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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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增援和加強。

    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個導緻和平談判開始的壓倒的勝利。

    由于令人難以置信的目光短淺,俄國人把他們的經過倉促整修的波羅的海艦隊派往日本;這支艦隊沿着歐洲和非洲的整個西海岸往下航行,繞過好望角,然後穿過印度洋,向北沿東亞海岸駛向日本——航行的距離相當于地球圓周的三分之二以上。

    1905年5月27日,俄國艦隊終于到達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

    它立刻遭到在數量和實力上均占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攻擊。

    實際上,短短幾小時内,所有俄國艦船就被擊沉或捕獲,而日本人僅僅失去幾艘驅逐艦。

     由于這一毀滅,特别是由于戰争在國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經開始,俄國人準備讨論和平。

    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談判,因為盡避他們赢得了勝利,但他們的貧乏的資源已因戰争負擔而被濫用。

    1905年9月5日,樸次茅斯和約被簽訂;根據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最高的政治利益、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在滿洲的所有優惠減讓或獨家特許權,并将薩哈林島南部割給日本、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與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擋了俄國在遠東的擴張。

    直到40年後,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時,俄國才能夠恢複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失去的領土。

    不過,俄國在1905年僅被迫放棄了數平方哩的邊緣地區。

    它仍然象今天那樣,是一個巨大的亞洲強國,擁有包括西伯利亞的廣闊區域和中亞的沙漠地帶的領土。

    因此,在所有歐洲強國中,隻有俄國如今擁有一條穿過亞洲中心——從黃海邊的朝鮮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邊界。

    在歐洲強國中,隻有俄國如今在亞洲之内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強國那樣,僅留有如澳門和香港之類的帝國殘餘物。

    對我們自己的時代來說,這就是從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脈到日、俄兩國在滿洲平原上交戰這三個世紀中俄國陸上擴張的意義。

     四、第一次俄國革命和結果1905-1914年 當日俄戰争在遠東打響時,革命正在戰線後面的俄國内部傳播開來。

    革命的根源可以在農民、城市工人和中産階級的長期的不滿中找到。

    這種不滿由于與日本的戰争而更趨嚴重,因為與日本的戰争一開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連串失敗後愈來愈如此。

    最後,發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謂的"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提一供了使第一次俄國革命爆發的火星。

     在那個重大的星期日,由數千人組成的一大群人平靜地朝聖彼得堡的冬宮行進,這是一次獨特的示威,實際上是一支宗教隊伍,以教士喬治·加邦神父為首,後面跟随帶着聖像、唱着俄國贊美詩、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和兒童。

    他們的情願包括恭敬地請求實現諸如代議制議會、免費教育、八小時工作日、漲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之類的改革。

    如果當時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請願、答應予以仔細的考慮,那麼人群本來很可能會平靜地散去。

    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衛軍向聚集的群衆開槍。

    75至1,000人被槍殺,200至2,000人受傷。

    傷亡數字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因為某些目擊者僅報告了星期日的傷亡人數,而一騷一亂在首都又繼續了兩天。

     無緣無故的大屠一殺在全國激起猛烈的反應。

    向來一愛一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發是很有代表一性一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飲演講中宣稱: 親一愛一的親兄弟們,帝國士兵的槍彈已毀掉了我們對沙皇的信任。

    讓我們向他和他的整個家族報仇。

    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國土地上的所有剝削者報仇。

    去吧,去劫掠帝國宮殿!所有殺死我們無辜的妻子和兒女的士兵和軍官、所有的暴君、俄國人民的所有的壓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詛咒懲罰你們。

     流血星期日無可挽救地打碎了這麼許多俄國人曆來所珍一愛一的沙皇的仁慈的"小案親"的形象。

    整個帝國的公民轉而反對沙皇政權,使1905年俄國大革命突然發生。

    這一初步的大動亂在帝國政一府能夠再宣稱自己的權力以前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間,是革命一浪一潮興起的階段。

    所有的階級和勢力都起來反對獨一裁政一府:諸從屬民族要求自治,農民搶劫莊園主的住宅、奪取地産,城市工人組織地方議會即蘇維埃進行革命活動,各地的大學生走出教室,黑海艦隊的水兵發動兵變、奪取他們的艦船。

    世界目睹了整個民族舉行罷工的非凡景象。

    沙皇除了屈服外别無選擇,因此,他頒布了著名的。

    十月宣言,(10月30日)。

    這個宣言讀起來象是政一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狀。

    它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一由,而且還準許俄國有一部憲法和一個民選的國民議會即杜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階段中,起義繼續處于高一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一團一結。

    主要由中産階級分子組成的溫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會民一主一黨一人和社會革命一黨一人在内的激進派要求制憲議會而不是沙皇的大臣來制訂新憲法。

