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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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南渡三案——大悲、僞太子、“童妃”
朱由崧既以親藩得繼大統，對于最具帝位繼承人資格的崇祯三子自然惟恐其不死。
早在甲申七月間就僅僅依據一個卑微小辟（未到任之一陽一春縣典史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
①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煥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②，借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
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個兒子的下落。
盡避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号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疊起，但惟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煥長期隐姓埋名，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一府捕獲，全家處斬①。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複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
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并沒有就此平息。
弘光立國一年之内，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僞太子、“童妃”三大案。
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着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
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曆，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祯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
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
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迹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确實是個騙子。
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将大悲處斬。
② 二、假太子案。
1644年十二月，鴻胪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
晚上就寝時發現少年内一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
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隐蔽。
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于衆，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
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禦劄宣召。
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
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
”①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
大學士王铎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一奸一人假冒。
他在奏疏中說： 臣一見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其然乎？”臣同舊禮部尚書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當考滿升蔭，為妬者沮之。
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颡，高聲寬頤，厚背首昂，行步莊，立度肅。
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識我不？”應曰：“不也。
”曾謂三年侍班幾之離者二尺有咫而不識臣為誰耶？臣已确知其僞矣。
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
”豈知其在端敬殿也。
又問：“幾上一位置何物？”臣暗記其有講讀數目十個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
臣大怒，……即昌言告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
……”大咤曰錦衣衛命左右即縛之。
無幾何，此子乃垂涕長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質，不過為人所玩一弄，徒以此恐喝于諸侯耳。
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一陽一人，父純，母徐氏，有引小人者一陰一以诳誘焉。
”① 王铎會同群臣審視後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
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祯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他一個。
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于目”，他們看了僞太子之後都不認識②；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
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
于是群疑稍解”③。
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驸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複出也。
廷诘之日，諸講官侍從谂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
而靖南疏至，辄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④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
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一性一，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一浪一，散布流言蜚語，于是圍繞着“太子”的真僞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嘩。
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
這事一直鬧到清軍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⑤ 三、“童妃案”。
這個案件的大緻情況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一陽一，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幸逃出。
經過長期颠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
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
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
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獄由錦衣衛審訊。
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
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内監。
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
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
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為記，今在甯家莊”①。
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谥。
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②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
《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黃氏”③。
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内監”為她舉行冊封禮。
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一穴一來風。
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谒，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辄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④。
