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資治通鑒》txt·漢紀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無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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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紀九漢武帝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
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緻也。
[1]冬季，十月，漢武帝下诏，令大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圍繞着古往今來治理天下的“道”，進行考試。
參加考試的有一百多人。
廣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說：“所謂的‘道’，是指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推行‘道’的具體方法。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去世之後，他的後代可以長期穩坐天下，國家幾百年太平無事，這都是推行禮樂教化的功績。
凡是君主，沒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國家能安甯長存，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
用人不當，治理國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滅亡。
周王朝有幽王、厲王時期出現衰敗，并不是由于治國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厲王不遵循治國之道。
到了周宣王在位時，他仰慕過去先王的德政，恢複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彌補殘缺，發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代的王道再次煥發出燦爛的光彩，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一操一持悖謬，失其統也。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一奸一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說：‘人可以發揚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揚人。
’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于君主自己，隻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統治權就不會喪失；君主的作為悖理錯誤，就會喪失統治地位。
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肅朝廷，整肅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肅百官，整肅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肅天下百姓，整肅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肅四方的夷狄各族。
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肅完畢，遠近沒有膽敢不統一于正道的，就沒有邪氣沖犯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諧和，風調雨順，生物安和相處，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東西和可以招緻吉祥事，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緻此物，而身卑賤不得緻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緻之位，一操一可緻之勢，又有能緻這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一愛一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畫，我算完了！’他認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緻這些祥瑞，但因為身分卑賤不能招緻，而感到悲哀。
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緻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緻祥瑞的權勢，又有能夠招緻祥瑞的資質；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頭腦聰明而心地善良，一愛一護百姓而尊重賢士，可稱得上是仁義君主了。
但是，天地沒有相應的表示，祥瑞沒有出現，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沒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沒有走上正路。
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處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堤，就不能阻止。
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為王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根本大事的。
建立太學，以便在都城興起教化，興辦學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開導民衆，當時的刑罰很輕而沒有人觸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會風俗很好。
聖明的君主繼承亂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殘餘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見明效，好的社會風俗已經形成，子孫後代沿襲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
秦朝毀棄先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實行不顧長遠、隻顧眼前的統治方法，所以立國僅有十四年就滅亡了。
秦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有清除，導緻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不講忠信德義，抵觸冒犯，殊死反抗，風俗竟然敗壞到如此程度。
我私下做了這樣一個比喻：琴瑟聲音不和諧，嚴重時必須解下舊弦，更換新弦，才可以彈奏；實施統治遇到了阻礙，嚴重時一定要加以改變，才能治理好國家。
所以，自從漢朝得到天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沒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應當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一奸一不息，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時就學習知識，成年後就給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頒給爵位俸祿以培養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威懾他的罪惡念頭，所以，百姓才能通曉禮義，而以沖犯君主為恥。
周武王奉行天下大義，推翻了獨夫民賊，周公制作了禮和樂來修飾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時期，沒有人犯罪，監獄空虛長達四十多年。
這也是教化的浸一潤和仁義的流布，而不止是傷殘皮肉的刑罰的成效。
到秦代就不是這樣了。
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聖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貪求财利的風俗，隻看虛名而不注重實際，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罰，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懲罰。
因此，百官都粉飾虛名假譽而不注重實際政務，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内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弄虛作假，追逐财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人相連，但是犯罪卻沒被制止，是風俗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狀況。
現在陛下統治全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
《曾子》一書說：‘尊重所聽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實踐所知道的的知識，他就算是光大了。
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認真注意罷了。
’希望陛下能依據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開來，那麼，您與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由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一奸一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紋美麗的玉器一樣。
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過于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
現在，讓一郡、一國的所有民衆都來回答，而沒有一個符合诏書要求的人才，這說明上古聖王之道常常滅絕了。
臣希望陛下興建太學，設置學識淵博的老師，用來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以便學生能全面表現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類拔萃的人傑了。
現在的郡守和縣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職責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傳播教化；所以，如果這些表率人物無德無才，就會君主仁德不能傳播，恩澤不能流布。
現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衆，有的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殘酷地虐一待百姓，與壞人勾結，貪求财利，百姓貧困孤弱，冤屈痛苦，無法維持生計，十分不合陛下的心這都是官吏不稱職造成的後果！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且古所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辟，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
累日以取斌，積久以緻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資财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辟，賢能的棟梁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
現在就不是這樣了。
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盎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僞。
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
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麼，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于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
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傍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别得很清楚了！ 臣聞衆少成多，積小緻钜，故聖人莫不以緻明，以微緻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緻之矣。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為悼懼者也。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于諸侯之位，舜興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
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憑借着它而感動天地。
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
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一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
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筆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快樂而不一婬一亂，反複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
遵循道行一事，萬世無弊害；隻要有弊害産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一事。
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崐了。
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并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隻是由于各自面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
