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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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極刑而無愠色”,決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

    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隻是“埽除之隸”、“閨合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一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裡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記》若幹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

    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一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

    從此以後,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

    但他并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響。

    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一精一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一性一。

    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一奸一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了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文人所無法理解。

    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文人的指責中,看到了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記》是我國曆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别是曆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

    全書包一皮一皮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本紀”除《秦本紀》外,叙述曆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個曆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叙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别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别叙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貴族侯王的曆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叙述國外和國内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曆史。

    《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

    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叙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曆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

    《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