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内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于洛一陽一城破之時投缳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一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曆都不符合。
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複社一黨一人在幕後掀風作一浪一。
曆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
究其根源，正在于東林—複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于國家、社稷，他們一愛一走極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亂。
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于萬曆以來自己在一黨一争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一柄一”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
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複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團一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東林—複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熱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
東林—複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
由于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采取一陰一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複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
浙東史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一性一的一位。
他撰寫的《弘光實錄鈔》以“國史”自居，對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寫： 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
時留都諸臣議所立者。
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原注：謂貪、一婬一、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也）。
惟潞王諱常淓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
”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演祚。
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後可以為功。
乃使其私人楊文聰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
文聰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
”楊文聰見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
而風色正順，遂開船。
兩晝夜而達儀真。
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
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① 黃宗羲的這段記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比如派楊文聰攜帶空頭箋不問是哪位藩王迎來南京，擁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簡直是一派胡言。
史可法在迎立問題上受了馬士英的欺騙确有其事，但說馬士英“用鳳督印印之成案”卻毫無意義，因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僞造的，蓋上鳳一陽一總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馬士英手裡，不蓋鳳督印仍是個重大把一柄一。
黃宗羲這段“高論”中關鍵是“或曰：福王也”。
采取這種史筆實際意味着弘光帝是未經“驗明”的朱由崧“正身”。
關于弘光太後，黃宗羲也恣意诋毀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後至自民間。
太後張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
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
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
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後之故也。
”①他的弟子萬斯同深得老師真傳，昌言無忌地寫道： 河南府（即洛一陽一）破時，福王為賊所噉，諸子未有存者。
府中數宦侍逃至懷慶，無所得食。
其中有福府伴讀李某者貌頗似福王次子通城王。
乃相與謀曰：“諸王子不接外臣，誰能谛知？事在吾輩耳，何憂無食。
”乃以通城避難聞于縣，遂達上（指崇祯帝）前。
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襲福王爵。
馬士英因立以為帝。
其後太後至，弘光趨迎，屏人密語者久之，遂為母子。
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後，與太後寝處如夫婦，初非蒸繼母也。
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宮，恐敗事也。
② 黃宗羲的好友林時對撰《南都三大疑案》說： 洛一陽一既陷，福王常洵被闖賊所臨，宮眷逃竄。
世子由崧得一護衛軍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皇親第，人無識者。
甲申四月，巡按中州禦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為弘光帝。
登極後，太後亦自河北至。
帝不出迎，群臣奉鳳輿至内殿下輿，帝掖後至殿隅，密語移時，群臣拱立以俟，秘弗聞。
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
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目擊者，曾面語餘。
或雲：帝實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
語時戒勿洩，同享富貴。
又雲：入宮後，與帝同卧起。
事真僞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踰頃始拜哭。
而出奔時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後偕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
一疑案也。
再看另一複社人士錢秉镫的說法：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
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
詢其人，雲有負博者，持以質錢。
士英因物色之。
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耳。
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
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諸阙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
結論是：“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
” 錢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記載道： 予聞弘光僞福邸也。
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内侍偕走，詐稱福邸。
既登極，内侍懼福不敢言。
童妃至，僞福邸恐事露，遂緻之死。
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① 把上引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镫、金堡的叙述聯系到一起，分明看出這種流言蜚語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個異姓子弟的冒牌貨。
言外之意，馬士英等“一奸一雄”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這樣的正宗“賢王”不立，卻拉來一個身分不明的人擁上皇帝寶座，無怪乎要亡國滅祀了。
鑒于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一浪一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有必要揭穿他們散布的種種謊言。
朱由崧确實是個昏庸荒一婬一的君主，但他的身分無可懷疑。
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鄒氏從未生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庶長子。
