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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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送到那些或是開朗、或是苦澀的嘴邊。

    這,難道就是我從小就想尋找的屬于故鄉的“大器”嗎? 六 從日本回來後,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鄉之行。

    對于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

    今年秋天終于回去了一次,一直陪着我的鄉土學者姚業鑫先生要我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這又結識了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

    兩位學者用餘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後吧。

    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七千年前,人們已經在摘食楊梅,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着一層黴幹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黴幹菜燒成。

    難道故鄉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經大緻形成?如此說來,七千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不大的空間裡,漫長的時間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

    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裡的曆史爬剔出來。

    那麼,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

     我在本文開頭說過,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難言的失落,使無數遊子欲往而退;那麼,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麼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着曆史的詩情、想象的愉悅。

    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着我的兩位專家聽,但他們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松。

     我終于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

    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裡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

    多麼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後做出了肯定的結論。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裡盛行過“獵首”的祭奠儀式。

    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隻是一種虛假的安慰。

    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别為我裝扮! 于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着怵目的殘忍。

    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着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

    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但是蒙昧和野蠻并不是一回事。

    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象。

    從曆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于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

     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

    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

    這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曆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于蒙昧、屬于野蠻,還是屬于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 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于蒙昧。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

     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着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象。

    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别河姆渡遺址後,幾乎沒有耽擱,便去餘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谒重新修複的四位先賢的碑亭。

    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跻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隻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于心無愧。

     無法躲藏于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于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于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铿然有聲。

     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那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

     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隻在餘姚城裡見了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

    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于由于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後來陰差陽錯,他到餘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好倒轉,我隻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

    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麼,疑惑反而加重了。

    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于我嗎?我屬于它嗎?身邊多了一部《餘姚志》,随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餘姓在餘姚人數不多。

    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餘姓的一脈,是秦代名臣由餘氏的後裔。

    但我在學術研究中又發現,更有生命力的餘姓一脈,是古羌族,世居涼州,即今天甘肅武威。

    後來加入了西夏王朝,又曾納入成吉思汗的隊伍,行迹不定。

    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泊到浙江餘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麼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餘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麼傻想着,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别,請我出示級别證明。

    我沒有這種證明,隻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

     車廂裡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 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号碼本來就不在硬席車廂,怎麼可能在那裡找到座位呢?隻好站在兩節車廂的接口處,把行李放在腳邊。

     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餘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裡裝着酒浸楊梅和黴幹菜,嘴上嘟哝着餘姚話。

    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丢失了,行李裡也沒有土産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

    離别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

    人生的旅行,怎麼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遊、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恺、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

    有幾個,走得很遠,不知所終。

     車窗外的雲彩暗了,時已薄暮。

    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