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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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緻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系。
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一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甯，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一供了一種政治哲學。
他的創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
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治者為其臣民提一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沒有區分政治和倫理。
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該服從皇帝。
然而，皇帝又應當做慈父的楷模；這，隻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制度，才能做到。
孔子以前，中國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蔔和獻祭為中心，實質上，是沒有道德準則的；孔子的觀點代表了中國人思想上一個根本的新起點。
因此，他是中國文明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專注于道德價值的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
儒家學說取得了非凡成功。
一個原因，它在道德上為當局和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很受統治者和富人歡迎。
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則為現狀提一供了較純粹的世襲權力更牢固的基礎，從而，對改善政治和社會關系起了不斷的促進作用。
儒家學說取得成功，還因為它合乎時機。
它為中國和東亞大部分地區提一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準則，并作了合理說明。
結果，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裡，它一直充當中國文明的基礎。
到20世紀中葉，蔣介石總司令還竭力鼓吹恢複儒家道德标準，以支撐其反對共一産一黨一人的民族主義政權！ 中國文明始于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
以上這些因素也許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一性一所必不可少的。
中東的曆史有着明顯不同：亞曆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變化。
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
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車了根本變化。
中國曆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餅。
盡避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為外來皇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隻是擾亂而非改變中國。
中國有史以來一經曆到的，僅僅是局限于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二、皇朝的循環 19世紀，有位觀察力敏銳、名叫托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評論道："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一性一，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
"他這話系指，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曆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
這種周期一性一改朝換代的模一式，可以用緻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
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
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
但漸漸地，皇朝由于個别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堕一落和貴族集一團一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争而遭到削弱。
這種腐化堕一落和派别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
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着終究靠生産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
賦稅趨于增長，還因為對外戰争耗資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準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
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系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
因此，愈來愈陷入窮困的農民不得不承擔起日益加重的稅收負擔。
當農作物歉收和饑荒也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爆炸點降臨：反抗政一府稅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義爆發了。
這些局部的起義随着時間的推移，擴大為普通的暴動。
普遍的暴動、尤其是帝國軍隊本身到這一階段已淪于勉強維持的境地，轉而又招緻遊牧民入侵。
内部造反和外來侵略相給合。
通常預示着新循環的開始——舊皇朝瀕臨滅亡，新皇朝日漸來臨。
第一個皇朝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興起于黃河流域北部。
那時，中國人已學會織造絲帛，發明了他們獨特的文字系統，掌握了制作美觀的陶器和青銅器的技術，而且，已開始根據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優勢明确區分"中國人"和"蠻人"。
繼商之後的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雖曆時很久，卻未能建立穩固的中央政一府。
周的政治結構略相似于中世紀歐洲。
周有許多封國；它們無視周名義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戰不休。
不過，這種動亂不甯的政治局面緻使中國知識分子急急反省。
他們對人一性一和社會本質的思索，終至成為中國文明諸偉大的哲學體系和文學經典。
儒、道兩派學說就是此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與歐洲整個中世紀一樣長久的周的數百年，作為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時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後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盡避存在時間短暫，卻用一個組織得很嚴密的帝國結構取代了周的分封制；這種帝國結構一直持續到1912年最後一個皇朝被推翻時才告終。
