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一點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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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都失去了良好的反應，不是變得毫無意義，就是變得非常可怕。
一切使國家進步的事實，都認為不足重視。
全個社會在這種“混下去”的情形下聽其自然推遷，不特個人事情付之命運，國家民族問題也同樣付之命運。
即以少數優秀知識分子而論，其中自然不乏遠見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
但結果亦不免有宿命觀趨勢中付之一歎，或懷抱一種不合作傲世離俗情緒，沉默無聲。
毫無勇氣和信心，以為人類的事既有錯誤，尚可由人手來重新安排，使之漸漸合理。
順天委命的人生觀，正說明過去教育有一根本缺點，即是：隻教他們如何讀書，從不教他們如何作人。
昔人說：“我們由懷疑而生問題，從事搜求則可得真理。
” 當前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追求真理毫無興味，對“真理”兩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無希望可以興奮其神經。
大多數人對眼邊事從不懷疑，少數人更不敢懷疑。
“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為一種動力，“信”亦不能成為生命上一種動力。
凡由疑與信兩方面刺激人影響人的能力，在四十歲以上的人，似乎因種種相對力量在經驗上活動，活動結果是相互抵消，因之産生一種主義，就是無可救藥的個人主義。
這種自私為己精神用積極方式出現，則表現于公務人員納賄貪贓作為上，用消極方式出現，則表現于知識分子獨善其身苟全亂世生活态度上。
所以由懷疑而發現真理，求人類理知擡頭，對迷信與惰性作戰，取得勝利，把這類事希望四十歲以上的人，無可希望。
五四運動之起，可說是少數四十歲以上的讀書人，與多數年青人，對于中國人“順天委命”行為之抗議，以及“重新做人”之覺醒。
伴同五四而來的新文學運動，便是這種抗議與自覺的表現。
拿筆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識。
惟理論而多雜，作者亦龍蛇不一，因此二十年來新文學作家在中國成一特殊階級，有一希奇成就：年事較長的，視之為搗亂分子，滿懷無端厭惡與恐懼，以為社會一切壞處統由此等人生事。
年事較輕的，又視之為惟一指導者，盲目崇拜與重視，以為未來中國全得這種人負責。
兩方面對文學作者的功用與能力估計得都過分了一點。
加上文學作者自身對于社會的态度，因外來影響，一部分成為實際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則反複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卻與社會分離，以嘲諷調笑為事，另一部分又結合浪漫情緒與宗教情緒而為一，對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對于男女愛欲卻誇大其辭。
教育他人的漸漸忘了教育自己，結果二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雖促進了某一方面的解放與進步，同時也就增加了某一方面的紛亂與堕落。
文字所能建設的抽象信仰，得失參半。
人事既有新陳代謝，當前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後二十年社會負責者。
一個文學作者若自覺為教育青年而寫作，對于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成其“疑”。
用明智而産生的疑，來代替愚昧而保有的信。
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
文學理想若必需貼近人生，這樣來使用它時，也許容易建設一較健康作風與良好影響。
我們所需要的真理無它，即全個民族，應當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實以一切合理的知識與技術，支配自然，處置人事，力求進步，使這個民族在任何憂患艱難情形中，還能夠站得住，不至于堕落滅亡罷了。
認識這種真理需要理性比熱情多，實現這種真理需要韌性比勇敢多。
尼采說：“證明一事是不夠的，應該将人們向之引誘下去，或啟迪上來，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學着将他的智慧說出來，不礙其好像愚蠢。
”實證真理很容易鄰于愚蠢，知識階級對于各事之沉默，即類乎對此“蠢愚”之趨避。
然而時間卻将為這種不甘沉默者作注解，即：社會需要這種人用韌性來支持他的意見，人類方能進步，有人敢對傳統懷疑，且能引起多數人疑其所當疑，将保守與迷信分離（與自私和愚昧分離），這人即為明日之先知。
§§§第6節“五四”二十一年 （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
） 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
當時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對教育最有關系一項，是“工具”的運用，即文學革命。
把明白易懂的語體文來代替舊有的文體，廣泛應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來的發展，不特影響了年青人的生活觀念，且成為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
