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歐擴張時的穆斯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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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和官僚機構。

    這種種歧視手段自然引起廣大印度教徒的強烈反抗。

    戰争爆發了,并延續到固執的奧朗則布91歲去世時。

    奧朗則布把印度留在緊張、虛竭的狀态中,而他的後繼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夥,根本無能力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這個曾産生過傑出的巴布爾、阿克巴和同樣傑出然而誤入歧途的奧朗則布的王朝,此時又出現了"無頭腦者"巴哈都爾沙和"快活人"即"貪圖享樂者"穆罕默德沙。

    所以,18世紀,随着穆斯林反對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進犯以及歐洲人竊據沿海立足點,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這種王朝的腐敗對穆斯林世界來說,尤為嚴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權力集中于統治者本人之手。

    土耳其諺語道:"魚爛頭先臭。

    "不過,王朝的沒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國家遭摧毀的唯一因素。

    所有歐洲王室都有過昏聩無能、不負責任的統治者,但他們的國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對于穆斯杯世界的種種不幸,還有一個較根本的解釋:它缺乏歐洲的動力。

    它未經曆過前章所提到的、這些世紀中正在使歐洲社會發生徹底變革的種種影響深遠的變化。

     例如,在經濟領域,無論農業、工業、金融方法或商業組織,均末發生根本變化。

    如果17、18世紀中,有位旅行者進入穆斯林國家,那他一定會看到早500年時十字軍戰士已目睹的經濟慣例和經濟制度。

    事實上,17世紀末,有位英國人确訪問過君士坦丁堡;他對那裡的蕭條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動的描寫: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遠道而來的異鄉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布置房間用的家具,需要可供學習、消遣的書籍或地圖,需要紙、筆、墨水、餐具、鞋、帽子,總之,需要那些幾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麼,他将會發現,除了一些質量極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麼用場的物品外,幾乎啥也沒有。

    擺出來待售的少數商品;要麼是英國的、不适宜其他任何市場的出口貨,要麼更糟,是德意志和荷蘭仿效英國造的仿制品。

    ……假如哪位外國人丢逛集市,他能見到的隻不過是拖鞋、用爛皮革制的粗陋的長筒靴、粗劣的棉布、煙鬥、煙草、咖啡、餐館、藥材、花卉、舊手槍、短劍以及世上最差的制成品。

    ……如果從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歐洲最富裕、最繁榮的城市;如果細察其内部,它的慘狀和缺陷教人觸目驚心,隻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貧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結束自己的叙述時還下了這樣一句評語:"要是隸屬英明的政一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說不定會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國的财富。

    "這句話意味深長,因為經濟上的停滞不前與穆斯林帝國政一府的腐敗密切相關,是無可置疑的。

    正如巴斯比卡所說的,隻要統治者一精一悍、開明,專制帝國就能順利、有效地發揮作用。

    但是,如果中央政一府衰弱了,那麼,朝臣、官吏和軍官們就會勾緒起來,詐欺社會的生産階級,不管後者是農民、工匠或商人。

    他們的敲詐勒索無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營企業和對個人富有激發力的因素。

    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為肆意搜刮者的攻擊對象。

    因此,商人們都藏匿自己的财産,而不公開進行投資,以擴大自己的買賣。

    這一點已一再明确地為外國觀察者所證實。

    例如:17世紀中葉,法國醫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幾年,他寫道: 農民、工匠或商人受了傷害,卻找不到一個能傾聽自己訴苦的對象;象法國那種能制止殘忍的壓迫者"總督、封建主和稅吏"胡作非為的傑出的君主、議會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這裡是根本不存在的。

    ……也沒有什麼能鼓勵人們去從事商業。

    經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會過得更好,相反,隻會激起附近暴君的貪欲;暴君手執權一柄一。

    老在伺機攫取任何人辛勤勞動的果實。

    假如有誰得到财産……他的生活決不會過得比以前舒适,他也決不可擺出付生活優裕自在的樣子,相反,他須琢磨裝窮的辦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簡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終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飲食之樂。

    同時,他的金銀錢财還須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 農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暴君也許明天就會來,用貪婪的手奪去我所擁有并看重的一切,連能使我的悲慘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東西……也不留下,我幹嗎要為一個暴君賣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實,足以說明亞洲國家迅速衰落的原因。

    正是由于這種糟糕的政體,在印度斯坦,大多數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質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鎮,隻要不是已經毀滅和遭到遺棄的。

    都具有行将衰微的明顯标志。

     得出這些結論的,并不隻是外國觀察者。

    有位叫約翰·普裡戈斯的希臘商人,離開受土耳其人統治的祖國後,在阿姆斯特丹發了隊在那座城市裡,人們能夠平安、公平地做商業買賣;這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說過一番很能說明情況的抱怨的話: 但是、在土耳其人統治下,誰也無法生活。

    土耳其人不講秩序,也不講公道。

    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讓它增加10倍,結果,他們去劫掠其他人,讓其他人受窮,他們不明白,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财富。

