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工業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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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最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一府來進行。
如此，投入剩餘資本的需要促進了新帝國主義。
工業革命還引起對供給機器用的原料的需要。
這些原料——黃麻、橡膠、石油和各種金屬——的大部分來自世界"未開化的"地區。
在多數情況下，要充分地生産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資本支出。
這種投資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通常導緻政治控制的強加。
新帝國主義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經濟一性一的；它也并不僅僅與工業革命有關。
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
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馬耳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
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
再一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世紀中特别活躍。
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一待，甚至被殺死。
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起見，也許樂于容忍這樣的危險，以為是可接受的，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
因此，政一府知道，可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幹涉的借口。
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鬥争和适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導緻種族優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
傑出的帝國創立者塞西爾·羅得斯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
他說："我堅持認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種族；在這世界上，我們居住的地方愈多，對人類就愈有利。
如果有上帝的話，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國人的地圖上，盡可能多地繪上紅色。
" 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後結果，是導緻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無法與之相比的。
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425萬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哩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5O萬平方哩土地和1300萬人口。
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哩土地和850萬居民。
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産生一種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勢：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區統治了其餘地區。
工業化的歐洲強國不僅完全地擁有這些巨大的殖民地。
而且還控制了那些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被實際共容的、經濟和軍事上軟弱的地區。
中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就是例證；它們名義上都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卻經常遭到掠奪、蒙受恥辱、受到強國以直接和間接的種種方式進行的控制。
拉丁美洲也是各強國的經濟附屬物，隻是在這一地區，歐洲的軍事行動因門羅主義而遭受挫折。
不過，門羅主義并不妨礙美國海軍陸戰隊為"恢複法律和秩序"而一再進行的武裝幹涉。
大俄羅斯帝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的經濟控制，但其時，沙皇政權的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足以阻止外來的經濟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的控制不僅擴展到其遼闊的帝國，也伸展到同樣廣闊的附屬地區。
事實上，投入附屬國的歐洲資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
這些投資通過各種手段和政治、經濟壓力——如：訓練當地軍隊的軍事代表一團一、監督并通常控制當地财政的金融代表一團一、給居住這些地區或在這些地區經商的歐洲人以專門特權的治外法權以及與治外法權有關的種種安排——而得到保護。
如果必要的話，還始終有美洲的海軍陸戰隊或東半球的炮艦作為最後的一種手段。
有關諸強國與各種殖民地和附屬地之間的關系的詳細情況，将在後面幾章中加以考察。
這裡的目的僅在于描述這些關系的一般格局。
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歐洲少數國家以及俄國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
這一發展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今天，在别世紀中葉，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就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新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後期的大擴張應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如果将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國族或民族對其他類似的集一團一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麼，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
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和近東，并統治那些地區達數世紀之久。
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别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世紀後期的歐洲擴張就它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雖然羅馬通過掠奪、通過收集主要以糧食為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并不特别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
殖民地繼續以與過去相同的方式生産幾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
将這種帝國主義與後來侵擾并改造整塊整塊大一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象将一把鏟子與一台蒸汽挖掘機相比。
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
貢物僅僅歸于某一統治集一團一而不歸于另一統治集一團一。
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生徹底的變他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的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的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
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太複雜、太擴張主義了，不能說是與殖民地的一種簡單的貢物關系。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毫不遲疑地進行掠奪和征收貢物。
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
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後，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
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餘資本和制造品獲得原料來源和市場。
例如，英國曾用船把大量組織品和資本運到印度，資本主要是用于鋪築鐵路。
到1890年，印度已鋪築了約1700O哩鐵路，大緻與英國的鐵路網相等。
但是，從1890至1911年，印度的鐵路網大約增加一倍，達33000哩，而在這同一時期中，英國的鐵路僅增加了300哩多一點。
應該指出，鐵路和其他大項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設施是用英國資本換來的。
換句話說，印度并不是必須待到它積聚起足夠的資本時才發展其經濟和增加其出口商品。
因而，在這早期階段，印度的經濟發展因與英國的聯系而得到促進。
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經濟不僅受到促進，也得到重建，并在後一階段中歸于無效。
英國的紡織品非常便宜，這時能通過鐵路網而分配到全國，從而，象在早一個世紀時使英國工匠破産那樣，無情地使土著工匠破産。
不過，這兩種形勢之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同之處。
英國工匠到城市中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的工廠裡去做工，印度工匠卻由于他們的城市裡沒有出現工廠而無處可去。
英國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相競争的工業結構。
他們喜歡印度的經濟補充他們自己的經濟，而不喜歡印度的經濟與他們自己的經濟競争。
因而，印度供一應原料給英國，作為回報，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設項目所需的資本。
這是一種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響了印度人民。
他們以往曆來是通過農業和手工業謀生。
而這時，工匠須削價與競争者搶生意，沒有可替換的生活來源。
農民也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卷入為英國工廠生産黃麻和其他商品的過程中。
這意味着他們不再僅僅供養他們自己和附近城鎮的人們。
