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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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王度廬老師（代序）徐斯年
我所在的學科決定立項研究通俗文學，這一課題并被列為“七五”國家社科重點專案。
不久，幾位研究通俗文學的朋友相繼來信，說起“武俠北派四大家”中，寫白羽、李壽明、鄭證因三人的生平，人們多已知曉，惟王度廬，至今不知何許人也，問我可有這方面的線索。
經過他們的“強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廬老師。
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學王膺的父親，沒給我們上過課，也從未聽說他寫過武俠小說，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問問看。
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師已經逝世，但因此卻找到了王老師的夫人，我們當年的舍務老師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認了那位四十年代聞名全國的“俠情小說大師”果然就是王膺的爸爸。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王老師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我除在課外活動小組“文學研究會”聽過他一次報告，并聽-鄧知識淵博，是“老師的老師”外，對他一無所知。
所以，研讀他的作品的過程也就是我逐步了解他的過程。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學的學者對王老師評價極高，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創造了言情武俠小說的完善形态”，“是開山立派的一代宗師”，但當時除台灣學者葉洪生先生對王老師的俠情小說有較詳細的評介外，未見他人作過更系統的研究。
王老師的言情武俠小說代表作是“鶴鐵系列”五部作：《鶴驚昆侖》《寶劍金钗》《劍氣珠光》《卧虎藏龍》《鐵騎銀瓶》。
當時這些作品在大陸還未重印，港台版本又難搜求，我是跑了蘇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市圖書館，加上朋友幫忙，才得以看全的。
這五部作品寫了四代俠士俠女的愛情故事。
與過去的武俠小說截然不同，王老師筆下的這些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
我覺得王老師有意不肯賦予他們包打天下、救國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的無上功能。
他們的行動集中于一個目的——為捍衛自己愛的權利而鬥争，而愛的責任又常常令他們困惑，因為他們為所愛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犧牲，往往并不能給對方帶來幸福。
他們的愛情悲劇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勢力、封建禮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
作為武藝高強、足智多謀的俠者，他們對外部勢力的鬥争一般能夠取得勝利，然而一旦面對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點-也括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他們卻難免“吃敗仗”。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敵人正是自已。
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師不但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而且把外部鬥争引入了他們的心靈深處。
這種悲劇，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劇”。
中古時代被稱為“英雄時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現代意識的鮮明特征。
以古代為故事的背景，寫的又是武俠小說，王老師當然不能不寫“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俠情小說又帶有明顯的“非英雄色彩”和個性主義思想傾向-與此相應，他筆下的江湖社會則有強烈的平民性。
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國的絕大多數武俠小說都未突破“情節中心”的構思模式，王老師的構思則直指人的内部沖突和人性的複雜内涵，這就不僅使武俠小說的構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實現轉移，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層善惡、正邪鬥争的傳統窠臼。
由此，我感到王老師的作品在當時是含有很強的現代性的。
在悲劇作品裡，悲劇精神總是爆發于“極限情境”；而在王老師的作品裡，悲劇精神卻常常彌漫于“極限情境”之外：那些俠士俠女在戰勝外敵之時，往往橫刀四顧，茫然若失；或者，當他們退隐江湖之際，平靜的外表之下實埋藏著無限悲涼。
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關于“心理劇”的一段議論，他說，在心理劇中，“造成痛苦的鬥争是在主角的
不久，幾位研究通俗文學的朋友相繼來信，說起“武俠北派四大家”中，寫白羽、李壽明、鄭證因三人的生平，人們多已知曉，惟王度廬，至今不知何許人也，問我可有這方面的線索。
經過他們的“強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廬老師。
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學王膺的父親，沒給我們上過課，也從未聽說他寫過武俠小說，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問問看。
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師已經逝世，但因此卻找到了王老師的夫人，我們當年的舍務老師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認了那位四十年代聞名全國的“俠情小說大師”果然就是王膺的爸爸。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王老師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我除在課外活動小組“文學研究會”聽過他一次報告，并聽-鄧知識淵博，是“老師的老師”外，對他一無所知。
所以，研讀他的作品的過程也就是我逐步了解他的過程。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學的學者對王老師評價極高，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創造了言情武俠小說的完善形态”，“是開山立派的一代宗師”，但當時除台灣學者葉洪生先生對王老師的俠情小說有較詳細的評介外，未見他人作過更系統的研究。
王老師的言情武俠小說代表作是“鶴鐵系列”五部作：《鶴驚昆侖》《寶劍金钗》《劍氣珠光》《卧虎藏龍》《鐵騎銀瓶》。
當時這些作品在大陸還未重印，港台版本又難搜求，我是跑了蘇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市圖書館，加上朋友幫忙，才得以看全的。
這五部作品寫了四代俠士俠女的愛情故事。
與過去的武俠小說截然不同，王老師筆下的這些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
我覺得王老師有意不肯賦予他們包打天下、救國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的無上功能。
他們的行動集中于一個目的——為捍衛自己愛的權利而鬥争，而愛的責任又常常令他們困惑，因為他們為所愛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犧牲，往往并不能給對方帶來幸福。
他們的愛情悲劇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勢力、封建禮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
作為武藝高強、足智多謀的俠者，他們對外部勢力的鬥争一般能夠取得勝利，然而一旦面對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點-也括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他們卻難免“吃敗仗”。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敵人正是自已。
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師不但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而且把外部鬥争引入了他們的心靈深處。
這種悲劇，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劇”。
中古時代被稱為“英雄時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現代意識的鮮明特征。
以古代為故事的背景，寫的又是武俠小說，王老師當然不能不寫“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俠情小說又帶有明顯的“非英雄色彩”和個性主義思想傾向-與此相應，他筆下的江湖社會則有強烈的平民性。
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國的絕大多數武俠小說都未突破“情節中心”的構思模式，王老師的構思則直指人的内部沖突和人性的複雜内涵，這就不僅使武俠小說的構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實現轉移，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層善惡、正邪鬥争的傳統窠臼。
由此，我感到王老師的作品在當時是含有很強的現代性的。
在悲劇作品裡，悲劇精神總是爆發于“極限情境”；而在王老師的作品裡，悲劇精神卻常常彌漫于“極限情境”之外：那些俠士俠女在戰勝外敵之時，往往橫刀四顧，茫然若失；或者，當他們退隐江湖之際，平靜的外表之下實埋藏著無限悲涼。
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關于“心理劇”的一段議論，他說，在心理劇中，“造成痛苦的鬥争是在主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