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隆武政權同魯監國的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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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朝尚書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缙紳開會，要求他們拿出錢來。
有的缙紳訴說家境貧困，難以應命。
鄭遵謙大罵道：“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尚欲擁厚赀安享耶？”命人拖出斬首，闊老們吓得膽戰心驚，隻好答應按額輸饷。
正在這時，他的父親鄭之尹從杭州回來，見形勢陡變，大吃一驚，跪在遵謙面前磕頭大哭道：“汝幸貸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勸說遵謙不要同清朝作對。
鄭遵謙毫不動搖，絕裾而去。
《南疆逸史》的作者溫睿臨在記述這件事時不勝感歎地寫道：“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
甯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筆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①這段話頗能說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數高官顯貴在天翻地覆的大變亂之際，最關切的是千方百計維護自己聚斂起來的巨額财富，國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繼紹興府之後，又發生了甯波府的反清運動。
甯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已納款于清貝勒博洛，博洛随即委任之葵為知府、聞語為同知。
鄞縣生員董志甯首先倡義反清，聚集諸生于學宮商議，其中著名的還有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一毛一聚奎，這就是某些史籍中說的“六狂生”。
董志甯等決定起兵時，曾遍谒在籍各鄉紳，均遭拒絕。
閏六月初十日，清知府朱之葵為清軍運糧至姚江，因道路不通返回鄞縣。
同日，孫嘉績派人來鄞縣約其門人林時對起兵響應。
林時對曾任明朝吏科都給事中，他在十一日和沈延嘉、葛世振、徐殿臣等商議後，認為原太仆寺卿謝三賓“饒于資，向監軍山左，曾身曆戎行，宜奉之為主”，四人一道前往懇求，誰知謝三賓堅持不允，曰：“勢如壓一卵一，若輩不畏死耶？”無論林時對等怎樣勸說，峻拒如故②。
林時對等于失望之餘，與董志甯等人商量決定推原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為盟主，十二日邀集衆鄉紳到城隍廟開會。
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聞語也來觀察動靜。
當時，除了策劃者以外，被邀而來的鄉紳們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聽說知府、同知莅臨，竟然降階迎接。
董志甯、林時對當機立斷，撕毀之葵、聞語的名刺，宣布擁戴錢肅樂起兵反清。
幾千名圍觀百姓歡聲雷動，當即擁簇着錢肅樂到巡按署中任事，隸屬于海防道的兩營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
朱之葵等見局面翻轉，向百姓哀告饒命，得以釋放。
甯波府城鄞縣自此複為明守。
當時，駐于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業已投降清朝，貝勒博洛命他繼續擔任原職①。
甯波府城反清後，謝三賓為了保住身家一性一命，派人攜帶親筆書信前往定海請王之仁出兵鎮壓，信中說：“潝潝訿訿，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
将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
某當以千金為壽。
”②錢肅樂也派倪懋熹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
兩位負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幾乎同時到達定海。
倪懋熹抵定海後，聽說頭天有位姓陳的秀才上書王之仁，斥責其降清，被王處斬，仍毅然入見。
一見面，王之仁說：“君此來，大有膽。
”倪說：“大将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指崇祯朝太監王之心）攀髯死國，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
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在大将軍，次之則滃洲黃将軍（指黃斌卿）、石浦張将軍（指張名振），左提右挈，須有盟主，大将軍之任也。
”王之仁連忙制止他說下去，叮囑道：“好為之，且勿洩”，讓兒子王鳴謙陪倪懋熹去東閣吃飯。
然後，又接見謝三賓的使者，給他一封回信，“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
謝三賓的使者見王之仁惠然肯來，以為不負主命，當即回鄞。
王之仁在謝三賓的使者離開後，對倪說：“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
”①十五日，王之仁果然統兵來到鄞縣，召集諸鄉老聚會于演武場。
謝三賓自謂得計，欣欣然赴會，以為錢肅樂、錢志甯等必定濺血于眼前。
不料，坐定之後，王之仁從靴子裡取出謝三賓的密信，當衆朗讀。
三賓大驚，不顧一切沖上去想奪回原信。
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謝三賓拿下，對錢肅樂說：“是當殺以祭纛否？”謝三賓“哀号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饷。
乃釋之”。
由于王之仁兵員較多，參與反正，甯波的反清局勢迅速穩定，對浙東其他府縣也具有很大影響。
總兵方國安是浙江人②，潞王降清時他率部衆一萬多名由杭州退至錢塘江東岸，和王之仁部構成反清武裝的主力。
這樣，浙東地區的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慈溪縣有沈宸荃、馮元骝起義，石浦參将張名振也帶兵來會合；慈谿知縣王玉藻、定海知縣朱懋華、奉化知縣顧之俊、鄞縣知縣袁州佐、象山知縣姜圻紛紛提一供糧饷、召募義兵。
浙東各地反清運動興起後，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和在籍官僚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商議，認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監國，而當時在浙江的明朝親、郡王隻有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沒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複明勢力擁立的惟一人選。
閏六月十八日，張國維等人奉箋迎朱以海出任監國；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勸迎。
朱以海到達紹興後，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①。
以分守台紹道公署為行在，立妃張氏為元妃，改明年為監國元年。
這意味着朱以海為首的監國政權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号②。
順便說一下，史籍中有“監國魯某年”和“魯監國某年”的不同用法，從現存魯監國頒發的印信來看，兩種紀年方法都曾使用過。
隆武政權是以當年七月改元，魯監國則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③。
魯監國政權成立後，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不久又起用舊輔臣方逢年入閣為首輔。
任命章正宸為吏部左侍郎署尚書事，陳函輝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餘煌為兵部尚書，張文郁為工部尚書，李之椿為都察院左都禦史①。