這時，他們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受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支配。
歐洲還通過傳入醫學科學和種種衛生措施而從根本上影響了印度，因為醫學和衛生措施導緻人口急劇增低這種情況早先在歐洲也發生過，但是，歐洲有數百萬人進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卻做不到這些。
因此，最後結果是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受阻。
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對殖民和附屬地的影響的一性一質。
印度已用作這種影響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其他地區，一般格局是相同的，隻是自然地帶有一些地方的變化。
這一格局應當記住，因為它說明了為什麼今日的世界被劃分成發達世界和不發達世界，為什麼這兩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驚人的差異，為什麼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在獲得政治獨立之後，其首要目标是成為發達世界——盡可能迅速地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
對新帝國主義的回顧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新帝國主義對于世界，甚至對于諸從屬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災難。
按照曆史的觀點，新帝國主義無疑将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是歐洲人的一大進步一樣。
實際上，新帝國主義的曆史作用在于将工業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國家即工業資本主義能以世界一性一的規模起作用。
這導緻了對世界物力人力資源的遠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
無疑，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達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緻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産率無法估量地提高了。
事實上，世界工業生産在1860至189O年間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間增加了七倍。
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00萬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0O萬英鎊、1900年的404500萬英鎊和1913年的784000萬英鎊。
對于蛋糕的體積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沒有不同的意見。
更确切地說，争論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切開的問題上。
諸殖民地民族已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于他們應得的份額。
他們所得到的總的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的日漸上升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
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将他們的産品總共賣得8670萬英鎊。
這筆錢中，他們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錢給轉移到國外。
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裡生活、工作的歐洲人。
3670萬英鎊中，隻有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裡幹活的非洲人。
然而，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鎊。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理解，諸殖民地民族對增長了的生産率或外國公司付給的工資，印象并不很深。
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自己的可憐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與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較時。
他們對于讓自己擔任幹苦活者的角色這一點也很不滿；甚至在有着工業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地區，也是如此。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着一個相似之處。
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
但是，又有一個基本差别：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對自己民族的皇帝，而甯可說，反對外國統治者。
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一由主義、民一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
我們接着将考察這些主義，它們構成了歐洲的政治革命。
了解這一革命對世界曆史來說，和了解工業革命一樣，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我們将看到的，這世界不僅受西方的棉織品、鐵路和銀行的影響，而且還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響。
如此，投入剩餘資本的需要促進了新帝國主義。
工業革命還引起對供給機器用的原料的需要。
這些原料——黃麻、橡膠、石油和各種金屬——的大部分來自世界"未開化的"地區。
在多數情況下，要充分地生産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資本支出。
這種投資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通常導緻政治控制的強加。
新帝國主義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經濟一性一的；它也并不僅僅與工業革命有關。
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
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馬耳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
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
再一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世紀中特别活躍。
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一待，甚至被殺死。
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起見，也許樂于容忍這樣的危險，以為是可接受的，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
因此，政一府知道，可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幹涉的借口。
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鬥争和适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導緻種族優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
傑出的帝國創立者塞西爾·羅得斯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
他說："我堅持認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種族；在這世界上，我們居住的地方愈多，對人類就愈有利。
如果有上帝的話，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國人的地圖上，盡可能多地繪上紅色。
" 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後結果，是導緻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無法與之相比的。
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425萬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哩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5O萬平方哩土地和1300萬人口。
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哩土地和850萬居民。
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産生一種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勢：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區統治了其餘地區。
工業化的歐洲強國不僅完全地擁有這些巨大的殖民地。
而且還控制了那些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被實際共容的、經濟和軍事上軟弱的地區。
中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就是例證；它們名義上都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卻經常遭到掠奪、蒙受恥辱、受到強國以直接和間接的種種方式進行的控制。
拉丁美洲也是各強國的經濟附屬物，隻是在這一地區，歐洲的軍事行動因門羅主義而遭受挫折。
不過，門羅主義并不妨礙美國海軍陸戰隊為"恢複法律和秩序"而一再進行的武裝幹涉。
大俄羅斯帝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的經濟控制，但其時，沙皇政權的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足以阻止外來的經濟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的控制不僅擴展到其遼闊的帝國，也伸展到同樣廣闊的附屬地區。
事實上，投入附屬國的歐洲資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
這些投資通過各種手段和政治、經濟壓力——如：訓練當地軍隊的軍事代表一團一、監督并通常控制當地财政的金融代表一團一、給居住這些地區或在這些地區經商的歐洲人以專門特權的治外法權以及與治外法權有關的種種安排——而得到保護。
如果必要的話，還始終有美洲的海軍陸戰隊或東半球的炮艦作為最後的一種手段。
有關諸強國與各種殖民地和附屬地之間的關系的詳細情況，将在後面幾章中加以考察。
這裡的目的僅在于描述這些關系的一般格局。
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歐洲少數國家以及俄國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