它包括一個獨攬大權的皇帝、一個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機構、軍用馳道網和北方的長城；所有這些使中國受到了世界上最穩定、最持久的統治。
繼秦之後的漢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擴展中國疆域——西至中亞、北抵滿洲、南達印度支那——而著名。
這一漢帝國在範圍、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碼堪與當時的羅馬帝國相媲美。
那時，中國絲綢極受羅馬富有階級歡迎；出色的中國釉陶已聞名國外，被稱為"China"；中國的紙和印刷術開始慢慢傳向西方。
漢帝國同羅馬帝國一樣，由于内部的腐朽和來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潰。
但是，在西方，羅馬陷落引起的混亂和一騷一動長達數世紀，直到一個類型根本不同的社會出現時。
公元1000年的歐洲與羅馬時代的歐洲極其不同此時，各種入侵終于逐漸停止。
這新歐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羅馬的成分相互結合的産物，它擁有一個新宗教、若幹新的種族血統、新的口耳爾曼系語言和拉丁系語言，以及在帝國廢墟上興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國。
在中國，情況相反。
漢以後，經過一段時期的混亂，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後繼起；它們雖然有了某些變更和改進，并受到了某些外來影響——如自印度傳入的佛教的影響，但仍代表着傳統文明的繼續。
宋以後的元朝（1279-1368年）是獨特的，因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國人的皇朝。
那以前，遊牧民也時常入侵中國，但隻能偶爾控制個别地區。
而那時，一支蠻人的入侵隊伍卻首次成功地征服、統治了整個中國。
實際上，這些蒙古人當時已侵占了歐亞大部分地區，那時的中國僅是一個東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龐大帝國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蒙古統治者，人數上較之他們千百萬的中國臣民，少得可憐，而且，得不到中國貴族和農民的擁護。
他們以征服者身份進行統治，對中國的制度或者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沒作什麼讓步。
他們起用外國人參與行政管理，推崇趨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學說，并普遍地剝削國民。
因此，當他們的軍事力量衰落時，其政權也就為起來造反的農民和心懷不滿的士大夫所消滅。
中國驅逐蒙古人後，又受到另外兩個皇朝即中國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滿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統治。
滿人跟蒙古人一樣，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統治了中國，因為他們在維持對政一府機關的控制時，給中國士大夫以顯赫地位和參政機會。
他們尊重并利用中國的制度，但同時，又創設一套控制制度，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地位。
一方面，地方政一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另一方面，隻有極少數中國人實際上能在帝國最高統治機構中任職。
因而，由明到清的轉變比較容易。
盡避改朝換代時，不可避免地有起義和盜匪活動相伴随，但比較起同時代歐洲三十年戰争（1618－1648年）期間的殘殺和破壞，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從14世紀中葉到19世紀歐洲人開始真正侵入中國為止，這整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偉大時代之一；傳統的制度和習俗——農業經濟、儒家生活方式、選拔政一府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系。
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一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甯，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一供了一種政治哲學。
他的創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
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治者為其臣民提一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沒有區分政治和倫理。
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該服從皇帝。
然而，皇帝又應當做慈父的楷模；這，隻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制度，才能做到。
孔子以前，中國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蔔和獻祭為中心，實質上，是沒有道德準則的；孔子的觀點代表了中國人思想上一個根本的新起點。
因此，他是中國文明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專注于道德價值的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
儒家學說取得了非凡成功。
一個原因，它在道德上為當局和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很受統治者和富人歡迎。
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則為現狀提一供了較純粹的世襲權力更牢固的基礎，從而，對改善政治和社會關系起了不斷的促進作用。
儒家學說取得成功，還因為它合乎時機。
它為中國和東亞大部分地區提一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準則，并作了合理說明。
結果，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裡，它一直充當中國文明的基礎。
到20世紀中葉，蔣介石總司令還竭力鼓吹恢複儒家道德标準，以支撐其反對共一産一黨一人的民族主義政權！ 中國文明始于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
以上這些因素也許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一性一所必不可少的。
中東的曆史有着明顯不同：亞曆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變化。
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
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車了根本變化。
中國曆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餅。
盡避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為外來皇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隻是擾亂而非改變中國。
中國有史以來一經曆到的，僅僅是局限于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二、皇朝的循環 19世紀，有位觀察力敏銳、名叫托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評論道："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一性一，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
