解。
次在奪據其咽喉重地，……現逆軍
為了鎮壓雲南護國起義，袁世凱調動了北洋軍和地方部隊的五個一精一銳師和十幾個混成旅、一團一，分道進行“讨伐”。
他原以為雲南這支“兵僅萬餘，饷難月給”的軍隊，是不難一舉蕩平的。
孰料經過三個月的較量，不但未能将雲南護國軍消滅，反使本身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削弱。
接踵而至的則是貴州、廣西兩省相繼宣布獨立，其它各省也在醞釀響應，人民群衆的反袁烈火愈燒愈旺。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日益不穩，财政經濟情況更加惡化，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在國際上，日、英等帝國主義在袁世凱開始醞釀複辟帝制之際，曾表示積極支持。
但當袁積極推行帝制，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強烈反對時，帝國主義各國恐中國發生内亂，危及其在華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轉為反對。
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公使對袁政一府發出第一次警告，聲稱若驟立帝制，将立起變亂，望暫緩改變國體。
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凱沒有估計到局勢的嚴重一性一，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實行帝制。
15日，日、英、俄、意、法五國公使聯合對袁發出警告，宣布“以後對于中國決定執監視之态度”①。
此時，袁世凱始感事态嚴重，決定派遣特使（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準備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的支持。
日本政一府不僅拒絕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一府當然不能承認”②。
各國外交公使還一緻指出，以後凡具有“洪憲”年号的外交文書，一概拒絕接受。
外交上接二連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諸省護國起義的爆發，迫使袁世凱改變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節登極的計劃。
2月23日，不得不公開宣布延緩登極。
後随着國内軍事、政治形勢的繼續惡化，更使袁世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廢除“洪憲”年号，恢複“中華民國”紀年。
袁世凱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認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後僅一百零二天。
其“皇帝夢”的破滅，充分表明了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戰與備戰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鑒于對西南護國軍的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内政外交亦處于困境，為了求得喘一息的時機，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義，緻電護國軍，要求停戰，商議善後。
護國軍方面，經過三個月的戰鬥，兵員、槍械、彈藥、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補充休整，也需有一個休戰時期。
因此，從3月底開始，四川、湘西前線先後實行停火。
到4月初，護國戰争實際上已經停止。
對袁政一府的停戰建議，護國軍方面有較高的警惕。
蔡锷等認為：“袁逆之撤銷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一逼一緊，财政困窮，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獨立省份逐漸加多，護國軍勢力繼漲增高，無力抗禦。
故借此下台，以和緩國人之心理，孤我軍之勢力，仍盤踞現位，以為卷土重來之地”①。
因此，在同意停戰之後，護國軍的領導者仍加緊進行軍事準備，擴大軍隊編制，補充訓練新兵，籌集軍械給養，并向日本訂購軍械，以備再戰。
到5月底，雲南護國軍即由原來的三個軍擴編為八個軍①，共約五萬餘人。
對于爾後的戰略方針，護國軍領一導一人進行了較充分的醞釀。
唐繼堯的戰略設想是五路出兵，會師武漢。
具體計劃是：以第四軍加強第一軍兵力出川，第六軍加強第二軍兵力出粵，第五軍由會理、甯遠出陝西，第七軍由桂林出長沙，唐繼堯則自率第三軍及警衛軍經黔出湘，各路護國軍會師武漢。
這一設想，與起義之初的戰略大緻相似，其問題主要是多路分兵，張口太大。
蔡锷則不同，他經過戰争實踐，對多路分兵所帶來的不一良後果已有所認識，故對下一步作戰，堅持其“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為當”的主張。
他說：“凡大軍作戰，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餘自迎刃而解。
次在奪據其咽喉重地，……現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