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起義有功，均加右佥都禦史銜督所部義師；進封大将方國安為鎮東侯，王之仁為武甯侯，鄭遵謙為義興伯②，而以大學士張國維為督師，統率各部兵馬。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後，浙東士大夫迫于清廷強制推行剃發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帶有很大的地區一性一特色。
參與擁立魯藩的官紳開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後立即處于進退兩難之勢。
就親疏而言，唐王和魯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在譜系上與崇祯帝相距甚遠；在擁立時間上，唐藩略早于魯藩，而且由監國稱帝；地域上，唐藩為首的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政權隻局促于浙東一隅之地。
閩、浙的紛争使南明業已呈現的劣勢進一步惡化了。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敵，輕信清廷給予“恩養”的空言；有的利用國無常主，妄圖黃袍加身，那怕過上一天皇帝瘾也好。
而相當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擁立定策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牆，勾心鬥角的鬧劇。
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為元帥，某為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一逼一迫成事者也。
其實自崇祯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
”又說：“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争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
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複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甯之日，中原尚有恢複之期也哉！”①這段文字是在永曆元年寫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殘餘勢力醉生夢死，熱衷于亂中竊權卻是概括了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
從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開交。
朱以海的出任監國，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
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東兖州。
其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難。
其弟朱以海也幾乎被清軍殺害，死裡逃生後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②；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弘光時寓居浙江台州。
朱以海親身經曆了國破家亡，颠沛流離的患難生活，培育了他對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時堅持了民族氣節，并且毫不猶豫地在強敵壓境之時毅然肩負起抗清的旗幟，甚至親臨前線犒師，這是難能可貴的。
但是，他畢竟是深養王宮之中的龍子龍孫，過慣了腐朽荒一婬一的貴族生活，既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
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詩描繪了朱以海監國時的狀況：“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
越王自一愛一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
”詩後原注：“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
有的缙紳訴說家境貧困，難以應命。
鄭遵謙大罵道：“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尚欲擁厚赀安享耶？”命人拖出斬首，闊老們吓得膽戰心驚，隻好答應按額輸饷。
正在這時，他的父親鄭之尹從杭州回來，見形勢陡變，大吃一驚，跪在遵謙面前磕頭大哭道：“汝幸貸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勸說遵謙不要同清朝作對。
鄭遵謙毫不動搖，絕裾而去。
《南疆逸史》的作者溫睿臨在記述這件事時不勝感歎地寫道：“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
甯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筆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①這段話頗能說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數高官顯貴在天翻地覆的大變亂之際，最關切的是千方百計維護自己聚斂起來的巨額财富，國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繼紹興府之後，又發生了甯波府的反清運動。
甯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已納款于清貝勒博洛，博洛随即委任之葵為知府、聞語為同知。
鄞縣生員董志甯首先倡義反清，聚集諸生于學宮商議，其中著名的還有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一毛一聚奎，這就是某些史籍中說的“六狂生”。
董志甯等決定起兵時，曾遍谒在籍各鄉紳，均遭拒絕。
閏六月初十日，清知府朱之葵為清軍運糧至姚江，因道路不通返回鄞縣。
同日，孫嘉績派人來鄞縣約其門人林時對起兵響應。
林時對曾任明朝吏科都給事中，他在十一日和沈延嘉、葛世振、徐殿臣等商議後，認為原太仆寺卿謝三賓“饒于資，向監軍山左，曾身曆戎行，宜奉之為主”，四人一道前往懇求，誰知謝三賓堅持不允，曰：“勢如壓一卵一，若輩不畏死耶？”無論林時對等怎樣勸說，峻拒如故②。
林時對等于失望之餘，與董志甯等人商量決定推原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為盟主，十二日邀集衆鄉紳到城隍廟開會。
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聞語也來觀察動靜。
當時，除了策劃者以外，被邀而來的鄉紳們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聽說知府、同知莅臨，竟然降階迎接。
董志甯、林時對當機立斷，撕毀之葵、聞語的名刺，宣布擁戴錢肅樂起兵反清。
幾千名圍觀百姓歡聲雷動，當即擁簇着錢肅樂到巡按署中任事，隸屬于海防道的兩營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
朱之葵等見局面翻轉，向百姓哀告饒命，得以釋放。
甯波府城鄞縣自此複為明守。
當時，駐于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業已投降清朝，貝勒博洛命他繼續擔任原職①。
甯波府城反清後，謝三賓為了保住身家一性一命，派人攜帶親筆書信前往定海請王之仁出兵鎮壓，信中說：“潝潝訿訿，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
将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
某當以千金為壽。
”②錢肅樂也派倪懋熹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
兩位負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幾乎同時到達定海。
倪懋熹抵定海後，聽說頭天有位姓陳的秀才上書王之仁，斥責其降清，被王處斬，仍毅然入見。
