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方擴張時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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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可樂果、奴隸，1300年後，還提一供了銅；作為回報，他們得到的是布匹、寶貝珠，尤其是鹽，鹽為整個蘇丹所急需。
與北非的交往從公元7世紀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個北非起，大大增加了。
以後，穆斯林還沿着非洲東海岸擴展其影響，他們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紀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現。
他們的殖民地統治了向南遠至桑給巴爾的沿海地區，而他們的影響則更遠地伸展到贊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從他們在非洲北海岸和東海岸的根據地，對整個非洲施加了深遠影響。
他們對駱駝的使用遠遠超過羅馬人，因而相應地擴大了橫穿撒哈拉沙漠的貿易。
同樣，在東海岸，他們向黑人内地換取象牙、黃金、奴隸，後來還換取鐵礦石。
鐵礦石由船運到印度南部，煉成鋼鐵，再裝船運至波斯和小亞細亞，制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
他們從外界進口、換取非洲商品的産品中，有中國、印度的布匹和中國瓷器；至今，在整個沿海地區仍可找到中國瓷的遺迹。
這些貿易交往導緻了穆斯林文化的滲透。
伊斯蘭教沿東海岸一直傳播到桑給巴爾，并斷斷續續地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它從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傳入蘇丹。
通常和一種新的宗教信仰的傳播情況一樣，伊斯蘭教首先為黑人統治階級所采納，然後滲入人民中間。
如此，黑人非洲一個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龐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14世紀阿拉伯大膽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将蘇丹也納入自己的旅行範圍，他曾東行遠抵中國。
蘇丹伊斯蘭教化所産生的影響遠遠超出宗教事務範圍。
這在生活外觀如姓名、服裝、家庭擺設、建築式樣和節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覺察出來。
此外，在随着與外界聯系的擴大而到來的農業進步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能覺察出來。
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稻和甘蔗。
有一篇記述博爾努王國的梅·伊德裡斯·阿洛馬（大約與英格蘭的伊麗莎白女王同時代）的文章還談到，"在寬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無上者）授予這位蘇丹貝的種種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槍手和許多擅長滑膛槍射擊的家奴。
" 伊斯蘭教還大大促進了蘇丹地區的文化生活。
随着《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活動傳播開來。
學者們能在蘇丹各種大學裡從事較高深的學習；這些大學中，以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聞名。
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建立起來的。
學者們習慣于逍遙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這些和另外一些大學中間巡遊，以便拜在某位大師門下受業。
穆斯林旅行家利奧（非洲的）于1513年訪問了廷巴克圖，發現學習氣象的興旺是由于得到了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的支持。
他寫道："這裡'廷巴克圖'聚集着極為衆多的醫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學者，他們由國王慷慨地供養。
這裡還有自柏柏裡'北非'運來的各種手稿和書籍，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賣錢。
" 伊斯蘭教的采納也提高了蘇丹諸王國的政治内聚力。
王國統治者們曆來能要求對自己效忠的，隻是他們的嫡系親屬群體或氏族以及被承認為是同一偉大的原始祖先的後裔的旁支親屬群體。
但是，當王國擴大為龐大帝國時，這種親屬關系顯然不足以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
帝國愈擴大，皇帝似乎愈不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