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歲時封為德昌王②，後來因福藩無嫡子，被立為福世子③。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軍攻破洛一陽一，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乘亂逃出，暫居于黃河以北的孟縣。
同年河南巡撫高名衡向朝廷報告：“世子亦尚無子女，流離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誠可悲矣。
”下文又詳細報告了從洛一陽一逃出的福府官員侍從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長史、承奉副、典寶、典膳、黃服、随侍司執事、書堂官、内執事，此外還有“王親”鄒存義（即福王妃鄒氏之弟）等五人。
①有這樣一大批王府官員和王親跟随，要說朱由崧是個假冒的福王世子簡直是奇談怪論。
何況崇祯十四年時福藩一敗塗地，生活無着，到處乞憐，誰也不會預測到他後來會入繼大統。
崇祯帝對親叔的遇難深表關切，據弘光時吏部尚書（崇祯朝任刑部尚書）徐石麒的奏疏說：“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勳臣、一黃門、二内侍驗審含殓。
”②二月，命驸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标攜銀赴河南慰問福世子③。
九月，“命福世子由崧還河南（指洛一陽一）”④。
1643年（崇祯十六年）朱由崧襲封福王；洛一陽一再陷後，朱由崧逃到衛輝府⑤，因窮困潦倒曾經向潞王朱常淓借銀，後來又一道南逃淮安。
這些材料都證明從洛一陽一被義軍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員從來沒有懷疑過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分。
上文已經說過朱常淓是朱由崧競争帝位的主要對手，如果朱由崧來曆不明，朱常淓絕不可能緘默不語。
弘光初立之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潞王承奉李君來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難，潞藩周旋諸事。
”⑥這就證明當朱由崧落難時，潞王深知其身分，曾經在生活上給以接濟。
朱常淓通過他身邊的承奉大談當年舊事，意在表明自己不僅無意同血統更近的福藩争奪帝位，還以過去有恩于“今上”希望得到應有的照顧。
何況，弘光即位後封嫡母鄒太後的弟弟“鄒存義為大興伯，并予世襲”①，封元配黃氏兄弟黃九鼎為雒中伯、黃金鼎官都督同知②，這些“懿親”不可能不認識朱由崧。
全祖望等人硬說朱由崧不準童氏入宮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講不通。
黃宗羲等人最大的誣罔表現在對弘光皇太後鄒氏的造謠生非。
從河南迎接到南京來的太後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鄒氏。
鄒氏是明神宗在萬曆三十一年為朱常洵選的王妃③，按當時慣例，選後、妃的年齡都在十四五歲，鄒氏生年約在萬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歲。
甲申（1644）八月，大學士高弘圖奉命往廣陵驿迎接，随行的幕客談遷記載：“恪抱仁壽皇太後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于上為嫡母。
”下面又引太後弟鄒存義叙述鄒氏輾轉流離的經過相當詳細。
鄒太後到達南京時，弘光上迎箋中說：“屬國家之多艱，鶴發添憂；闵霜雪之入鬓，鳳輿飛轄”④，足證鄒氏到南京時已是一位老妪。
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後至南京，……各官迎江幹，上跪迎洪武門内，各泣下”①。
當時迎接太後的場面相當大，文武百官朝見的很多。
後來弘光帝與鄒太後由南京出逃時本是一路，途經溧水遭亂兵阻截才各奔東西（詳情見下文）。
鄒太後到達杭州後朝見過她的大臣也不少，隻是又出現另一種謠言說鄒太後是馬士英的母親冒充的，這種謠言不值一駁，卻證明太後春秋已高。
黃宗羲、林時對等人對弘光母子極盡誣蔑之能事，決不僅是“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而是在南明政權肇建伊始之時反對福藩繼統的一股暗流不擇手段展開的政治鬥争。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作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一黨一禍之局。
東林、複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緻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于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诋，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
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镫至謂帝非朱氏子。
此二人皆身罹一黨一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後，而帝
早在甲申七月間就僅僅依據一個卑微小辟（未到任之一陽一春縣典史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
①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煥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②，借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
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個兒子的下落。
盡避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号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疊起，但惟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煥長期隐姓埋名，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一府捕獲，全家處斬①。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複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
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并沒有就此平息。
弘光立國一年之内，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僞太子、“童妃”三大案。
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着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
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曆，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祯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
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
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迹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确實是個騙子。
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将大悲處斬。
② 二、假太子案。
1644年十二月，鴻胪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
晚上就寝時發現少年内一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
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隐蔽。
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于衆，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
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禦劄宣召。
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
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
”①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
大學士王铎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一奸一人假冒。
他在奏疏中說： 臣一見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其然乎？”臣同舊禮部
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颡，高聲寬頤，厚背首昂，行步莊，立度肅。
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識我不？”應曰：“不也。
”曾謂三年侍班幾之離者二尺有咫而不識臣為誰耶？臣已确知其僞矣。
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
”豈知其在端敬殿也。
又問：“幾上一位置何物？”臣暗記其有講讀數目十個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
臣大怒，……即昌言告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
