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安慶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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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慶是天京上遊的重要門戶①，它的得失，對太平天國後期戰争的全局關系極大。
按照1860年5月天京軍事會議作出的決定，太平軍東取蘇常，是為“合取湖北”準備條件；而“合取湖北”，實際上又是為了保衛以安慶為主的安徽根據地（最終是為了保衛天京）。
所以，從1860年9月以後，盡避戰場很寬，烽煙遍及大江南北，但從全局來看，争奪安慶乃是戰局的重點所在。
安慶争奪戰持續了一年之久，成為直接關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場大決戰。
一、雙方戰略意圖與部署 江南大營崩潰後，清王朝将鎮壓太平天國的希望進一步寄托在曾國藩及其湘軍身上。
早在1860年春，湘軍即在鄂軍配合下大舉入皖，推進到宿松、太湖、潛山、霍山一線。
太平軍進行二破江南大營作戰時，湘軍正積極準備繼續東犯，進圍安慶。
同年6月8日，當李秀成等率軍東征時，清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賞加兵部尚書銜，令其“即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甯國、廣（德）、建（平）一帶，徑赴蘇州，相機兜剿，以保全東南大局”①。
但曾國藩認為，要保江南，必須先控上遊，因而對于鹹豐帝的谕令，他總是強調兵力不敷而消極拖延。
曾國藩認定安慶為必争之地，“目前關系淮南之全局，将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②。
因此，令其弟曾國荃率湘軍近萬人相繼進紮安慶北面的集賢關，于城外開挖長壕二道，前壕用以圍城，後壕用以拒援。
但在鹹豐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國藩不得不将圍攻安慶的任務交給曾國荃，自率萬人（半數以上為“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開赴長江南岸，月底立大營于皖南祁門，擺出一副東進蘇常的架勢。
實際上，曾國藩心有成算，他把湘軍主力和戰将留在安慶周圍，自己進至江南，不過是為了應付清廷，并牽制南岸太平軍，以掩護北岸湘軍奪取安慶。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統歸其節制，随後，又接連催促他體察情形，進兵江浙。
曾國藩以“皖南安則浙江亦安”為由，拒不應命，其戰略意圖仍然是千方百計奪取安慶。
同年9月，湘、鄂軍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統多隆阿率鄂軍萬餘人進攻桐城，提督楊載福率湘軍水師破枞一陽一、攻池州，與圍困安慶的曾國荃部聲勢相聯。
在江南，道員張運蘭率湘軍四千由徽州（今歙縣）取道旌德進援甯國府；總兵鮑超部湘軍六千餘人攻泾縣；道員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餘人自湖南開抵祁門。
曾國藩則坐鎮祁門調度指揮。
對太平天國來說，安慶同樣是生死攸關的必争之地。
1853年2月，太平軍自武漢進軍金陵時，曾攻克安慶，旋即棄守。
同年5月，太平軍自天京西征，于6月10日再占安慶，即設西征軍大本營于此。
從那時起，安慶就成為僅次于天京的政治、軍事中心。
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後，安慶就成了天京上遊唯一的重要屏障。
安慶一旦有失，湘軍便可直窺天京，嚴重威脅太平天國統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1860年5月天京會議确定的戰略方針，“一俟下路既得”，即應“沿長江上缺湖北。
由于安慶已為湘軍所困，救援安慶便成了太平軍的當務之急。
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當局決定再次采用“圍魏救趙”之計，即按原定方針進軍湖北，以期安慶不救自救。
根據這一目标确定的進軍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進：陳玉成率軍從長江北岸西進，經皖北入鄂東；李秀成率軍從長江南岸西進，經皖南、江西進入鄂東南；楊輔清、黃文金率軍沿長江南岸趨贛北；李世賢率軍經徽州入贛東；劉官芳率軍攻祁門曾國藩大營。
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陳玉成兩路取大鉗形攻勢，預定次年春會師武漢，占領湘、鄂軍的後方基地，以調動圍攻安慶之敵；後三路主要是牽制皖南和江西湘軍，并伺機殲敵。
每路兵力少者數萬，多者十餘萬。
① 二、“五路救皖”計劃的落空（參見附圖七） （一）陳、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廢 1.陳玉成部的作戰行動 陳玉成是救援安慶的積極倡議者。
他于9月30日率軍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領皖北定遠之爐橋，14日西圍壽州（今壽縣），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
20日從壽州撤圍南走，一方面加強進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進攻舒城，但均未奏效。
11月26日，陳玉成聯合撚軍龔得樹、孫葵心等部（共約十餘萬人），進至桐城西南的挂車河一帶，紮營四十餘座，試圖直接救援安慶。
12月5日，陳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軍萬餘人的進攻，稍有損失。
以後，連續數日閉壘不戰。
12月10日，多隆阿部與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續宜所部湘軍近萬人（屯于新安渡）向陳玉成部聯合發起進攻，南北夾擊。
