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下）
關燈
小
中
大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法國革命在世界曆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
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并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
法國革命不僅标志着資産階級的勝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蟄伏着的民衆的充分覺醒。
雖然中産階級的自一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号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
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裡。
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麼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侖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
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緻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頓狀态的國家。
正是這種停頓狀态，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産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一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
1789年，法國政一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裡費爾；其價值大緻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
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緻。
例如，它僅相當于大不列颠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
然而，法國由于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
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于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
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
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萬。
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萬農民、約40O萬城市商人和工匠。
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
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并享有政一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
盡避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
後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
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産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
由于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産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資産階級并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
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
然而，資産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
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
簡言之，資産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
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一性一質就是如上所述。
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
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産階級革命開始于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于1787年。
然後，它通過資産階級階段和群衆一性一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侖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複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丢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
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
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
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于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于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複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産征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
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于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變革。
由于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
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緻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一浪一潮的掀起；這一一浪一潮将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确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産階級革命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并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
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一性一的。
第三等級占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
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
中産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面占優勢。
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并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
他們還擁有政一府極度需要的現金，并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平民們通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赢得他們的第一個勝利。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因為隻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于三居一的少數地位。
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于多數。
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一性一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後，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
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并為一。
國王的讓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轉變。
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後一黨一"——瑪麗娅·安東内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
可表明國王的真正意圖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
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幾個一團一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
國王正準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謠言傳播開來了。
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國王這樣做。
國王有刺刀，而平民隻有口舌和決心。
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
民衆作了決定一性一的幹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群衆一性一階段的革命。
民衆革命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衆并非街頭賤民。
實際上，他們是小資産階級，由店主和作坊老闆組成。
他們傳播消息、組織示威遊行，而他們的不識字的雇工和職員則追随他們的領導。
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職以後爆發的。
下層民衆湧上街頭，要求較廉價的面包，并擡着身披喪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遊行。
7月14日，他們攻破并拆毀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獄。
這一事件本身并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
它裡面關着7名入獄者，其中，兩人是一精一神病患者，四人為弄虛作假者，第七個是個變一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監護和支付其費用。
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壓迫的象征，此時這一象征被摧毀了。
為什麼"巴土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标志着民衆登上了曆史舞台。
他們的幹預挽救了資産階級，從此以後，後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下層民衆提一供"一次革命"。
這樣的時刻在後來的歲月裡有過許多次，如資産階級為争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後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鬥争時就是如此。
民衆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
農民在其長期存在的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激動人心的消息的激勵下。
拿起了武器。
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籬笆，奪取土地，燒毀莊園主的住宅。
面臨這種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隻得屈服于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
在1789個著名的"八月的日子"裡，通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征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
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的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這份宣言闡明了關于自一由、财産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一"就人們的權利而論，人人生而自一由、平等，且始終如此……國家實質上是所有主權的來源……法律是公衆的意志的表達……自一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損害别人的事情的權力中……"最後一個條款表明，資産階級并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财産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顯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規定的損失賠償是公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應當被剝奪這種權利。
"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
用一位法國曆史學家的話來說，
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并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
法國革命不僅标志着資産階級的勝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蟄伏着的民衆的充分覺醒。
雖然中産階級的自一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号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
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裡。
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麼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侖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
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緻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頓狀态的國家。
正是這種停頓狀态，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産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一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
1789年，法國政一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裡費爾；其價值大緻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
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緻。
例如，它僅相當于大不列颠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
然而，法國由于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
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于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
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
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萬。
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萬農民、約40O萬城市商人和工匠。
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
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并享有政一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
盡避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
後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
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産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
由于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産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資産階級并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
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
然而，資産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
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
簡言之，資産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
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一性一質就是如上所述。
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
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産階級革命開始于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于1787年。
然後，它通過資産階級階段和群衆一性一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侖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複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丢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
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
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
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于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于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複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産征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
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于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變革。
由于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
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緻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一浪一潮的掀起；這一一浪一潮将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确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産階級革命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并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
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一性一的。
第三等級占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
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
中産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面占優勢。
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并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
他們還擁有政一府極度需要的現金，并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平民們通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赢得他們的第一個勝利。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因為隻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于三居一的少數地位。
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于多數。
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一性一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後，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
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并為一。
國王的讓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轉變。
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後一黨一"——瑪麗娅·安東内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
可表明國王的真正意圖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
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幾個一團一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
國王正準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謠言傳播開來了。
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國王這樣做。
國王有刺刀，而平民隻有口舌和決心。
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
民衆作了決定一性一的幹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群衆一性一階段的革命。
民衆革命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衆并非街頭賤民。
實際上，他們是小資産階級，由店主和作坊老闆組成。
他們傳播消息、組織示威遊行，而他們的不識字的雇工和職員則追随他們的領導。
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職以後爆發的。
下層民衆湧上街頭，要求較廉價的面包，并擡着身披喪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遊行。
7月14日，他們攻破并拆毀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獄。
這一事件本身并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
它裡面關着7名入獄者，其中，兩人是一精一神病患者，四人為弄虛作假者，第七個是個變一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監護和支付其費用。
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壓迫的象征，此時這一象征被摧毀了。
為什麼"巴土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标志着民衆登上了曆史舞台。
他們的幹預挽救了資産階級，從此以後，後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下層民衆提一供"一次革命"。
這樣的時刻在後來的歲月裡有過許多次，如資産階級為争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後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鬥争時就是如此。
民衆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
農民在其長期存在的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激動人心的消息的激勵下。
拿起了武器。
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籬笆，奪取土地，燒毀莊園主的住宅。
面臨這種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隻得屈服于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
在1789個著名的"八月的日子"裡，通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征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
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的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這份宣言闡明了關于自一由、财産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一"就人們的權利而論，人人生而自一由、平等，且始終如此……國家實質上是所有主權的來源……法律是公衆的意志的表達……自一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損害别人的事情的權力中……"最後一個條款表明，資産階級并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财産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顯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規定的損失賠償是公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應當被剝奪這種權利。
"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
用一位法國曆史學家的話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