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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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基本國策——“借虜平寇”
對于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界有不同意見。
有的人認為從清兵入關占領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于主要地位。
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
因為如果認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釋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一性一。
而認為清軍入關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
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
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
①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
可以說“聯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
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
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曆史淵源。
崇祯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議①，具體内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後集中兵力掃除“流寇”。
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并沒有借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
随着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曆史經驗出發，考慮借用北方少數民族兵力共同鎮壓漢族内部的農民起義。
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迹考》②和姚康撰《太白劍》③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政大臣出謀劃策。
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術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
茅元儀曾在大學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
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曆史經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将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占領北京。
弘光君臣由于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系并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複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①。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複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
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
昔下策，今上策也。
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
”②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诰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赍送”③。
大學士王铎起草的加封賞赍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谕頗能說明問題。
在《敕谕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關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纻絲八表裡，銀二百兩，示一寵一異也。
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
”④在《敕谕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纻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
且令漕米接濟，……。
”⑤王铎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一引清兵。
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于此可見。
人們常常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
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後來的許多史學家想象的要小得多。
他們兩人的品質高下主要是在個人一操一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
正是這一方針導緻了弘光政權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枭逆闖之頭，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
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辦寇矣。
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
近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
或雲假虜以破賊，或雲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
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複仇。
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
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
事期速舉，講戒需遲。
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将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币，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一陰一易過。
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歎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衮）。
應用敕書，速行撰拟，應用銀币，速行置辦。
并随行官役若幹名數，應給若幹廪費，一并料理完備。
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① 左都禦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②。
總之，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該盡早同吳三桂取得聯系，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當朝廷大老沉浸于“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别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以自強為主。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後殉社稷之烈”，又應“念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為被發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
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
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
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
……又聞虜踞宮阙，動搖山東。
而當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
”“失今不治，轉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
瓦解已成，噬臍何及？”①章正宸指責當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祯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發左衽的危險。
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
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将來亦何辭于虜？”②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讨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絡事宜。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過弘光帝召對後，感到當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谕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
疏中說：“自東敵逆節，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
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
因之通好，少纾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
……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于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
若夫地界、歲币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辟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
……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一人用回纥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一精一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
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
”接着，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将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
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于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将聯絡莊一浪一甘甯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蕩滅，而大功不全出于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
”①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
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絡四鎮，四鎮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紛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占領着湖北襄一陽一、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時的情況作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省）一帶。
随着清兵占領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歸屬莫定的局面。
在三方對峙的态勢下，由于大順政權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就成了南明和清方争奪的焦點。
上文已經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動叛亂，颠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是以恢複明室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應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盡量擴大自己的統治區。
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
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
他們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曆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征戰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内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傑、劉澤清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将，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
于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
然後，卑詞遜禮結好于清廷，維持偏安局面。
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着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
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一性一，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遊大批州縣。
這些地區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後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勇一團一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
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一精一好。
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诘乃得過。
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
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頗嚴。
引領南師，如望時雨。
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
每遇南來客旅，辄訊督師閣部所至。
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于衆，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
日複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①參與濟甯、兖州、濟南反叛大順、恢複明政權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隻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
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一穴一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于不問，可勝歎哉！”①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
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鬥，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緻的結果。
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時都是以大順政權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着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颠覆大順地方政權以後，表現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軍贊理主事淩?的态度具有典型意義。
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後他也暈頭轉向地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省）。
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鳌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淩?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一事。
”同月十三日多爾衮令旨批準“淩?改授兵科給事中”②。
八月二十九日淩?給清廷上疏，年号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印③；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鈴滿漢合璧關防④。
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①。
後來清軍南下，淩?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②。
他在那段時間裡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虜平寇”政策的影響。
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禦史淩?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淩?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
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
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讨賊。
名為西伐，實作東防。
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
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
……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
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
與其以天下之饷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饷守東。
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
”③這說明淩?内心裡是向着弘光朝廷的。
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明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觀虎鬥為上策，不願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後，對山東等地隻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甯官紳叛殺大順政權官員，“傳檄各路，号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一陽一，一路由曹、單達颍、壽，以颍州守任民育濟（甯）人也。
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
督輔史公手劄褒獎”①。
弘光朝廷于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②，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③，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鬥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④；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⑤。
似乎弘光君臣并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作後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于事⑥。
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溁辭朝後，皆溁怯不行，觀望淮上。
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
予言于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
士英但曰：人言我愦愦，後人當思我愦愦。
”⑦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诏、遣牌，虛應故事就萬事大吉。
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鳌永給内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
又聞有李中書赍捧哀诏沿河而來。
”①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诏之官已封識濟甯之庫藏而去。
”這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适足以示弱，清廷随即命令方大猷将“濟甯庫藏……速行察解”②。
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的濟甯知州朱光和當地鄉紳潘士良、任孔當等人因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終于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緻下，歸順了清朝。
③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
命下廷議。
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禀承。
清人傳檄責郡縣獻籍，漸奉遵依。
識者惜之。
”④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饷不進。
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
我争之非易，虛延歲月，贻誤封疆，罪在于臣。
适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内臣，起罪輔馮铨，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
乞速诏求賢，偏谕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
從之。
”①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張南明軍隊向北推進就地因糧用人，而是借口鎮兵缺饷，請求皇帝發诏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史可法節制的四鎮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盡避當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②，劉澤清并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
八月底，他派部将劉可成、阮應兆等率領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③，在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甯同恢複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洩私憤。