正酣戰間，都司雷正绾率領的步隊七營、副都統溫德勒克西率領的馬隊，“均由後路抄出”。
“諸路并進，槍箭齊施，……圍殺三時之久”。
②陳玉成部遭敵圍攻，傷亡數千人（孫葵心也傷重身亡），損失慘重，不得不北走廬江，進行休整。
1861年1月初，陳玉成又派兵一部進攻枞一陽
按照1860年5月天京軍事會議作出的決定，太平軍東取蘇常，是為“合取湖北”準備條件；而“合取湖北”，實際上又是為了保衛以安慶為主的安徽根據地（最終是為了保衛天京）。
所以，從1860年9月以後，盡避戰場很寬，烽煙遍及大江南北，但從全局來看，争奪安慶乃是戰局的重點所在。
安慶争奪戰持續了一年之久，成為直接關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場大決戰。
一、雙方戰略意圖與部署 江南大營崩潰後，清王朝将鎮壓太平天國的希望進一步寄托在曾國藩及其湘軍身上。
早在1860年春，湘軍即在鄂軍配合下大舉入皖，推進到宿松、太湖、潛山、霍山一線。
太平軍進行二破江南大營作戰時，湘軍正積極準備繼續東犯，進圍安慶。
同年6月8日，當李秀成等率軍東征時，清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賞加兵部
但曾國藩認為，要保江南，必須先控上遊，因而對于鹹豐帝的谕令，他總是強調兵力不敷而消極拖延。
曾國藩認定安慶為必争之地，“目前關系淮南之全局，将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②。
因此，令其弟曾國荃率湘軍近萬人相繼進紮安慶北面的集賢關，于城外開挖長壕二道，前壕用以圍城，後壕用以拒援。
但在鹹豐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國藩不得不将圍攻安慶的任務交給曾國荃，自率萬人（半數以上為“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開赴長江南岸，月底立大營于皖南祁門，擺出一副東進蘇常的架勢。
實際上，曾國藩心有成算，他把湘軍主力和戰将留在安慶周圍，自己進至江南，不過是為了應付清廷，并牽制南岸太平軍，以掩護北岸湘軍奪取安慶。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統歸其節制，随後，又接連催促他體察情形，進兵江浙。
曾國藩以“皖南安則浙江亦安”為由，拒不應命，其戰略意圖仍然是千方百計奪取安慶。
同年9月，湘、鄂軍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統多隆阿率鄂軍萬餘人進攻桐城，提督楊載福率湘軍水師破枞一陽一、攻池州，與圍困安慶的曾國荃部聲勢相聯。
在江南，道員張運蘭率湘軍四千由徽州（今歙縣）取道旌德進援甯國府；總兵鮑超部湘軍六千餘人攻泾縣；道員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餘人自湖南開抵祁門。
曾國藩則坐鎮祁門調度指揮。
對太平天國來說，安慶同樣是生死攸關的必争之地。
1853年2月，太平軍自武漢進軍金陵時，曾攻克安慶，旋即棄守。
同年5月，太平軍自天京西征，于6月10日再占安慶，即設西征軍大本營于此。
從那時起，安慶就成為僅次于天京的政治、軍事中心。
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後，安慶就成了天京上遊唯一的重要屏障。
安慶一旦有失，湘軍便可直窺天京，嚴重威脅太平天國統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1860年5月天京會議确定的戰略方針，“一俟下路既得”，即應“沿長江上缺湖北。
由于安慶已為湘軍所困，救援安慶便成了太平軍的當務之急。
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當局決定再次采用“圍魏救趙”之計，即按原定方針進軍湖北，以期安慶不救自救。
根據這一目标确定的進軍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進：陳玉成率軍從長江北岸西進，經皖北入鄂東；李秀成率軍從長江南岸西進，經皖南、江西進入鄂東南；楊輔清、黃文金率軍沿長江南岸趨贛北；李世賢率軍經徽州入贛東；劉官芳率軍攻祁門曾國藩大營。
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陳玉成兩路取大鉗形攻勢，預定次年春會師武漢，占領湘、鄂軍的後方基地，以調動圍攻安慶之敵；後三路主要是牽制皖南和江西湘軍，并伺機殲敵。
每路兵力少者數萬，多者十餘萬。
① 二、“五路救皖”計劃的落空（參見附圖七） （一）陳、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廢 1.陳玉成部的作戰行動 陳玉成是救援安慶的積極倡議者。
他于9月30日率軍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領皖北定遠之爐橋，14日西圍壽州（今壽縣），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
20日從壽州撤圍南走，一方面加強進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進攻舒城，但均未奏效。
11月26日，陳玉成聯合撚軍龔得樹、孫葵心等部（共約十餘萬人），進至桐城西南的挂車河一帶，紮營四十餘座，試圖直接救援安慶。
12月5日，陳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軍萬餘人的進攻，稍有損失。
以後，連續數日閉壘不戰。
12月10日，多隆阿部與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續宜所部湘軍近萬人（屯于新安渡）向陳玉成部聯合發起進攻，南北夾擊。
正酣戰間，都司雷正绾率領的步隊七營、副都統溫德勒克西率領的馬隊，“均由後路抄出”。
“諸路并進，槍箭齊施，……圍殺三時之久”。
②陳玉成部遭敵圍攻，傷亡數千人（孫葵心也傷重身亡），損失慘重，不得不北走廬江，進行休整。
1861年1月初，陳玉成又派兵一部進攻枞一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