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廂記》雜劇的作者是誰？

薄》和《太和正音譜》的說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認為，關漢卿也是作過《西廂記》的，不過不是雜劇，而可能是小令（《樂府群珠》卷四中，就有關漢卿作的總題為《崔張十六事》的《普天樂》小令十六支），這就是後人誤傳關漢卿作或續作《西廂記》雜劇的由來。

    從60年代初開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

    例如，陳中凡既否定王實甫獨作說，也不贊成“王作關續”說。

    他認為，《西廂記》确實原屬王實甫的創作，但那不是多本連演的雜劇。

    元雜劇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獨唱到底，而現存的《西廂記》卻打破了這些限制，在王實甫生活的元代前期還不具備這種條件。

    再則，《西廂記》與公認為王實甫所創作的《麗春堂》等劇相比，思想内容和藝術成就都有極大的差異。

     因而可以推知現存的《西廂記》是在元曲創作陣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戲影響後，由元代後期曲家改編而成的。

    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調完全打破了前四本遵用北曲聯套的習慣，唱法也不盡相同，自一由運用聲腔尤見進步，證明第五本尤為晚出。

    不久前，又有人從《西廂記》全劇情節發展的時間上的疏漏，結局與主題的不同等方面，論證了第五本非王實甫所作，認為《西廂記》，在第四本“驚夢”之後便告結束，不僅符合我國傳統戲曲的結構特點，而且改變了當時戲曲作品以大一團一圓來結尾的通病，否定了夫榮妻貴、衣錦榮歸的封建正統觀念，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極其高明，而第五本的結局，隻有在元末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由于重新開放科舉仕進之階而有了一些變化之後才可能産生。

    同時，從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最早有關《西廂記》記載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還是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隻摘引了《西廂記》前四本，而沒有任何第五本的資料，因此推斷“王西廂”的原本應是四本，金聖歎将第五本定為“續書”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謝海一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