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百名撤回淮安。
④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饷不進”、山東等地“我争之
有的人認為從清兵入關占領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于主要地位。
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
因為如果認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釋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一性一。
而認為清軍入關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
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
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
①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
可以說“聯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
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
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曆史淵源。
崇祯年間，楊嗣昌任兵部
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并沒有借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
随着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曆史經驗出發，考慮借用北方少數民族兵力共同鎮壓漢族内部的農民起義。
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迹考》②和姚康撰《太白劍》③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政大臣出謀劃策。
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術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
茅元儀曾在大學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
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曆史經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将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占領北京。
弘光君臣由于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系并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複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①。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複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
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
昔下策，今上策也。
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
”②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诰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赍送”③。
大學士王铎起草的加封賞赍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谕頗能說明問題。
在《敕谕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關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纻絲八表裡，銀二百兩，示一寵一異也。
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
”④在《敕谕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纻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
且令漕米接濟，……。
”⑤王铎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一引清兵。
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于此可見。
人們常常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
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後來的許多史學家想象的要小得多。
他們兩人的品質高下主要是在個人一操一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
正是這一方針導緻了弘光政權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枭逆闖之頭，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
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辦寇矣。
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
近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
或雲假虜以破賊，或雲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
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複仇。
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
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
事期速舉，講戒需遲。
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将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币，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一陰一易過。
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歎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衮）。
應用敕書，速行撰拟，應用銀币，速行置辦。
并随行官役若幹名數，應給若幹廪費，一并料理完備。
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① 左都禦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②。
總之，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該盡早同吳三桂取得聯系，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當朝廷大老沉浸于“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别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以自強為主。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後殉社稷之烈”，又應“念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為被發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
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
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
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
……又聞虜踞宮阙，動搖山東。
而當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
”“失今不治，轉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
瓦解已成，噬臍何及？”①章正宸指責當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祯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發左衽的危險。
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
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将來亦何辭于虜？”②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讨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絡事宜。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過弘光帝召對後，感到當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谕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
疏中說：“自東敵逆節，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
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
因之通好，少纾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
……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于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
若夫地界、歲币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辟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
……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一人用回纥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一精一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
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
”接着，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将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
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于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将聯絡莊一浪一甘甯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蕩滅，而大功不全出于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
”①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
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絡四鎮，四鎮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紛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占領着湖北襄一陽一、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時的情況作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省）一帶。
随着清兵占領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歸屬莫定的局面。
在三方對峙的态勢下，由于大順政權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就成了南明和清方争奪的焦點。
上文已經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動叛亂，颠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是以恢複明室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應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盡量擴大自己的統治區。
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
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
他們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曆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征戰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内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傑、劉澤清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将，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
于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
然後，卑詞遜禮結好于清廷，維持偏安局面。
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着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
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一性一，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遊大批州縣。
這些地區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後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勇一團一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
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一精一好。
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诘乃得過。
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
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頗嚴。
引領南師，如望時雨。
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
每遇南來客旅，辄訊督師閣部所至。
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于衆，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
日複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①參與濟甯、兖州、濟南反叛大順、恢複明政權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隻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
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一穴一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于不問，可勝歎哉！”①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
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鬥，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緻的結果。
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時都是以大順政權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着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颠覆大順地方政權以後，表現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軍贊理主事淩?的态度具有典型意義。
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後他也暈頭轉向地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省）。
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鳌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淩?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一事。
”同月十三日多爾衮令旨批準“淩?改授兵科給事中”②。
八月二十九日淩?給清廷上疏，年号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印③；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鈴滿漢合璧關防④。
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①。
後來清軍南下，淩?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②。
他在那段時間裡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虜平寇”政策的影響。
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禦史淩?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淩?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
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
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讨賊。
名為西伐，實作東防。
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
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
……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
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
與其以天下之饷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饷守東。
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
”③這說明淩?内心裡是向着弘光朝廷的。
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明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觀虎鬥為上策，不願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後，對山東等地隻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甯官紳叛殺大順政權官員，“傳檄各路，号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一陽一，一路由曹、單達颍、壽，以颍州守任民育濟（甯）人也。
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
督輔史公手劄褒獎”①。
弘光朝廷于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②，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③，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鬥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④；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⑤。
似乎弘光君臣并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作後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于事⑥。
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溁辭朝後，皆溁怯不行，觀望淮上。
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
予言于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
士英但曰：人言我愦愦，後人當思我愦愦。
”⑦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诏、遣牌，虛應故事就萬事大吉。
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鳌永給内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
又聞有李中書赍捧哀诏沿河而來。
”①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诏之官已封識濟甯之庫藏而去。
”這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适足以示弱，清廷随即命令方大猷将“濟甯庫藏……速行察解”②。
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的濟甯知州朱光和當地鄉紳潘士良、任孔當等人因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終于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緻下，歸順了清朝。
③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
命下廷議。
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禀承。
清人傳檄責郡縣獻籍，漸奉遵依。
識者惜之。
”④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饷不進。
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
我争之非易，虛延歲月，贻誤封疆，罪在于臣。
适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内臣，起罪輔馮铨，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
乞速诏求賢，偏谕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
從之。
”①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張南明軍隊向北推進就地因糧用人，而是借口鎮兵缺饷，請求皇帝發诏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史可法節制的四鎮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盡避當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②，劉澤清并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
八月底，他派部将劉可成、阮應兆等率領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③，在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甯同恢複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洩私憤。
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百名撤回淮安。
④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饷不進”、山東等地“我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