"他這話系指，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曆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
這種周期一性一改朝換代的模一式，可以用緻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
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
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
但漸漸地，皇朝由于個别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堕一落和貴族集一團一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争而遭到削弱。
這種腐化堕一落和派别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
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着終究靠生産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
賦稅趨于增長，還因為對外戰争耗資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準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
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系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
因此，愈來愈陷入窮困的農民不得不承擔起日益加重的稅收負擔。
當農作物歉收和饑荒也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爆炸點降臨：反抗政一府稅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義爆發了。
這些局部的起義随着時間的推移，擴大為普通的暴動。
普遍的暴動、尤其是帝國軍隊本身到這一階段已淪于勉強維持的境地，轉而又招緻遊牧民入侵。
内部造反和外來侵略相給合。
通常預示着新循環的開始——舊皇朝瀕臨滅亡，新皇朝日漸來臨。
第一個皇朝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興起于黃河流域北部。
那時，中國人已學會織造絲帛，發明了他們獨特的文字系統，掌握了制作美觀的陶器和青銅器的技術，而且，已開始根據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優勢明确區分"中國人"和"蠻人"。
繼商之後的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雖曆時很久，卻未能建立穩固的中央政一府。
周的政治結構略相似于中世紀歐洲。
周有許多封國；它們無視周名義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戰不休。
不過，這種動亂不甯的政治局面緻使中國知識分子急急反省。
他們對人一性一和社會本質的思索，終至成為中國文明諸偉大的哲學體系和文學經典。
儒、道兩派學說就是此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與歐洲整個中世紀一樣長久的周的數百年，作為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時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後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盡避存在時間短暫，卻用一個組織得很嚴密的帝國結構取代了周的分封制；這種帝國結構一直持續到1912年最後一個皇朝被推翻時才告終。
它包括一個獨攬大權的皇帝、一個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機構、軍用馳道網和北方的長城；所有這些使中國受到了世界上最穩定、最持久的統治。
繼秦之後的漢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擴展中國疆域——西至中亞、北抵滿洲、南達印度支那——而著名。
這一漢帝國在範圍、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碼堪與當時的羅馬帝國相媲美。
那時，中國絲綢極受羅馬富有階級歡迎；出色的中國釉陶已聞名國外，被稱為"China"；中國的紙和印刷術開始慢慢傳向西方。
漢帝國同羅馬帝國一樣，由于内部的腐朽和來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潰。
但是，在西方，羅馬陷落引起的混亂和一騷一動長達數世紀，直到一個類型根本不同的社會出現時。
公元1000年的歐洲與羅馬時代的歐洲極其不同此時，各種入侵終于逐漸停止。
這新歐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羅馬的成分相互結合的産物，它擁有一個新宗教、若幹新的種族血統、新的口耳爾曼系語言和拉丁系語言，以及在帝國廢墟上興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國。
在中國，情況相反。
漢以後，經過一段時期的混亂，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後繼起；它們雖然有了某些變更和改進，并受到了某些外來影響——如自印度傳入的佛教的影響，但仍代表着傳統文明的繼續。
宋以後的元朝（1279-1368年）是獨特的，因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國人的皇朝。
那以前，遊牧民也時常入侵中國，但隻能偶爾控制個别地區。
而那時，一支蠻人的入侵隊伍卻首次成功地征服、統治了整個中國。
實際上，這些蒙古人當時已侵占了歐亞大部分地區，那時的中國僅是一個東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龐大帝國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蒙古統治者，人數上較之他們千百萬的中國臣民，少得可憐，而且，得不到中國貴族和農民的擁護。
他們以征服者身份進行統治，對中國的制度或者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沒作什麼讓步。
他們起用外國人參與行政管理，推崇趨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學說，并普遍地剝削國民。
因此，當他們的軍事力量衰落時，其政權也就為起來造反的農民和心懷不滿的士大夫所消滅。
中國驅逐蒙古人後，又受到另外兩個皇朝即中國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滿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統治。
滿人跟蒙古人一樣，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統治了中國，因為他們在維持對政一府機關的控制時，給中國士大夫以顯赫地位和參政機會。
他們尊重并利用中國的制度，但同時，又創設一套控制制度，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地位。
一方面，地方政一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另一方面，隻有極少數中國人實際上能在帝國最高統治機構中任職。
因而，由明到清的轉變比較容易。
盡避改朝換代時，不可避免地有起義和盜匪活動相伴随，但比較起同時代歐洲三十年戰争（1618－1648年）期間的殘殺和破壞，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從14世紀中葉到19世紀歐洲人開始真正侵入中國為止，這整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偉大時代之一；傳統的制度和習俗——農業經濟、儒家生活方式、選拔政一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