    ……他們是完全不講公道的,而且,他們什麼都創造不了,隻會搞破壞。

    願上帝把他們毀了,使希臘能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能占上風,使政一府能象左歐洲那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不用擔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國衰微的又一症狀和原因是,穆斯林對西方有一種優越感:妄自以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

    當時,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或許能從邪教徒即異教徒那裡學到些什麼。

    他們這種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見,部分是源于伊斯蘭教在早先數世紀裡的驚人成就。

    伊斯蘭教已從沙漠灘上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教派成長為世界上是大的、發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1500年時便已達到這一境地。

    因此,凡是有關基督教歐洲的東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學者就看不起,示以輕蔑和傲慢。

    1756年,當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奧同盟(它标志着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成立時,還得到草率無禮的通知:奧斯曼帝國政一府"對一頭豬與另一頭豬的聯合"不感興趣。

    這種态度,在16世紀也許是可理解的;在18世紀,則是荒唐的、自取滅亡的。

     這種唯我獨尊的态度所帶來的最有破壞一性一的一個後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間,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學領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鐵幕。

    實際上,穆斯林學者對于帕拉切爾蘇斯在醫學方面、維薩裡和哈維在解剖學方面、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所作出的劃時代的成就一無所知。

    不但他們不了解這些科學進步,而且他們自己那時什麼也沒做,也不打算将來做些什麼。

     這種無知和唯我獨尊不能歸因于伊斯蘭教本身。

    據傳說,"去尋求知識吧,哪怕遠到中國"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說的。

    中世紀穆斯林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輝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将伊斯蘭教與思想發展的停滞相提并論。

    所以,穆斯林落後于西方的原因不該到伊斯蘭教的信條中去找,而應用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奄奄一息的狀況來解釋。

    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已沒落到它隻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儀式和熟記天賜教典的程度。

    這種狀況又影響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隻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為中心,而這種研究頗為膚淺,隻是以瑣細無意義的分析為主要方法。

     關于這一點,伯尼埃的觀察報告和繪論特别有價值。

    伯尼埃曾受業于法國著名科學家皮爾·伽桑狄,是位訓練有素的醫生;後來,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東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

    伯尼埃認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學之所以毫無成效,一方面是因為剝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為極其缺乏從事實驗一性一的、可檢驗的科學研究的觀念或願望。

    他寫道: 普遍、極度的無知是我所努力描繪的那種社會狀态的必然結果。

    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當地捐贈基金,難道就能創辦起專科學校和學院?我們上哪兒去找創辦人?或者,就開院校建立了,上哪兒去聘學者?其财力足以資助子女上學的人又在哪兒?或者,就算有這樣的人,誰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證據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這些異教徒"印度教徒"對于解剖學一竅不通,并不出人意外。

    他們從未切開過人或牲畜的軀體。

    我們家裡的那些人每當我剖開一頭活的山羊或綿羊,以便解釋……血液循環時,總要大為驚異,恐怖地逃走。

    ……不過,盡避他們也承認自己對這門學科一無所知,卻斷言,人一體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條,仿佛他們已仔細計算過一樣。

     關于地理學,他們同樣全然無知。

    他們認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塊美麗、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獨特聚居地組成,每塊聚居地都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圍繞;一個是牛一奶一海,另一個是糖海,第三個是黃油海,第四個是酒海,等等……最後,這整個世界靠許多大象用頭支撐,大象偶爾一動,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說明穆斯林帝國何以衰落的最後一個因素是,這三大穆斯林帝國都是陸上帝國。

    它們的締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兒人都是沒有航海傳統的民族,因此,他們的帝國都面向陸地、背朝大海。

    誠然,這些帝國确也包括了某些長期以來一直進行海上貿易的地區。

    奧斯曼帝國版圖内的埃及,作為南亞和歐洲之間交換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個貿易中心,在當時已有幾百年的曆史。

    莫卧兒帝國疆域内、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屢屢派遣船隊來抵東南亞、西達中東,在當時也已為時很久。

    埃及于1517年為土耳其人所征服,古吉拉特則于1572年為莫卧兒人所征服。

    這些新來的統治者對海外貿易極不感興趣,因此,當葡萄牙人開始奪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戰略位置時,他們未采取行動加以制止。

    土耳其人确曾派出幾支遠征隊順紅海而下,但是,這些遠征隊與他們派往波斯和中歐的陸上遠征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莫卧兒帝國的皇帝在葡萄牙私商奪取對印度洋商船航線的控制時,也未有效地幫助他們的古吉拉特邦臣民進行抵制。

     這種形勢的意義在于,歐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歐、亞之間大部分貿易的穆斯林的反對的情況下,成為世界商船航線的主人。

    其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對世界貿易的控制使歐洲人極大地富裕起來,進一步促進了他們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

    于是,一個惡一性一循環逐步形成:西歐因從事世界一性一貿易而愈來愈富裕、愈來愈擁有生産力和動力、愈來愈實行擴張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國則因很少參與新的世界經濟而仍處于靜止狀态,并愈來愈落到後面。

     後面論述儒家世界。

    那裡的情況盡避與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樣的一般一性一力量在起作用;較西方而言,同樣地處于衰落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