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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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和一團一運動的興起 義和一團一最早興起于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

    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一愛一國群衆組織。

    其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衆,還有不少無業遊民。

    義和一團一的名稱最早見于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折。

    次年秋起,清政一府在公文中也開始使用這一名稱。

    此後,“義和一團一”一詞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并用。

     山東的教會勢力極為猖獗,人民群衆的反洋教鬥争也就異常激烈。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軍事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衆經過長期醞釀,奮起抗教,終于成為義和一團一反帝一愛一國運動的主要發源地。

    至1899年,閻書勤、趙三多等領導的冠縣一帶的義和拳,以及朱紅燈、本明和尚(亦稱心誠和尚)領導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帶的義和拳,已相當活躍,聲勢甚大。

    他們在反洋教鬥争中相互聲援,有力地打擊教會侵略勢力,使帝國主義和清政一府為之震驚。

     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也不斷反抗教會的欺壓,參加鬥争的群衆相當廣泛。

    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一團一的活動,不時攻打教堂。

     義和一團一興起以後,提出了許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扶清滅洋,替天行道”①和“興清滅教”、“洋人可滅”②等等。

    在鬥争過程中,義和一團一也張貼過反清的揭帖,如“滅了耶稣教,殺了東洋鬼,再跟大清鬧”③等。

     義和一團一以宗教和軍事合一為其組織形式。

    基層單位是壇(或稱廠、爐、嘗一團一),各壇人數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則五十人或二十五人。

    幾個或十幾個壇組成總壇(總一團一)。

    各總壇之間互相獨立,不相統屬。

    作戰時分編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負責人稱哨長(或隊長、百長),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設班長(或稱十長)。

    就其總體來說,義和一團一是一個沒有統一領導和指揮機構的松散組織,主要靠揭帖聚會,有事時“傳單一出,千人立聚”④,事畢即散。

    青年婦女也有類似組織,名為紅燈照,藍燈照等。

    她們一般擔任勤務工作,有時也參加戰鬥。

     義和一團一的總壇首領稱老師或老祖師,各壇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

    大師兄平時掌管壇内各種事務,戰時負責領隊和指揮作戰。

    山東地區的義和一團一有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及分編哨隊各名目⑤。

    有的義和一團一還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先鋒、軍師、總管糧台等稱謂⑥。

    其中總辦、統領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師擔任;前敵、催陣由勇敢能戰者充當(作戰時他們騎馬當先,往來督戰)。

    義和一團一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鳥槍、擡槍、擡炮等火器。

     義和一團一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

    但義和一團一制定的某些一團一規戒律,如“不準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淩弱,以是為非”①、“毋貪财,毋好色”②等,則體現了義和一團一反對邪惡、反抗壓迫、保護善良等勞動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衆的擁護。

     義和一團一運動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清政一府懾于帝國主義一婬一威,曾先後多次下令“速為剪除,……實力搜剿”①,“切實彈壓,毋令滋事”②,“從嚴懲辦,以靖地方”①。

    但是,清軍的武力鎮壓,動搖不了義和一團一反帝鬥争的決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勝“剿”。

    于是有些官吏認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勢必“激之生變,铤而走險”②,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一團一”,“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

    清政一府這種改“剿”為“撫”、被迫承認義和一團一為合法一團一體的政策,使義和一團一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緻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的兇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杠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衆,義和一團一便沖擊當地的教堂。

    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

    朱紅燈率一團一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将其擊敗。

    10月中旬,朱紅燈指揮義和一團一擊退數百名清軍騎兵的進攻,後又進至距平原縣城僅十八裡的森羅殿。

    不久,朱紅燈率衆沖出重圍,轉至茌平。

    同年11月,朱紅燈及本明和尚被清軍遊擊馬金叙部逮捕,後在濟南遇害。

    此後,魯西北地區的義和一團一在高唐縣人王立言等領導下繼續進行鬥争。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一團一鎮壓下去。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

    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