皇帝無法将地方首領視作忠實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後者往往率領自己的人民起來反抗帝國統治。
這一制度問題由于伊斯蘭教幫助加強了帝國政一府而得到解決。
穆斯林學校和學院培養出一批有學問的人，他們能組織起一個有效的帝國官僚機構。
這些人不受親屬關系聯盟的支融他們的切身利益與帝國當局相聯系，因而，當局通常能指望他們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服務。
農業和冶金業的進步、經濟生産率的相應增長、地區間貿易的繁榮和伊斯蘭教的促進作用相給合，說明了從8世紀起非洲國家的建立過程。
毫不奇怪，最複雜的政治結構出現在蘇丹；那裡，長途貿易非常興盛，伊斯蘭教影響最為強烈。
因此，蘇丹地區崛起了三大帝國：加納帝國（700－1200年、馬裡帝國（1200－1500年）和桑海帝國（1350-1600年）。
桑海帝國從大西洋到内地，幾乎伸展了1500哩；在這片廣闊的疆域裡，對許多不同的臣民實行法律和同一行政體系的統治。
桑海傑出的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1493-1528年）是當時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寬容和勤奮好學方面更是勝過他們中的許多人。
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亞描繪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幫助上帝的仆人擺脫盲目崇奔、拯救國家于毀滅的救星；是信徒的保護人，樂善好施，遍撒歡樂和禮物。
" 應該強調一下，與人們往往設想的相反，伊斯蘭教不是促成這些帝國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
實際上，加納帝國的創立遠遠先于伊斯蘭教影響，伊斯蘭教直到11世紀才影響到蘇丹地區。
而且，伊斯蘭教世界對非洲不僅起了建設一性一作用，也起了破壞一性一作用。
蘇丹諸帝國的崩潰在某種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過撒哈拉沙漠、進行毀滅一性一入侵的結果。
這些肆意擄損的遠征軍大批殺死當地居民，毀壞繁盛的農業區，破壞生利的貿易格局。
确實，在這方面，非洲曆史與歐洲曆史之間有驚人的相似處。
中世紀後期，西歐能領先于東歐，是因為後者遭到了東方的連續入侵，而前者自10世紀以後便不再受到侵略。
同樣，蘇丹諸帝國一度擁有可與同時代的歐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卻遠遠落後了原因在于，遭到了來自北方的侵略。
這些侵略相當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對東歐的入侵，而且事實上，就其後果而言，更具毀滅一性一。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發展水平因地區而殊為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一陸被顯著地分隔成小塊。
自然障礙阻擋了諸大草原、雨林區和沙漠間的交往和遷移，所以，一緻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大體上，一地區的進步之大小，取決于它以往與歐亞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
因此，政治單位既有僅承認地方酋長的單獨的村社，又有蘇丹的大帝國。
經濟上的變動範圍同樣很大：從仍處于食物采集階段的布須曼-霍屯督-俾格米人到曆世紀利奧（非洲的）在廷巴克圖所見到的下述複雜情景： 奇怪的是，這裡每天可見到有那麼多的商品為人們所購買，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貴。
從歐洲以每匹10個達卡銀币購進的馬，在這裡又以每匹40個、有時是5O個達卡銀币的價格賣出。
當然，沒有任何歐洲布匹，歐洲布匹每伊爾在這裡賣不到4個達卡銀币；如果是優良的布匹，他們肯以每伊爾15個達卡銀币的價格購買：一伊爾深紅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這裡值30個達卡銀币……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鹽是最昂貴的。
葡萄牙先驅者首先與高度發展的西非諸民族建立了聯系。
他們這樣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使貿易交往有利可圖。
由于種植香蕉和薯蓣，不僅西非蘇丹地區，還有南面即幾内亞的森林區，也經濟生氣勃勃、非常活躍。
繁盛的農業供養了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興隆的貿易。
有位荷蘭商人在1602年訪問今尼日利亞境内的貝甯，對這座城市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進城時，是走在一條路面未經鋪設的大馬路上，馬路很寬，看去比瓦爾克魯克寬七、八倍……；估計除邊緣外，馬路長一哩（系荷蘭的哩，約等于英國的四哩）。
在我騎馬所入的城門口，我見到一座很高的堡壘，其土牆很厚，周圍有一條又深又寬的溝渠。
……城門外，是一大片郊區。
當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條大馬路上時，可見到它兩側還有許多大馬路，也是筆直向前的。