……”大咤曰錦衣衛命左右即縛之。
無幾何，此子乃垂涕長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質，不過為人所玩一弄，徒以此恐喝于諸侯耳。
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一陽一人，父純，母徐氏，有引小人者一陰一以诳誘焉。
”① 王铎會同群臣審視後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
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祯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他一個。
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于目”，他們看了僞太子之後都不認識②；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
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
于是群疑稍解”③。
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驸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複出也。
廷诘之日，諸講官侍從谂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
而靖南疏至，辄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④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
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一性一，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一浪一，散布流言蜚語，于是圍繞着“太子”的真僞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嘩。
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
這事一直鬧到清軍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⑤ 三、“童妃案”。
這個案件的大緻情況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一陽一，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幸逃出。
經過長期颠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
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
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
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獄由錦衣衛審訊。
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
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内監。
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
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
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為記，今在甯家莊”①。
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谥。
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②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
《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黃氏”③。
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内監”為她舉行冊封禮。
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一穴一來風。
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谒，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辄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④。
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内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于洛一陽一城破之時投缳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一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曆都不符合。
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複社一黨一人在幕後掀風作一浪一。
曆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
究其根源，正在于東林—複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于國家、社稷，他們一愛一走極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亂。
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于萬曆以來自己在一黨一争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一柄一”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
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複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團一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東林—複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熱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
東林—複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
由于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采取一陰一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複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
浙東史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一性一的一位。
他撰寫的《弘光實錄鈔》以“國史”自居，對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寫： 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
時留都諸臣議所立者。
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原注：謂貪、一婬一、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也）。
惟潞王諱常淓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
”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演祚。
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後可以為功。
乃使其私人楊文聰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
文聰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
”楊文聰見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
而風色正順，遂開船。
兩晝夜而達儀真。
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
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① 黃宗羲的這段記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比如派楊文聰攜帶空頭箋不問是哪位藩王迎來南京，擁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簡直是一派胡言。
史可法在迎立問題上受了馬士英的欺騙确有其事，但說馬士英“用鳳督印印之成案”卻毫無意義，因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僞造的，蓋上鳳一陽一總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馬士英手裡，不蓋鳳督印仍是個重大把一柄一。
黃宗羲這段“高論”中關鍵是“或曰：福王也”。
采取這種史筆實際意味着弘光帝是未經“驗明”的朱由崧“正身”。
關于弘光太後，黃宗羲也恣意诋毀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後至自民間。
太後張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
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
