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陽是否作過秦都？

都說明栎一陽一經濟繁榮之程度，亦栎一陽一為秦都的必然結果。

    秦德、宣、成三代利用雍城處于汧渭之會的地理優勢，奠定了秦興起的基礎。

    穆公“開地千裡，遂霸西戎”，其時，都雍城的利弊均顯示了出來。

    春秋晚期，秦國勢力衰落。

    秦獻公充分認識到囿于關中西部國危而地失的危機，即位第二年“城栎一陽一”，實行秦國力量的戰略東移。

    秦孝公在招賢文告裡說：“獻公即位，鎮撫邊境，遷治栎一陽一，因欲東伐，複缪公之政令”，準确地反映了獻、孝兩代上層領導集一團一遷都栎一陽一的戰略主張，“鎮撫邊境”，以保衛秦國固有領土；部署東伐，收複失地，重新與三晉以黃河為界：“任用出奇計強秦者”，推進改革。

    秦孝公是有遠見卓識的言者，也是腳踏實地的行者。

    将“城栎一陽一”與秦要實現的上述戰略目标聯結在一起，足以證明栎一陽一的地位與一般軍事城塞絕然不同。

    “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邑猶俋，聚會之稱也。

    ”（《釋名》）司馬遷“獻（孝）公徙栎邑”、獻公“徙治栎一陽一”，證明栎一陽一為秦都是确定無疑的事實；秦自雍遷都鹹一陽一亦然。

    這似說明，秦國采用兩都之制。

    秦文公始實行兩都制。

    秦靈公“居泾一陽一，亦以雍城、泾一陽一為兩都”。

    秦獻、孝都栎一陽一，遷治鹹一陽一時不說自栎一陽一而說自雍城遷都之，原因也在于采栎一陽一、雍城兩都之制。

    古人另一判斷都城的标準：“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

    ”雍有“秦宗廟先君之主”，故亦稱都；栎一陽一無素宗廟先君之主雖“國君所居”，仍稱“栎邑”，但稱“邑”并不排斥其作為都城的地位和屬一性一，早在周平王東遷前，鎬京為宗周，洛邑為成周，開兩都之制之先河。

    況且周行兩都制在秦之先，秦仿宗主國實行兩都制也是可能的。

     上述兩種結論，針鋒相對，孰是孰非，還有待公論。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