……城裡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齊，一幢緊挨一幢，間距均等，就象荷蘭的住房一樣。
…裡面的房間呈方形，其屋頂中間沒有閉合，雨、風和光線可以由此而入。
居民就在那裡休息、用餐；但是，他們還有一些别的地方作廚房和其他房間。
…… 國王的宮廷非常大，内有許多方正的大廣場，四周長廊環繞，總有人在那裡守衛着。
。
…國王似乎有許多士兵，還有不少名門貴族，貴族來宮廷時都騎馬。
……城裡可見到衆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蓣和棕榈酒，他們說這些東西是為國王準備的，還有許多人在搬運馬吃的草料；所有這一切都運送到宮廷中去。
…… 凡此種種意味着，這個正在同葡萄牙人做買賣的民族有着很複雜的背景，能夠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
對西非人來說，伴随葡萄牙人而來的貿易交往僅就其規模而言是新的。
商業活動本身并非一種陌生東西；那時以前，他們長期地同遠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樣的地區保持着貿易聯系。
因此，西非人對葡萄牙人前來所作的反應在方式上截然不同于當時美洲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所作的反應。
誠然，森林區居民以往與阿拉伯人無直接交往，對白皮膚的歐洲人、對其火器的巨大響聲、對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來的事實（沿海諸民族對這一事實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驚訝。
然而，實情仍然是，葡萄牙人來到非洲後，并沒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樣，引起混亂和崩解。
因此，非洲人按自己決定的條件與歐洲人做交易。
好幾個世紀裡。
沿海酋長們一直拒絕讓歐洲人穿入内地，他們希望能保持自己作為歐洲買主和内地生産者之間的中間人這一有利可圖的位置。
1793年，一位英國官員寫道，非洲仍是一塊未知的大一陸，這"與其說是因為伴随穿入内地而來的危險或困難，不如說是因為海岸居民對允許白人通過他們的國家頗存猜忌"。
他把這種猜忌歸因于中間人的害怕，害怕"他們與歐洲通商的好處會減少并轉移到鄰人那裡；或者，内地王國會獲得歐洲人的武器"，成為危險的對手。
美洲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在抵抗歐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這種差别，亞當·斯密早認識到了，他在1776年寫道： 盡避歐洲人在非洲沿海和東印度群島擁有許多重要的居留地，他們在這些地區還是未能象在美洲大一陸及其島嶼上那樣，建立如此衆多、繁榮的殖民地。
非洲以及東印度群島這一總的名稱下所包含的幾個地區，由諸野蠻民族居住着。
與北非的交往從公元7世紀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個北非起，大大增加了。
以後，穆斯林還沿着非洲東海岸擴展其影響，他們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紀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現。
他們的殖民地統治了向南遠至桑給巴爾的沿海地區，而他們的影響則更遠地伸展到贊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從他們在非洲北海岸和東海岸的根據地，對整個非洲施加了深遠影響。
他們對駱駝的使用遠遠超過羅馬人，因而相應地擴大了橫穿撒哈拉沙漠的貿易。
同樣，在東海岸，他們向黑人内地換取象牙、黃金、奴隸，後來還換取鐵礦石。
鐵礦石由船運到印度南部，煉成鋼鐵，再裝船運至波斯和小亞細亞，制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
他們從外界進口、換取非洲商品的産品中，有中國、印度的布匹和中國瓷器；至今，在整個沿海地區仍可找到中國瓷的遺迹。
這些貿易交往導緻了穆斯林文化的滲透。
伊斯蘭教沿東海岸一直傳播到桑給巴爾，并斷斷續續地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它從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傳入蘇丹。
通常和一種新的宗教信仰的傳播情況一樣，伊斯蘭教首先為黑人統治階級所采納，然後滲入人民中間。
如此，黑人非洲一個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龐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14世紀阿拉伯大膽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将蘇丹也納入自己的旅行範圍，他曾東行遠抵中國。
蘇丹伊斯蘭教化所産生的影響遠遠超出宗教事務範圍。
這在生活外觀如姓名、服裝、家庭擺設、建築式樣和節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覺察出來。
此外，在随着與外界聯系的擴大而到來的農業進步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能覺察出來。