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後的統一建設，民二十六的對日抗戰，使這個民族從散漫萎靡
一切使國家進步的事實，都認為不足重視。
全個社會在這種“混下去”的情形下聽其自然推遷，不特個人事情付之命運，國家民族問題也同樣付之命運。
即以少數優秀知識分子而論，其中自然不乏遠見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
但結果亦不免有宿命觀趨勢中付之一歎，或懷抱一種不合作傲世離俗情緒，沉默無聲。
毫無勇氣和信心，以為人類的事既有錯誤，尚可由人手來重新安排，使之漸漸合理。
順天委命的人生觀，正說明過去教育有一根本缺點，即是：隻教他們如何讀書，從不教他們如何作人。
昔人說：“我們由懷疑而生問題，從事搜求則可得真理。
” 當前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追求真理毫無興味，對“真理”兩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無希望可以興奮其神經。
大多數人對眼邊事從不懷疑，少數人更不敢懷疑。
“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為一種動力，“信”亦不能成為生命上一種動力。
凡由疑與信兩方面刺激人影響人的能力，在四十歲以上的人，似乎因種種相對力量在經驗上活動，活動結果是相互抵消，因之産生一種主義，就是無可救藥的個人主義。
這種自私為己精神用積極方式出現，則表現于公務人員納賄貪贓作為上，用消極方式出現，則表現于知識分子獨善其身苟全亂世生活态度上。
所以由懷疑而發現真理，求人類理知擡頭，對迷信與惰性作戰，取得勝利，把這類事希望四十歲以上的人，無可希望。
五四運動之起，可說是少數四十歲以上的讀書人，與多數年青人，對于中國人“順天委命”行為之抗議，以及“重新做人”之覺醒。
伴同五四而來的新文學運動，便是這種抗議與自覺的表現。
拿筆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識。
惟理論而多雜，作者亦龍蛇不一，因此二十年來新文學作家在中國成一特殊階級，有一希奇成就：年事較長的，視之為搗亂分子，滿懷無端厭惡與恐懼，以為社會一切壞處統由此等人生事。
年事較輕的，又視之為惟一指導者，盲目崇拜與重視，以為未來中國全得這種人負責。
兩方面對文學作者的功用與能力估計得都過分了一點。
加上文學作者自身對于社會的态度，因外來影響，一部分成為實際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則反複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卻與社會分離，以嘲諷調笑為事，另一部分又結合浪漫情緒與宗教情緒而為一，對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對于男女愛欲卻誇大其辭。
教育他人的漸漸忘了教育自己，結果二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雖促進了某一方面的解放與進步，同時也就增加了某一方面的紛亂與堕落。
文字所能建設的抽象信仰，得失參半。
人事既有新陳代謝，當前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後二十年社會負責者。
一個文學作者若自覺為教育青年而寫作，對于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成其“疑”。
用明智而産生的疑，來代替愚昧而保有的信。
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
文學理想若必需貼近人生，這樣來使用它時，也許容易建設一較健康作風與良好影響。
我們所需要的真理無它，即全個民族，應當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實以一切合理的知識與技術，支配自然，處置人事，力求進步，使這個民族在任何憂患艱難情形中，還能夠站得住，不至于堕落滅亡罷了。
認識這種真理需要理性比熱情多，實現這種真理需要韌性比勇敢多。
尼采說：“證明一事是不夠的，應該将人們向之引誘下去，或啟迪上來，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學着将他的智慧說出來，不礙其好像愚蠢。
”實證真理很容易鄰于愚蠢，知識階級對于各事之沉默，即類乎對此“蠢愚”之趨避。
然而時間卻将為這種不甘沉默者作注解，即：社會需要這種人用韌性來支持他的意見，人類方能進步，有人敢對傳統懷疑，且能引起多數人疑其所當疑，将保守與迷信分離（與自私和愚昧分離），這人即為明日之先知。
§§§第6節“五四”二十一年 （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
） 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
當時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對教育最有關系一項，是“工具”的運用，即文學革命。
把明白易懂的語體文來代替舊有的文體，廣泛應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來的發展，不特影響了年青人的生活觀念，且成為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
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後的統一建設，民二十六的對日抗戰，使這個民族從散漫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