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農業起源于何地？

源中心” （《考古》1984年第5期）。

    對此全面論證而又較令人信服的應首推林華東先生的《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東傳日本》一文，林氏指出華南說、雲貴高原說和黃河下遊說，大多缺乏考古學證據，尤其黃河下遊說和雲貴高原說證據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張的黃河下遊說，單靠文字訓诂與強解典籍。

    缺乏作物學、生态學支持，難為學術界接受。

    雲貴高原說雖占有“天時”、“地利”，然其緻命之處是缺乏“人為”因素。

    須知道原始人從普通野生稻馴化成栽培稻，是一種文化現象，它不但要有萌發栽培植物的心理欲一望，而且還須具備較先進發達的文化土壤：《呂氏春秋。

    審時篇》所雲：“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便是這個道理。

    雲南、貴州地處崇山峻嶺的高原地帶，人煙稀少，原始文化發展遲緩，因之，作為稻作農業起源地可以排除；華南地區“天時”、“地利”優勢顯著，然史前稻谷遺存發現很少，年代也不早。

    究其因，或許同兩廣地區采集食物來源充裕，因而缺乏萌生栽培作物的欲一望有關。

     相比之下，長江中、下遊地區不但具有“天時”、“地利”，同時還擁有“人為”條件，而考古出上的衆多早期稻谷遺存及定居聚落遺址，更可為長江中、下遊是中國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

    （見林華東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不過，學術界也有主張栽培稻的起源應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岡彥一博上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國水稻研究所叢刊之四》1985年）。

    裴安平先生也認為“在中國，與其将長江流域當作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

    即使認為這些區域就是某種意義的中心，那麼在中國也不止一個或二個，而是更多。

    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曆”（《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朱月琴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