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祈求代死、納冊金縢之匮是否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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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周公深知此點，所以納冊于匮，隻能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求鬼問蔔，裝神作怪，也許還是虔誠的表現，納冊于匮也許正是符合禮儀的行為。
因此，周公究竟是誠心代死，還是玩一弄把戲，也還是無法最後斷定的。
（三）關于“我之弗辟”與“周公居東二年”的訓釋及《鸱鸮》的作者問題。
這點也關系到金縢之事的真僞。
周公聽到管、蔡流言後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于是“居東二年”，對此向有不同的解釋。
一是将“辟”釋為“行法”（如王肅《＜尚書＞注》、《僞古文尚書》孔傳），或釋為“君位”、“掌握政權”，将“居東”釋為“東征”。
此種訓釋的問題在于似與全篇旨意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因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權，進行東征，能對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歸，隻能作《鸱鸮》以明志，待天變促成成王的親迎呢？ 二是把“辟”釋為“避”，“居東”釋為“避居東都”，這種訓釋雖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與某些語句難以吻合。
因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後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東”釋為“東征”，也是難以講通的。
當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誅而是指另外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許是能講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魯周公世家》時，将“我之弗辟”句改為“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這裡對“辟”字的訓釋同二，而句意卻同一。
《鸱鸮》是否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懷疑的。
該詩為“豳風”中的一篇。
《詩序》承襲《尚書》之說，曰：“《鸱鸮》，入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鸱鸮》焉。
”但近代有人認為此說并無确證，不足為憑。
總之，金縢之事或有或無，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僞，直至目前尚難作出明确的結論。
（于聯凱）
周公深知此點，所以納冊于匮，隻能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求鬼問蔔，裝神作怪，也許還是虔誠的表現，納冊于匮也許正是符合禮儀的行為。
因此，周公究竟是誠心代死，還是玩一弄把戲，也還是無法最後斷定的。
（三）關于“我之弗辟”與“周公居東二年”的訓釋及《鸱鸮》的作者問題。
這點也關系到金縢之事的真僞。
周公聽到管、蔡流言後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于是“居東二年”，對此向有不同的解釋。
一是将“辟”釋為“行法”（如王肅《＜尚書＞注》、《僞古文尚書》孔傳），或釋為“君位”、“掌握政權”，将“居東”釋為“東征”。
此種訓釋的問題在于似與全篇旨意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因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權，進行東征，能對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歸，隻能作《鸱鸮》以明志，待天變促成成王的親迎呢？ 二是把“辟”釋為“避”，“居東”釋為“避居東都”，這種訓釋雖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與某些語句難以吻合。
因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後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東”釋為“東征”，也是難以講通的。
當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誅而是指另外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許是能講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魯周公世家》時，将“我之弗辟”句改為“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這裡對“辟”字的訓釋同二，而句意卻同一。
《鸱鸮》是否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懷疑的。
該詩為“豳風”中的一篇。
《詩序》承襲《尚書》之說，曰：“《鸱鸮》，入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鸱鸮》焉。
”但近代有人認為此說并無确證，不足為憑。
總之，金縢之事或有或無，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僞，直至目前尚難作出明确的結論。
（于聯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