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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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以連續二十餘年的努力創造了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
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
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鄉，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民衆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餘姚欽佩不已了。
他說： 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後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雲，世間崛起，綿綿不絕……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餘姚，并沒有同鄉自誇的嫌疑。
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曾經“聞其風，汲其流”，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麼“風”、什麼“流”呢？ 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
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
這使我想起範仲淹的名句：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後我不禁笑了，因為範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餘姚人。
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彜教授都是餘姚人。
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别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
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
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
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才相信。
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複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
問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專家陸谷孫教授。
前兩年我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産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
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
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丢人的時候。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民粹主義浩劫中，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被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出乎想象之外。
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
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擡不起頭來。
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 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着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
昏黃的燈光照着那些出自餘姚人手筆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是當時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
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
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
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一九七三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遺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
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着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
它以七千年前的稻作文明遺迹證明，這兒不僅是我的故鄉，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的故鄉。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曆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複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有點超重。
記得前年我與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
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歎聲，像是在倒吸冷氣。
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
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
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隻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着，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聚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
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随口問他們将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隻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才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
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内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
”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裡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
從東漢直至唐、宋，那裡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
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
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着，連點頭也忘了。
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
謎底的輝煌，超過我曾經作過的最大膽的想象。
想想從東漢到唐、宋這段漫長的風華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則天的盤盞，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燒成于上林湖邊。
家鄉細潔的泥土，家鄉清澈的湖水，家鄉熱烈的炭火，曾經鑄就過無數哺育民族生命的美麗載體，天
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
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鄉，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民衆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餘姚欽佩不已了。
他說： 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後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雲，世間崛起，綿綿不絕……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餘姚，并沒有同鄉自誇的嫌疑。
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曾經“聞其風，汲其流”，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麼“風”、什麼“流”呢？ 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
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
這使我想起範仲淹的名句：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後我不禁笑了，因為範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餘姚人。
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彜教授都是餘姚人。
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别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
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
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
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才相信。
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複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
問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專家陸谷孫教授。
前兩年我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産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
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
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丢人的時候。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民粹主義浩劫中，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被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出乎想象之外。
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
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擡不起頭來。
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 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着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
昏黃的燈光照着那些出自餘姚人手筆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是當時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
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
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
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一九七三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遺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
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着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
它以七千年前的稻作文明遺迹證明，這兒不僅是我的故鄉，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的故鄉。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曆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複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有點超重。
記得前年我與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
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歎聲，像是在倒吸冷氣。
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
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
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隻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着，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聚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
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随口問他們将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隻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才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
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内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
”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裡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
從東漢直至唐、宋，那裡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
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
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着，連點頭也忘了。
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
謎底的輝煌，超過我曾經作過的最大膽的想象。
想想從東漢到唐、宋這段漫長的風華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則天的盤盞，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燒成于上林湖邊。
家鄉細潔的泥土，家鄉清澈的湖水，家鄉熱烈的炭火，曾經鑄就過無數哺育民族生命的美麗載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