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否改過遺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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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遺诏的說法是難于成立的。
因為，據《上谕内閣》等正史記載，康熙遺诏是用滿文寫的，并用滿語宣讀的，故将“十”字改為“于”字是行不通的；即使是用的漢字“十”，也無法加一道，成為“于”字，因為那時的“于”字寫法是“於”；而且，清朝皇帝的兒子，一定稱為皇子，第幾個兒子，則稱為“皇某子”，這是規矩，違錯不得。
假若真将“十”字改“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語法不通。
馮爾康先生指出，康熙遺诏是“皇位傳十四子胤祯”篡改後為“皇位傳于四子胤禛”的說法亦難成立，因為改“祯”字為“禛”字，改“十”字為“于”字說，與隻改“十”為“于”說一樣，都不符合清朝稱皇太子為“皇某子”的規矩。
倘若加一個“皇”字，則雍正将“皇位傳皇十四子胤祯”改為“皇位傳皇于四子胤禛”，語法仍不通（《曆史檔案》1981年第4期）。
所以說，雍正改遺诏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則認為，康熙朝的《實錄》記載康熙傳位之事雖詳，但那是雍正在位時篡修的，所說自然對雍正有利。
而且，現存的檔案都是經過雍正篡改或銷毀的，沒有留下其改遺诏的任何明顯證據。
若我們完全迷信這些資料，就如同法庭上隻聽一面之詞，難免失之偏頗；但《大義覺迷錄》等書的記載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敵之口，究竟有幾分可信？亦值得懷疑。
不過，戴逸先生認為，民間所傳改“十”字為“于”字等雖不可能，但并不排斥雍正的“矯诏篡立”。
因為，官書記載的康熙臨終立遺诏傳位雍正的說法，的确有明顯破綻。
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遺诏之事，在“八人受谕”以後一個時辰，雍正到了暢春園，在10個小時之内三次晉見康熙，這時康熙尚能說話，“告以病勢日增之故”，卻一字未及遺诏一事，于理不通。
所謂“八人受谕”是雍正捏造出來的現場，用以證明自己繼承的合法一性一。
其二，隆科多的獲罪。
隆科多是這一曆史疑案的關鍵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場，雍正絞盡腦汁最後将其置之于死地。
其三，趙昌被殺，趙昌是康熙晚年的貼身侍衛，常傳達康熙的使命，雍正殺他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矯诏篡 立“的内幕。
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遺诏而登極的。
（《簡明清史》第二冊）有關雍正改遺诏這一曆史疑案，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其真相和細節尚難以得知。
（潘銀良）
因為，據《上谕内閣》等正
假若真将“十”字改“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語法不通。
馮爾康先生指出，康熙遺诏是“皇位傳十四子胤祯”篡改後為“皇位傳于四子胤禛”的說法亦難成立，因為改“祯”字為“禛”字，改“十”字為“于”字說，與隻改“十”為“于”說一樣，都不符合清朝稱皇太子為“皇某子”的規矩。
倘若加一個“皇”字，則雍正将“皇位傳皇十四子胤祯”改為“皇位傳皇于四子胤禛”，語法仍不通（《曆史檔案》1981年第4期）。
所以說，雍正改遺诏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則認為，康熙朝的《實錄》記載康熙傳位之事雖詳，但那是雍正在位時篡修的，所說自然對雍正有利。
而且，現存的檔案都是經過雍正篡改或銷毀的，沒有留下其改遺诏的任何明顯證據。
若我們完全迷信這些資料，就如同法庭上隻聽一面之詞，難免失之偏頗；但《大義覺迷錄》等書的記載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敵之口，究竟有幾分可信？亦值得懷疑。
不過，戴逸先生認為，民間所傳改“十”字為“于”字等雖不可能，但并不排斥雍正的“矯诏篡立”。
因為，官書記載的康熙臨終立遺诏傳位雍正的說法，的确有明顯破綻。
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遺诏之事，在“八人受谕”以後一個時辰，雍正到了暢春園，在10個小時之内三次晉見康熙，這時康熙尚能說話，“告以病勢日增之故”，卻一字未及遺诏一事，于理不通。
所謂“八人受谕”是雍正捏造出來的現場，用以證明自己繼承的合法一性一。
其二，隆科多的獲罪。
隆科多是這一曆史疑案的關鍵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場，雍正絞盡腦汁最後将其置之于死地。
其三，趙昌被殺，趙昌是康熙晚年的貼身侍衛，常傳達康熙的使命，雍正殺他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矯诏篡 立“的内幕。
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遺诏而登極的。
（《簡明清史》第二冊）有關雍正改遺诏這一曆史疑案，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其真相和細節尚難以得知。
（潘銀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