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稻和甘蔗。
有一篇記述博爾努王國的梅·伊德裡斯·阿洛馬（大約與英格蘭的伊麗莎白女王同時代）的文章還談到，"在寬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無上者）授予這位蘇丹貝的種種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槍手和許多擅長滑膛槍射擊的家奴。
" 伊斯蘭教還大大促進了蘇丹地區的文化生活。
随着《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活動傳播開來。
學者們能在蘇丹各種大學裡從事較高深的學習；這些大學中，以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聞名。
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建立起來的。
學者們習慣于逍遙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這些和另外一些大學中間巡遊，以便拜在某位大師門下受業。
穆斯林旅行家利奧（非洲的）于1513年訪問了廷巴克圖，發現學習氣象的興旺是由于得到了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的支持。
他寫道："這裡'廷巴克圖'聚集着極為衆多的醫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學者，他們由國王慷慨地供養。
這裡還有自柏柏裡'北非'運來的各種手稿和書籍，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賣錢。
" 伊斯蘭教的采納也提高了蘇丹諸王國的政治内聚力。
王國統治者們曆來能要求對自己效忠的，隻是他們的嫡系親屬群體或氏族以及被承認為是同一偉大的原始祖先的後裔的旁支親屬群體。
但是，當王國擴大為龐大帝國時，這種親屬關系顯然不足以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
帝國愈擴大，皇帝似乎愈不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
皇帝無法将地方首領視作忠實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後者往往率領自己的人民起來反抗帝國統治。
這一制度問題由于伊斯蘭教幫助加強了帝國政一府而得到解決。
穆斯林學校和學院培養出一批有學問的人，他們能組織起一個有效的帝國官僚機構。
這些人不受親屬關系聯盟的支融他們的切身利益與帝國當局相聯系，因而，當局通常能指望他們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服務。
農業和冶金業的進步、經濟生産率的相應增長、地區間貿易的繁榮和伊斯蘭教的促進作用相給合，說明了從8世紀起非洲國家的建立過程。
毫不奇怪，最複雜的政治結構出現在蘇丹；那裡，長途貿易非常興盛，伊斯蘭教影響最為強烈。
因此，蘇丹地區崛起了三大帝國：加納帝國（700－1200年、馬裡帝國（1200－1500年）和桑海帝國（1350-1600年）。
桑海帝國從大西洋到内地，幾乎伸展了1500哩；在這片廣闊的疆域裡，對許多不同的臣民實行法律和同一行政體系的統治。
桑海傑出的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1493-1528年）是當時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寬容和勤奮好學方面更是勝過他們中的許多人。
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亞描繪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幫助上帝的仆人擺脫盲目崇奔、拯救國家于毀滅的救星；是信徒的保護人，樂善好施，遍撒歡樂和禮物。
" 應該強調一下，與人們往往設想的相反，伊斯蘭教不是促成這些帝國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
實際上，加納帝國的創立遠遠先于伊斯蘭教影響，伊斯蘭教直到11世紀才影響到蘇丹地區。
而且，伊斯蘭教世界對非洲不僅起了建設一性一作用，也起了破壞一性一作用。
蘇丹諸帝國的崩潰在某種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過撒哈拉沙漠、進行毀滅一性一入侵的結果。
這些肆意擄損的遠征軍大批殺死當地居民，毀壞繁盛的農業區，破壞生利的貿易格局。
确實，在這方面，非洲曆史與歐洲曆史之間有驚人的相似處。
中世紀後期，西歐能領先于東歐，是因為後者遭到了東方的連續入侵，而前者自10世紀以後便不再受到侵略。
同樣，蘇丹諸帝國一度擁有可與同時代的歐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卻遠遠落後了原因在于，遭到了來自北方的侵略。
這些侵略相當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對東歐的入侵，而且事實上，就其後果而言，更具毀滅一性一。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發展水平因地區而殊為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一陸被顯著地分隔成小塊。
