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一期 署名沈從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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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上複有個制度使之比較平均，或有種政策使之漸趨于平均；國民生活有個轉機，整個國家也方有個轉機。
治愚則為開發頭腦，推行個廣泛而長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數人知識加多和加深，俾人人對于新的時代新的世界，能有個新的态度新的習慣去适應。
普通人民既感覺到自己是個主人，同時也就是個公民，對國家關系權利義務分明，因之知自愛也能愛國。
政治家既有政治家豐富廣博的知識，且有兼容并包的氣度，知道珍重國力，不作無意義浪費，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戰争以外方式調整一切社會的矛盾取得平衡。
換言之，也可說他得“藝術”，他“懂”藝術！——像這麼一個國家，一群人民，把這個國家傳統長處好好保持，或想法發揚光大，弱點則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惡瘡，國家還會不進步？ 然而窮和愚至今似乎尚成為絆住中國進步的兩個活結。
這活結且若出于一條繩索，彼此牽纏。
不論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論“中國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掙紮，總不免讓這個來自八方看不見摸不着的有曆史性的活結套住，越縛越緊。
表現這個抽象阻力，不僅是什麼“敵人”的對立；自己的普遍而長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強作用。
俨若任何高尚理想與合理事實，都無從着手，無從生根。
直到如今，我們對日本算是打了個勝仗，把這個強狠自大的國家，用我們的長處也用我們弱點，緊緊拖住，從而崩毀了。
但對我們自己這個有曆史性的弱點掙紮時，卻真是一個慘敗！ 我們責誰？恨誰？怨誰？都無意義。
我們隻應當承認這弱點是一種有年分的老病，與全體民族體質多少有點關系，遠之與所謂哲學的人生态度有關，近之又與所謂現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關，我們得弄明白，想辦法。
這悲劇是民族全體性的，這責任也就不是某某少數人可負的！ 這挫折慘敗的主要原因，從遠一點說，我們的曆史太久了。
帝國新舊交替大一統局面，就延長了二十來朝，還有個偏霸分崩割據的較短時期不算。
改朝換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這曆史背景中，讀書人就有個“從龍”“附骥”的心理狀态，延續了二千五百年。
這個心理狀态，一直影響到現在，還可反映于某種第三第四組織中。
我們說他缺少獨立的見解，隻依違于兩大之間，應付事實，有所取予，還不夠。
我們得原諒那有個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從近一點說，恐為由張香濤起始，即隻知道救窮，支支節節來動手。
僅記住管子所說的一句話，即“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其他的全不在意。
革命輕輕松松推翻了一個帝國，卻不料把屬于帝國的一切有形制度和抽象原則也全毀了。
舊的毀去，新的未能建立，屬于曆史上另一弱點，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擡頭機會，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識。
因之有帝制，有複辟，有軍閥割地而治的督軍團，竟延長到中華民國十六年。
直到大小書呆子将國家重造觀念注入多數年青人頭腦中，經過八年，與少數武力情緒相結合，革命成功了。
然而又分裂，又内戰，……凡屬于内戰，多少人身預其事的“功業”，自己既都不大願意提起，引起痛苦的回憶，其餘人的過失，我們還有什麼不原諒處？ 在這麼一個不定局勢下，支持到了九一八，東北完了。
也幸而東北與熱河的完事，真正敵人勢力一直侵入平津，我們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懼與覺醒。
福建的人民政府的解體，兩廣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變良好的結束，都可見出有兵亦未嘗必需用兵。
大智若愚，其實不愚。
然而我們還得收另外一種“疏忽”的成果，即教育得來的另外困難。
我們的家長從辦新教育起始，比如說，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範靜生先生吧。
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傳授知識，還容許有個比具體知識更重要的抽象願望在内。
願望雖抽象，卻能于另一代證實。
可是到軍閥時代，書呆子弄的教育，即并點綴性也缺少了。
一省一縣小些地方，學生的用處，還可排隊持旗到郊外歡迎将軍鎮守使的凱旋，這些偉人也還可就中挑取紳士人家的女學生作第幾姨太太，逼得那家長不能不允許。
大至于北平，似乎從民五六後，即已與上面政府完全遊離。
雖照例還有個教育部長，除了做官外，中國有多少國立大學，多少學生，就決不在意。
因為隻要稍稍在意，就會明白教授有好幾年是無從靠公家薪水活下去，關于薪水一定要集團請願鬧了又鬧，才于逢年過節時，從什麼銀行借一筆錢點綴點綴！大至國家财政小至個人收入，窮既然是種事實，因此革命成功後，到讀書人來作部長時，教育政策不知不覺便成了張香濤總督的繼承者，解決窮，提倡理工。