這一發展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今天，在别世紀中葉，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就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新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後期的大擴張應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如果将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國族或民族對其他類似的集一團一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麼，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
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和近東，并統治那些地區達數世紀之久。
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别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世紀後期的歐洲擴張就它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雖然羅馬通過掠奪、通過收集主要以糧食為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并不特别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
殖民地繼續以與過去相同的方式生産幾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
将這種帝國主義與後來侵擾并改造整塊整塊大一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象将一把鏟子與一台蒸汽挖掘機相比。
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
貢物僅僅歸于某一統治集一團一而不歸于另一統治集一團一。
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生徹底的變他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的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的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
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太複雜、太擴張主義了，不能說是與殖民地的一種簡單的貢物關系。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毫不遲疑地進行掠奪和征收貢物。
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
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後，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
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餘資本和制造品獲得原料來源和市場。
例如，英國曾用船把大量組織品和資本運到印度，資本主要是用于鋪築鐵路。
到1890年，印度已鋪築了約1700O哩鐵路，大緻與英國的鐵路網相等。
但是，從1890至1911年，印度的鐵路網大約增加一倍，達33000哩，而在這同一時期中，英國的鐵路僅增加了300哩多一點。
應該指出，鐵路和其他大項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設施是用英國資本換來的。
換句話說，印度并不是必須待到它積聚起足夠的資本時才發展其經濟和增加其出口商品。
因而，在這早期階段，印度的經濟發展因與英國的聯系而得到促進。
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經濟不僅受到促進，也得到重建，并在後一階段中歸于無效。
英國的紡織品非常便宜，這時能通過鐵路網而分配到全國，從而，象在早一個世紀時使英國工匠破産那樣，無情地使土著工匠破産。
不過，這兩種形勢之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同之處。
英國工匠到城市中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的工廠裡去做工，印度工匠卻由于他們的城市裡沒有出現工廠而無處可去。
英國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相競争的工業結構。
他們喜歡印度的經濟補充他們自己的經濟，而不喜歡印度的經濟與他們自己的經濟競争。
因而，印度供一應原料給英國，作為回報，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設項目所需的資本。
這是一種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響了印度人民。
他們以往曆來是通過農業和手工業謀生。
而這時，工匠須削價與競争者搶生意，沒有可替換的生活來源。
農民也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卷入為英國工廠生産黃麻和其他商品的過程中。
這意味着他們不再僅僅供養他們自己和附近城鎮的人們。
這時，他們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受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支配。
歐洲還通過傳入醫學科學和種種衛生措施而從根本上影響了印度，因為醫學和衛生措施導緻人口急劇增低這種情況早先在歐洲也發生過，但是，歐洲有數百萬人進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卻做不到這些。
因此，最後結果是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受阻。
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對殖民和附屬地的影響的一性一質。
印度已用作這種影響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其他地區，一般格局是相同的，隻是自然地帶有一些地方的變化。
這一格局應當記住，因為它說明了為什麼今日的世界被劃分成發達世界和不發達世界，為什麼這兩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驚人的差異，為什麼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在獲得政治獨立之後，其首要目标是成為發達世界——盡可能迅速地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
對新帝國主義的回顧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新帝國主義對于世界，甚至對于諸從屬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災難。
按照曆史的觀點，新帝國主義無疑将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是歐洲人的一大進步一樣。
實際上，新帝國主義的曆史作用在于将工業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國家即工業資本主義能以世界一性一的規模起作用。
這導緻了對世界物力人力資源的遠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
無疑，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達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緻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産率無法估量地提高了。
事實上，世界工業生産在1860至189O年間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間增加了七倍。
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00萬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0O萬英鎊、1900年的404500萬英鎊和1913年的784000萬英鎊。
對于蛋糕的體積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沒有不同的意見。
更确切地說，争論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切開的問題上。
諸殖民地民族已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于他們應得的份額。
他們所得到的總的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的日漸上升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
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将他們的産品總共賣得8670萬英鎊。
這筆錢中，他們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錢給轉移到國外。
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裡生活、工作的歐洲人。
3670萬英鎊中，隻有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裡幹活的非洲人。
然而，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鎊。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理解，諸殖民地民族對增長了的生産率或外國公司付給的工資，印象并不很深。
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自己的可憐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與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較時。
他們對于讓自己擔任幹苦活者的角色這一點也很不滿；甚至在有着工業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地區，也是如此。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着一個相似之處。
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
但是，又有一個基本差别：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對自己民族的皇帝，而甯可說，反對外國統治者。
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一由主義、民一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
我們接着将考察這些主義，它們構成了歐洲的政治革命。
了解這一革命對世界曆史來說，和了解工業革命一樣，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我們将看到的，這世界不僅受西方的棉織品、鐵路和銀行的影響，而且還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