一見面，王之仁說：“君此來，大有膽。
”倪說：“大将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指崇祯朝太監王之心）攀髯死國，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
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在大将軍，次之則滃洲黃将軍（指黃斌卿）、石浦張将軍（指張名振），左提右挈，須有盟主，大将軍之任也。
”王之仁連忙制止他說下去，叮囑道：“好為之，且勿洩”，讓兒子王鳴謙陪倪懋熹去東閣吃飯。
然後，又接見謝三賓的使者，給他一封回信，“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
謝三賓的使者見王之仁惠然肯來，以為不負主命，當即回鄞。
王之仁在謝三賓的使者離開後，對倪說：“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
”①十五日，王之仁果然統兵來到鄞縣，召集諸鄉老聚會于演武場。
謝三賓自謂得計，欣欣然赴會，以為錢肅樂、錢志甯等必定濺血于眼前。
不料，坐定之後，王之仁從靴子裡取出謝三賓的密信，當衆朗讀。
三賓大驚，不顧一切沖上去想奪回原信。
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謝三賓拿下，對錢肅樂說：“是當殺以祭纛否？”謝三賓“哀号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饷。
乃釋之”。
由于王之仁兵員較多，參與反正，甯波的反清局勢迅速穩定，對浙東其他府縣也具有很大影響。
總兵方國安是浙江人②，潞王降清時他率部衆一萬多名由杭州退至錢塘江東岸，和王之仁部構成反清武裝的主力。
這樣，浙東地區的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慈溪縣有沈宸荃、馮元骝起義，石浦參将張名振也帶兵來會合；慈谿知縣王玉藻、定海知縣朱懋華、奉化知縣顧之俊、鄞縣知縣袁州佐、象山知縣姜圻紛紛提一供糧饷、召募義兵。
浙東各地反清運動興起後，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和在籍官僚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商議，認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監國，而當時在浙江的明朝親、郡王隻有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沒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複明勢力擁立的惟一人選。
閏六月十八日，張國維等人奉箋迎朱以海出任監國；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勸迎。
朱以海到達紹興後，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①。
以分守台紹道公署為行在，立妃張氏為元妃，改明年為監國元年。
這意味着朱以海為首的監國政權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号②。
順便說一下，史籍中有“監國魯某年”和“魯監國某年”的不同用法，從現存魯監國頒發的印信來看，兩種紀年方法都曾使用過。
隆武政權是以當年七月改元，魯監國則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③。
魯監國政權成立後，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不久又起用舊輔臣方逢年入閣為首輔。
任命章正宸為吏部左侍郎署尚書事，陳函輝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餘煌為兵部尚書，張文郁為工部尚書，李之椿為都察院左都禦史①。
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起義有功，均加右佥都禦史銜督所部義師；進封大将方國安為鎮東侯，王之仁為武甯侯，鄭遵謙為義興伯②，而以大學士張國維為督師，統率各部兵馬。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後，浙東士大夫迫于清廷強制推行剃發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帶有很大的地區一性一特色。
參與擁立魯藩的官紳開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後立即處于進退兩難之勢。
就親疏而言，唐王和魯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在譜系上與崇祯帝相距甚遠；在擁立時間上，唐藩略早于魯藩，而且由監國稱帝；地域上，唐藩為首的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政權隻局促于浙東一隅之地。
閩、浙的紛争使南明業已呈現的劣勢進一步惡化了。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敵，輕信清廷給予“恩養”的空言；有的利用國無常主，妄圖黃袍加身，那怕過上一天皇帝瘾也好。
而相當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擁立定策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牆，勾心鬥角的鬧劇。
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為元帥，某為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一逼一迫成事者也。
其實自崇祯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
”又說：“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争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
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複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甯之日，中原尚有恢複之期也哉！”①這段文字是在永曆元年寫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殘餘勢力醉生夢死，熱衷于亂中竊權卻是概括了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
從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開交。
朱以海的出任監國，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
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東兖州。
其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難。
其弟朱以海也幾乎被清軍殺害，死裡逃生後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②；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弘光時寓居浙江台州。
朱以海親身經曆了國破家亡，颠沛流離的患難生活，培育了他對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時堅持了民族氣節，并且毫不猶豫地在強敵壓境之時毅然肩負起抗清的旗幟，甚至親臨前線犒師，這是難能可貴的。
但是，他畢竟是深養王宮之中的龍子龍孫，過慣了腐朽荒一婬一的貴族生活，既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
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詩描繪了朱以海監國時的狀況：“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
越王自一愛一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
”詩後原注：“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