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書評《1984》與世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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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權力機器，肉體的消滅不是目的，心靈的征服才是戰績。
盡管彼時已不再“全信書”，但那是本什麼書啊？！簡直是聖音。
于是，這樣的結局，不啻于五雷轟頂。
我僅有的一點樂觀被粉碎，僅有的一點希望被遮蔽；為了這本書，原本便陷在陰郁中的我更加頹唐。
在無人處，我甚至會恐懼地對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個手指——如書中被權力／暴力重塑過的主人公。
“１９８４年”，成了一個夢魇。
難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來？ 不久，結交了第一個外國朋友（用當時的标準說法：是“外國友人”）蘇珊娜。
頗吻合于對洋人的想象：我們兩個人比肩而立，一樣的身高，但她卻婀娜豐滿，金發碧眼。
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觸一個完全異樣的人種，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體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
也許是蘇珊娜的學識和胸襟給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覺：對于友善而優雅的歐洲人。
但确實，如果說，八十年代國門初開，那麼是這個德國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
一日，談起了《１９８４》，我說起我對小說的預言性的驚歎，并未說得更多——我畢竟認定，她不會懂得。
她卻激動得站起來：“誰說是預言？他寫的是曆史。
是納粹！”“納粹？當然不。
他寫的是紅色恐怖。
” 我們好像在争奪這悲劇的原型權。
為了證明，她翻出德國的畫冊。
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還有禁欲、瘋狂和物質匮乏——那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
日後看到納粹著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發現與我們成長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識形态的對立，其表象系統相像到令人發指。
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長大成人，而她是在父親反複的講述中銘記了那可怖的歲月。
她因此不同于視二戰為不可逾越的曆史斷層的西方同代人。
對，在我們“争奪”悲劇所有權時，她出示給我一隻密碼鎖，碼号是１９８４，她說這鎖從高中寄宿學校跟她到現在；她祈望每一次開鎖，便是一次對魔咒的解除。
她同樣恐懼着曆史的輪回。
在２０歲的年齡上，幾乎下淚——為一個來自異文化的知交。
１９８４年，她給我寫來短信：１９８４年到了，上帝保佑我們。
——對宗教極端輕蔑的她，用了這樣的措詞。
１９８５年元旦到來的時候，世界重要報刊的話題之一：我們安度了１９８４年，預言幸未成真。
我記住了那把鎖，它第一次使我嘗試走出自己的曆史和傷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權、暴力、體制與自由。
一直熱衷于閱讀種種關于大革命與曆史浩劫的書籍；因無法逃離記憶中的夢魇，便嘗試去正視它。
法國大革命，納粹，奧斯威辛，古拉格群島，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法國五月風暴。
是的，《１９８４》不是一個關于中國的預言，也不隻是一個關于紅色的寓言。
後來知道，蘇珊娜也錯了：她和我一樣過分沉湎于自己的曆史與自己國度中的創傷記憶。
如果說有某種引發奧威爾寫作《１９８４》的曆史動因，那麼它得自第三帝國，也得自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它是一個關于現代專制的天才寓言。
對于權力機器，肉體的消滅不是目的，心靈的征服才是戰績。
盡管彼時已不再“全信書”，但那是本什麼書啊？！簡直是聖音。
于是，這樣的結局，不啻于五雷轟頂。
我僅有的一點樂觀被粉碎，僅有的一點希望被遮蔽；為了這本書，原本便陷在陰郁中的我更加頹唐。
在無人處，我甚至會恐懼地對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個手指——如書中被權力／暴力重塑過的主人公。
“１９８４年”，成了一個夢魇。
難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來？ 不久，結交了第一個外國朋友（用當時的标準說法：是“外國友人”）蘇珊娜。
頗吻合于對洋人的想象：我們兩個人比肩而立，一樣的身高，但她卻婀娜豐滿，金發碧眼。
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觸一個完全異樣的人種，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體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
也許是蘇珊娜的學識和胸襟給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覺：對于友善而優雅的歐洲人。
但确實，如果說，八十年代國門初開，那麼是這個德國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
一日，談起了《１９８４》，我說起我對小說的預言性的驚歎，并未說得更多——我畢竟認定，她不會懂得。
她卻激動得站起來：“誰說是預言？他寫的是曆史。
是納粹！”“納粹？當然不。
他寫的是紅色恐怖。
” 我們好像在争奪這悲劇的原型權。
為了證明，她翻出德國的畫冊。
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還有禁欲、瘋狂和物質匮乏——那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
日後看到納粹著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發現與我們成長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識形态的對立，其表象系統相像到令人發指。
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長大成人，而她是在父親反複的講述中銘記了那可怖的歲月。
她因此不同于視二戰為不可逾越的曆史斷層的西方同代人。
對，在我們“争奪”悲劇所有權時，她出示給我一隻密碼鎖，碼号是１９８４，她說這鎖從高中寄宿學校跟她到現在；她祈望每一次開鎖，便是一次對魔咒的解除。
她同樣恐懼着曆史的輪回。
在２０歲的年齡上，幾乎下淚——為一個來自異文化的知交。
１９８４年，她給我寫來短信：１９８４年到了，上帝保佑我們。
——對宗教極端輕蔑的她，用了這樣的措詞。
１９８５年元旦到來的時候，世界重要報刊的話題之一：我們安度了１９８４年，預言幸未成真。
我記住了那把鎖，它第一次使我嘗試走出自己的曆史和傷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權、暴力、體制與自由。
一直熱衷于閱讀種種關于大革命與曆史浩劫的書籍；因無法逃離記憶中的夢魇，便嘗試去正視它。
法國大革命，納粹，奧斯威辛，古拉格群島，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法國五月風暴。
是的，《１９８４》不是一個關于中國的預言，也不隻是一個關于紅色的寓言。
後來知道，蘇珊娜也錯了：她和我一樣過分沉湎于自己的曆史與自己國度中的創傷記憶。
如果說有某種引發奧威爾寫作《１９８４》的曆史動因，那麼它得自第三帝國，也得自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它是一個關于現代專制的天才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