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
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後之故也。
”①他的弟子萬斯同深得老師真傳，昌言無忌地寫道： 河南府（即洛一陽一）破時，福王為賊所噉，諸子未有存者。
府中數宦侍逃至懷慶，無所得食。
其中有福府伴讀李某者貌頗似福王次子通城王。
乃相與謀曰：“諸王子不接外臣，誰能谛知？事在吾輩耳，何憂無食。
”乃以通城避難聞于縣，遂達上（指崇祯帝）前。
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襲福王爵。
馬士英因立以為帝。
其後太後至，弘光趨迎，屏人密語者久之，遂為母子。
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後，與太後寝處如夫婦，初非蒸繼母也。
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宮，恐敗事也。
② 黃宗羲的好友林時對撰《南都三大疑案》說： 洛一陽一既陷，福王常洵被闖賊所臨，宮眷逃竄。
世子由崧得一護衛軍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皇親第，人無識者。
甲申四月，巡按中州禦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為弘光帝。
登極後，太後亦自河北至。
帝不出迎，群臣奉鳳輿至内殿下輿，帝掖後至殿隅，密語移時，群臣拱立以俟，秘弗聞。
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
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目擊者，曾面語餘。
或雲：帝實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
語時戒勿洩，同享富貴。
又雲：入宮後，與帝同卧起。
事真僞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踰頃始拜哭。
而出奔時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後偕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
一疑案也。
再看另一複社人士錢秉镫的說法：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
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
詢其人，雲有負博者，持以質錢。
士英因物色之。
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耳。
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
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諸阙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
結論是：“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
” 錢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記載道： 予聞弘光僞福邸也。
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内侍偕走，詐稱福邸。
既登極，内侍懼福不敢言。
童妃至，僞福邸恐事露，遂緻之死。
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① 把上引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镫、金堡的叙述聯系到一起，分明看出這種流言蜚語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個異姓子弟的冒牌貨。
言外之意，馬士英等“一奸一雄”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這樣的正宗“賢王”不立，卻拉來一個身分不明的人擁上皇帝寶座，無怪乎要亡國滅祀了。
鑒于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一浪一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有必要揭穿他們散布的種種謊言。
朱由崧确實是個昏庸荒一婬一的君主，但他的身分無可懷疑。
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鄒氏從未生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庶長子。
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歲時封為德昌王②，後來因福藩無嫡子，被立為福世子③。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軍攻破洛一陽一，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乘亂逃出，暫居于黃河以北的孟縣。
同年河南巡撫高名衡向朝廷報告：“世子亦尚無子女，流離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誠可悲矣。
”下文又詳細報告了從洛一陽一逃出的福府官員侍從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長史、承奉副、典寶、典膳、黃服、随侍司執事、書堂官、内執事，此外還有“王親”鄒存義（即福王妃鄒氏之弟）等五人。
①有這樣一大批王府官員和王親跟随，要說朱由崧是個假冒的福王世子簡直是奇談怪論。
何況崇祯十四年時福藩一敗塗地，生活無着，到處乞憐，誰也不會預測到他後來會入繼大統。
崇祯帝對親叔的遇難深表關切，據弘光時吏部尚書（崇祯朝任刑部尚書）徐石麒的奏疏說：“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勳臣、一黃門、二内侍驗審含殓。
”②二月，命驸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标攜銀赴河南慰問福世子③。
九月，“命福世子由崧還河南（指洛一陽一）”④。
1643年（崇祯十六年）朱由崧襲封福王；洛一陽一再陷後，朱由崧逃到衛輝府⑤，因窮困潦倒曾經向潞王朱常淓借銀，後來又一道南逃淮安。
這些材料都證明從洛一陽一被義軍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員從來沒有懷疑過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分。
上文已經說過朱常淓是朱由崧競争帝位的主要對手，如果朱由崧來曆不明，朱常淓絕不可能緘默不語。
弘光初立之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潞王承奉李君來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難，潞藩周旋諸事。
”⑥這就證明當朱由崧落難時，潞王深知其身分，曾經在生活上給以接濟。
朱常淓通過他身邊的承奉大談當年舊事，意在表明自己不僅無意同血統更近的福藩争奪帝位，還以過去有恩于“今上”希望得到應有的照顧。
何況，弘光即位後封嫡母鄒太後的弟弟“鄒存義為大興伯，并予世襲”①，封元配黃氏兄弟黃九鼎為雒中伯、黃金鼎官都督同知②，這些“懿親”不可能不認識朱由崧。
全祖望等人硬說朱由崧不準童氏入宮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講不通。
黃宗羲等人最大的誣罔表現在對弘光皇太後鄒氏的造謠生非。
從河南迎接到南京來的太後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鄒氏。
鄒氏是明神宗在萬曆三十一年為朱常洵選的王妃③，按當時慣例，選後、妃的年齡都在十四五歲，鄒氏生年約在萬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歲。
甲申（1644）八月，大學士高弘圖奉命往廣陵驿迎接，随行的幕客談遷記載：“恪抱仁壽皇太後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于上為嫡母。
”下面又引太後弟鄒存義叙述鄒氏輾轉流離的經過相當詳細。
鄒太後到達南京時，弘光上迎箋中說：“屬國家之多艱，鶴發添憂；闵霜雪之入鬓，鳳輿飛轄”④，足證鄒氏到南京時已是一位老妪。
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後至南京，……各官迎江幹，上跪迎洪武門内，各泣下”①。
當時迎接太後的場面相當大，文武百官朝見的很多。
後來弘光帝與鄒太後由南京出逃時本是一路，途經溧水遭亂兵阻截才各奔東西（詳情見下文）。
鄒太後到達杭州後朝見過她的大臣也不少，隻是又出現另一種謠言說鄒太後是馬士英的母親冒充的，這種謠言不值一駁，卻證明太後春秋已高。
黃宗羲、林時對等人對弘光母子極盡誣蔑之能事，決不僅是“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而是在南明政權肇建伊始之時反對福藩繼統的一股暗流不擇手段展開的政治鬥争。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作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一黨一禍之局。
東林、複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緻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于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诋，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
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镫至謂帝非朱氏子。
此二人皆身罹一黨一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後，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