    為了達到目的,激進派試圖通過組織更多的罷工和一騷一動來延長革命。

    然而這時,政一府已強大起來。

    能夠進行回擊。

    1905年9月5日與日本的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使許多軍隊能夠被派回國内去恢複秩序,而從巴黎和倫敦得到的4億美元的适時的貸款大大地加強了搖搖欲墜的沙皇政一府。

    因而,它能夠撲滅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進行的危險的工人起義。

    其時,溫和派因長期的暴力行為而和激進派疏遠,正轉移到政一府一邊。

    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一浪一潮的高一峰已經過去。

     從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階段,是沙皇政權得到鞏固的階段。

    政一府軍隊追捕緝拿激進派成員和反抗的農民,在有些情況下,還燒毀整個的村莊。

    5月6日,政一府頒布了所謂的《基本法》;按照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為專制君主,對行政部門、軍隊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

    民選的杜馬可以與上議院一起分享立法權。

    而它的預算權則受到嚴密限制。

    杜馬于5月10日開會,拒絕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評政一府。

    随即出現了一個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馬。

    杜馬的不受束縛的成員以牙還牙,号召國民拒絕納稅,然而,響應是微弱的。

    事實上,到這時,革命的潮流已經衰退,第一次俄國革命已走完其應走的曆程。

     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給俄國的曆史進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俄國這時有了一個立憲政體,盡避杜馬是柔一弱的。

    1907年2月,第二屆杜馬經選舉産生,但結果證明它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更敢于挑戰。

    于是,政一府大幅度地減少選舉權,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變得令人滿意地保守和屈從。

    不過,專制主義的沙皇獨一裁政治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頒布而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杜馬愈來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直到随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到來而被掃除為止。

     1905年的種種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們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作出了貢獻。

    關于沙皇的"小案親"的觀念已永遠一去不複返了,政治氣候也受到相應的影響.蘇維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證明了它們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的價值。

    誠然,1906年以後,一種平靜似乎降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短暫的平靜。

    例如,舉行罷工的工人人數從1905年的100萬人下降到1908年的9萬人,進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

    但是,到1912年,罷工人數又上升到100萬人,并在以後兩年中保持在這一水平上。

    然後,所有的沖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突然停止。

    但是,由于在前線所遭到的災難一性一的失敗,新的暴風雲聚集起來,沙皇政權進入了它再也未能擺脫的一個新的動亂時期。

    因此,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結論 19世紀的俄國呈現了這樣一個不發達國家的悲慘景象:它試圖使自己現代化,但僅獲得不充分的成果,産生破壞一性一的影響。

    現代化的偉大倡導者是1892至1903年的财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

    他曾在1900年8月給沙皇的一份報告中,告誡沙皇注意迅速工業化的需要,他當時所說的話與25年後斯大林說的話驚人地相似: 國際競争并不等待我們。

    如果我們不采取有力的、決定一性一的措施以便使我們的工業能在以後數十年間滿足俄國以及處于我們的影響之下——或者應該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的亞洲國家的需要,那麼,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外國工業就會突破我們的關稅壁壘,在我們的祖國和以上提到的亞洲國家中立足,并深深地紮根于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經濟上的落後也可能導緻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後。

     維特不顧一切地試圖實現他所想望的工業化。

    他采用金本位制,給予某些工業以津貼,給外國資本家以特許權,在國外募集大量貸款,并設立很高的保護關稅。

    俄國工業在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進展,但整個國家與西方相比仍明顯地、令人痛苦地落後。

    1897年1月的統計數字揭示了人們所熟悉的所有不發達的症狀——文盲率高、嬰兒死亡率高、按人口計算的公路和鐵路的哩數很低、農業生産率和工業生産率也同樣地低。

     俄國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正在進一步落後于西方各國。

    例如,它的經濟增長率盡避在20世紀初突然上升,但仍趕不上德國的經濟增長率。

    俄國愈是試圖迎頭趕上,便愈是落後。

    同樣使人驚恐的是,俄國社會多數成員從根本上反對維特的工業化綱領。

    不僅心懷不滿的工人是如此,農民和土地貴族也是如此,因為農民承擔了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而土地貴族生來就希望保持其傳統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資本家,無論他們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

     因而,維特成為沙皇的一個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職。

    他的免職使沙皇俄國的緻命的困境顯得更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業化的西方的物質成就,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偏一愛一本國的農民傳統。

    關于這一矛盾的結果,有位高級官員在1914年2月準備的、關于與德國的戰争的含意的一份備忘錄中作了描述。

    他強調了俄國工業的"未發達的狀況"、國家"對于外國工業的過于巨大的依賴"、"技術的落後"和"戰略鐵路網的不充分"。

    他下結論說,戰争将象在1905年那樣帶來失敗,而失敗又将通過被喚醒的群衆而帶來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識分子反對一黨一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權威,将無力阻擋由他們自己喚一起的民衆的潮流,俄國将被抛入無法預見其結局的沒有希望的混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