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顔色，隻是順應天意
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緻也。
[1]冬季，十月，漢武帝下诏，令大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圍繞着古往今來治理天下的“道”，進行考試。
參加考試的有一百多人。
廣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說：“所謂的‘道’，是指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推行‘道’的具體方法。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去世之後，他的後代可以長期穩坐天下，國家幾百年太平無事，這都是推行禮樂教化的功績。
凡是君主，沒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國家能安甯長存，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
用人不當，治理國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滅亡。
周王朝有幽王、厲王時期出現衰敗，并不是由于治國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厲王不遵循治國之道。
到了周宣王在位時，他仰慕過去先王的德政，恢複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彌補殘缺，發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代的王道再次煥發出燦爛的光彩，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一操一持悖謬，失其統也。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一奸一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說：‘人可以發揚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揚人。
’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于君主自己，隻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統治權就不會喪失；君主的作為悖理錯誤，就會喪失統治地位。
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肅朝廷，整肅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肅百官，整肅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肅天下百姓，整肅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肅四方的夷狄各族。
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肅完畢，遠近沒有膽敢不統一于正道的，就沒有邪氣沖犯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諧和，風調雨順，生物安和相處，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東西和可以招緻吉祥事，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緻此物，而身卑賤不得緻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緻之位，一操一可緻之勢，又有能緻這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一愛一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畫，我算完了！’他認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緻這些祥瑞，但因為身分卑賤不能招緻，而感到悲哀。
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緻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緻祥瑞的權勢，又有能夠招緻祥瑞的資質；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頭腦聰明而心地善良，一愛一護百姓而尊重賢士，可稱得上是仁義君主了。
但是，天地沒有相應的表示，祥瑞沒有出現，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沒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沒有走上正路。
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處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堤，就不能阻止。
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為王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根本大事的。
建立太學，以便在都城興起教化，興辦學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開導民衆，當時的刑罰很輕而沒有人觸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會風俗很好。
聖明的君主繼承亂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殘餘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見明效，好的社會風俗已經形成，子孫後代沿襲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
秦朝毀棄先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實行不顧長遠、隻顧眼前的統治方法，所以立國僅有十四年就滅亡了。
秦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有清除，導緻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不講忠信德義，抵觸冒犯，殊死反抗，風俗竟然敗壞到如此程度。
我私下做了這樣一個比喻：琴瑟聲音不和諧，嚴重時必須解下舊弦，更換新弦，才可以彈奏；實施統治遇到了阻礙，嚴重時一定要加以改變，才能治理好國家。
所以，自從漢朝得到天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沒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應當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一奸一不息，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時就學習知識，成年後就給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頒給爵位俸祿以培養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威懾他的罪惡念頭，所以，百姓才能通曉禮義，而以沖犯君主為恥。
周武王奉行天下大義，推翻了獨夫民賊，周公制作了禮和樂來修飾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時期，沒有人犯罪，監獄空虛長達四十多年。
這也是教化的浸一潤和仁義的流布，而不止是傷殘皮肉的刑罰的成效。
到秦代就不是這樣了。
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聖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貪求财利的風俗，隻看虛名而不注重實際，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罰，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懲罰。
因此，百官都粉飾虛名假譽而不注重實際政務，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内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弄虛作假，追逐财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人相連，但是犯罪卻沒被制止，是風俗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狀況。
現在陛下統治全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
《曾子》一書說：‘尊重所聽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實踐所知道的的知識，他就算是光大了。
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認真注意罷了。
’希望陛下能依據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開來，那麼，您與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由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一奸一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紋美麗的玉器一樣。
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過于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
現在，讓一郡、一國的所有民衆都來回答，而沒有一個符合诏書要求的人才，這說明上古聖王之道常常滅絕了。
臣希望陛下興建太學，設置學識淵博的老師，用來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以便學生能全面表現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類拔萃的人傑了。
現在的郡守和縣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職責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傳播教化；所以，如果這些表率人物無德無才，就會君主仁德不能傳播，恩澤不能流布。
現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衆，有的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殘酷地虐一待百姓，與壞人勾結，貪求财利，百姓貧困孤弱，冤屈痛苦，無法維持生計，十分不合陛下的心這都是官吏不稱職造成的後果！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且古所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辟，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
累日以取斌，積久以緻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資财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辟，賢能的棟梁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
現在就不是這樣了。
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盎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僞。
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
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麼，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于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
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傍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别得很清楚了！ 臣聞衆少成多，積小緻钜，故聖人莫不以緻明，以微緻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緻之矣。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為悼懼者也。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于諸侯之位，舜興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
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憑借着它而感動天地。
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
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一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
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筆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快樂而不一婬一亂，反複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
遵循道行一事，萬世無弊害；隻要有弊害産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一事。
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崐了。
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并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隻是由于各自面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
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顔色，隻是順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