自然障礙阻擋了諸大草原、雨林區和沙漠間的交往和遷移，所以，一緻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大體上，一地區的進步之大小，取決于它以往與歐亞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
因此，政治單位既有僅承認地方酋長的單獨的村社，又有蘇丹的大帝國。
經濟上的變動範圍同樣很大：從仍處于食物采集階段的布須曼-霍屯督-俾格米人到曆世紀利奧（非洲的）在廷巴克圖所見到的下述複雜情景： 奇怪的是，這裡每天可見到有那麼多的商品為人們所購買，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貴。
從歐洲以每匹10個達卡銀币購進的馬，在這裡又以每匹40個、有時是5O個達卡銀币的價格賣出。
當然，沒有任何歐洲布匹，歐洲布匹每伊爾在這裡賣不到4個達卡銀币；如果是優良的布匹，他們肯以每伊爾15個達卡銀币的價格購買：一伊爾深紅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這裡值30個達卡銀币……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鹽是最昂貴的。
葡萄牙先驅者首先與高度發展的西非諸民族建立了聯系。
他們這樣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使貿易交往有利可圖。
由于種植香蕉和薯蓣，不僅西非蘇丹地區，還有南面即幾内亞的森林區，也經濟生氣勃勃、非常活躍。
繁盛的農業供養了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興隆的貿易。
有位荷蘭商人在1602年訪問今尼日利亞境内的貝甯，對這座城市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進城時，是走在一條路面未經鋪設的大馬路上，馬路很寬，看去比瓦爾克魯克寬七、八倍……；估計除邊緣外，馬路長一哩（系荷蘭的哩，約等于英國的四哩）。
在我騎馬所入的城門口，我見到一座很高的堡壘，其土牆很厚，周圍有一條又深又寬的溝渠。
……城門外，是一大片郊區。
當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條大馬路上時，可見到它兩側還有許多大馬路，也是筆直向前的。
……城裡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齊，一幢緊挨一幢，間距均等，就象荷蘭的住房一樣。
…裡面的房間呈方形，其屋頂中間沒有閉合，雨、風和光線可以由此而入。
居民就在那裡休息、用餐；但是，他們還有一些别的地方作廚房和其他房間。
…… 國王的宮廷非常大，内有許多方正的大廣場，四周長廊環繞，總有人在那裡守衛着。
。
…國王似乎有許多士兵，還有不少名門貴族，貴族來宮廷時都騎馬。
……城裡可見到衆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蓣和棕榈酒，他們說這些東西是為國王準備的，還有許多人在搬運馬吃的草料；所有這一切都運送到宮廷中去。
…… 凡此種種意味着，這個正在同葡萄牙人做買賣的民族有着很複雜的背景，能夠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
對西非人來說，伴随葡萄牙人而來的貿易交往僅就其規模而言是新的。
商業活動本身并非一種陌生東西；那時以前，他們長期地同遠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樣的地區保持着貿易聯系。
因此，西非人對葡萄牙人前來所作的反應在方式上截然不同于當時美洲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所作的反應。
誠然，森林區居民以往與阿拉伯人無直接交往，對白皮膚的歐洲人、對其火器的巨大響聲、對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來的事實（沿海諸民族對這一事實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驚訝。
然而，實情仍然是，葡萄牙人來到非洲後，并沒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樣，引起混亂和崩解。
因此，非洲人按自己決定的條件與歐洲人做交易。
好幾個世紀裡。
沿海酋長們一直拒絕讓歐洲人穿入内地，他們希望能保持自己作為歐洲買主和内地生産者之間的中間人這一有利可圖的位置。
1793年，一位英國官員寫道，非洲仍是一塊未知的大一陸，這"與其說是因為伴随穿入内地而來的危險或困難，不如說是因為海岸居民對允許白人通過他們的國家頗存猜忌"。
他把這種猜忌歸因于中間人的害怕，害怕"他們與歐洲通商的好處會減少并轉移到鄰人那裡；或者，内地王國會獲得歐洲人的武器"，成為危險的對手。
美洲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在抵抗歐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這種差别，亞當·斯密早認識到了，他在1776年寫道： 盡避歐洲人在非洲沿海和東印度群島擁有許多重要的居留地，他們在這些地區還是未能象在美洲大一陸及其島嶼上那樣，建立如此衆多、繁榮的殖民地。
非洲以及東印度群島這一總的名稱下所包含的幾個地區，由諸野蠻民族居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