另一面或且以為可以使英雄入彀，轉入笃實，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亂。
治愚則為開發頭腦，推行個廣泛而長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數人知識加多和加深，俾人人對于新的時代新的世界，能有個新的态度新的習慣去适應。
普通人民既感覺到自己是個主人，同時也就是個公民，對國家關系權利義務分明，因之知自愛也能愛國。
政治家既有政治家豐富廣博的知識，且有兼容并包的氣度，知道珍重國力，不作無意義浪費，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戰争以外方式調整一切社會的矛盾取得平衡。
換言之，也可說他得“藝術”，他“懂”藝術！——像這麼一個國家，一群人民，把這個國家傳統長處好好保持，或想法發揚光大，弱點則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惡瘡，國家還會不進步？ 然而窮和愚至今似乎尚成為絆住中國進步的兩個活結。
這活結且若出于一條繩索，彼此牽纏。
不論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論“中國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掙紮，總不免讓這個來自八方看不見摸不着的有曆史性的活結套住，越縛越緊。
表現這個抽象阻力，不僅是什麼“敵人”的對立；自己的普遍而長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強作用。
俨若任何高尚理想與合理事實，都無從着手，無從生根。
直到如今，我們對日本算是打了個勝仗，把這個強狠自大的國家，用我們的長處也用我們弱點，緊緊拖住，從而崩毀了。
但對我們自己這個有曆史性的弱點掙紮時，卻真是一個慘敗！ 我們責誰？恨誰？怨誰？都無意義。
我們隻應當承認這弱點是一種有年分的老病，與全體民族體質多少有點關系，遠之與所謂哲學的人生态度有關，近之又與所謂現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關，我們得弄明白，想辦法。
這悲劇是民族全體性的，這責任也就不是某某少數人可負的！ 這挫折慘敗的主要原因，從遠一點說，我們的曆史太久了。
帝國新舊交替大一統局面，就延長了二十來朝，還有個偏霸分崩割據的較短時期不算。
改朝換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這曆史背景中，讀書人就有個“從龍”“附骥”的心理狀态，延續了二千五百年。
這個心理狀态，一直影響到現在，還可反映于某種第三第四組織中。
我們說他缺少獨立的見解，隻依違于兩大之間，應付事實，有所取予，還不夠。
我們得原諒那有個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從近一點說，恐為由張香濤起始，即隻知道救窮，支支節節來動手。
僅記住管子所說的一句話，即“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其他的全不在意。
革命輕輕松松推翻了一個帝國，卻不料把屬于帝國的一切有形制度和抽象原則也全毀了。
舊的毀去，新的未能建立，屬于曆史上另一弱點，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擡頭機會，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識。
因之有帝制，有複辟，有軍閥割地而治的督軍團，竟延長到中華民國十六年。
直到大小書呆子将國家重造觀念注入多數年青人頭腦中，經過八年，與少數武力情緒相結合，革命成功了。
然而又分裂，又内戰，……凡屬于内戰，多少人身預其事的“功業”，自己既都不大願意提起，引起痛苦的回憶，其餘人的過失，我們還有什麼不原諒處？ 在這麼一個不定局勢下，支持到了九一八，東北完了。
也幸而東北與熱河的完事，真正敵人勢力一直侵入平津，我們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懼與覺醒。
福建的人民政府的解體，兩廣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變良好的結束，都可見出有兵亦未嘗必需用兵。
大智若愚，其實不愚。
然而我們還得收另外一種“疏忽”的成果，即教育得來的另外困難。
我們的家長從辦新教育起始，比如說，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範靜生先生吧。
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傳授知識，還容許有個比具體知識更重要的抽象願望在内。
願望雖抽象，卻能于另一代證實。
可是到軍閥時代，書呆子弄的教育，即并點綴性也缺少了。
一省一縣小些地方，學生的用處，還可排隊持旗到郊外歡迎将軍鎮守使的凱旋，這些偉人也還可就中挑取紳士人家的女學生作第幾姨太太，逼得那家長不能不允許。
大至于北平，似乎從民五六後，即已與上面政府完全遊離。
雖照例還有個教育部長，除了做官外，中國有多少國立大學，多少學生，就決不在意。
因為隻要稍稍在意，就會明白教授有好幾年是無從靠公家薪水活下去，關于薪水一定要集團請願鬧了又鬧，才于逢年過節時，從什麼銀行借一筆錢點綴點綴！大至國家财政小至個人收入，窮既然是種事實，因此革命成功後，到讀書人來作部長時，教育政策不知不覺便成了張香濤總督的繼承者，解決窮，提倡理工。
另一面或且以為可以使英雄入彀，轉入笃實，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