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人生有何意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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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過度嚴肅的要求,有時甚至于在字裡行間要求一個政治家也做不到的謹慎嚴肅。

    盡管社會本身,還正由于政治約束失靈形成普遍堕落,即在藝術若幹部門中,也還正在封建意識毒素中散發其惡臭,惟獨在文學作品中卻過分加重他的社會影響、教育責任,而忽略他的娛樂效果(特别是對于一個小說作家的這種要求)。

     過分加重他的道德觀念責任,而忽略産生創造一個文學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動力。

    因之每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

    更重要有時還是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谀效果。

    他樂意這麼做,他完了。

    他不樂意,也完了。

    前者他實在不容易寫出有獨創性獨創藝術風格的作品,後者他寫不下去,同樣,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麼也寫不出。

    他即或不是個懶人,還是做成一個懶人的結局。

    他即或敢想敢幹,不可能想出什麼幹出什麼。

    這不能怪客觀環境,還應當怪他自己。

    因為話說回來,還是“思想”有問題,在創作方法上不易适應環境要求。

    即“能”寫,他還是可說“不會”寫。

    難得有用的生命,難得有用的社會條件,難得有用的機會,隻能白白看着錯過。

    這也就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種工作上,表現得還不太壞,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

    真可謂“辜負明時盛世”。

    然而他無可奈何。

     不怪外在環境,隻怪自己,因為内外種種制約,他隻有完事。

    他掙紮,卻無濟于事。

    他着急,除了自己無可奈何,不會影響任何一方面。

    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從于一個大的存在,發展。

     凡有利于這一點的,即活得有意義些,無助于這一點的,雖存在,無多意義。

    他明白個人的渺小,還比較對頭。

    他妄自尊大,如還妄想以為能用文字創造經典,又或以為即或不能創造當代經典,也還可以寫出一點如過去人寫過的,如像《史記》,三曹詩,陶、杜、白詩,蘇東坡詞,曹雪芹小說,實在更無根基。

    時代已不同。

     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曆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又恰恰生在這一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緻的時代。

     在某一時曆史情況下,有個奇特現象:有權力的十分畏懼“不同于己”的思想。

    因為這種種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響到他的權力的繼續占有,或用來得到權力的另一思想發展。

    有思想的卻必須服從于一定權力之下,或妥協于權力,或甚至于放棄思想,才可望存在。

    如把一切本來屬于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結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為必不可免将人簡化成為敵與友。

    有時候甚至于會發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

    這和社會事實是不符合的。

     人與人的關系簡單化了,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

    事實上社會進步到一定程度,必然發展是分工。

    也就是分散思想到各種具體研究工作、生産工作以及有創造性的尖端發明和結構宏偉包容萬象的文學藝術中去。

    隻要求為國家總的方向服務,不勉強要求為形式上的或名詞上的一律。

    讓生命從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營養,也能從新的創造上豐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

    讓一切創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發展和應用。

    讓各種新的成就彼此促進和融合,形成國家更大的向前動力。

    讓人和人之間相處得更合理。

    讓人不再用個人權力或集體權力壓迫其他不同情感觀念反映方法。

    這是必然的。

    社會發展到一定進步時,會有這種情形産生的。

    但是目前可不是時候。

    什麼時候?大緻是政權完全穩定,社會生産又發展到多數人都覺得知識重于權力,追求知識比權力更迫切專注,支配整個國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識,不再是支配人的權力時。

    我們會不會有這一天?應當有的。

     因為國家基本目的,就正是追求這種終極高尚理想的實現。

    有舊的一切意識形态的阻礙存在,權力才形成種種。

    主要阻礙是外在的。

    但是也還不可免有的來自本身。

    一種對人不全面的估計,一種對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