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天一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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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
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
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
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衆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
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
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志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
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甯波養老。
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
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
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當代，着眼社會資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
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環境裡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
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
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
見到當地的官員缙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内容。
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
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
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态，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财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
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着的那份待購書目。
他心裡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
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于退休之後就産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四 範欽對書的興趣，顯然已到了癡迷的程度。
癡迷，帶有一種非功利的盲目性。
正是這種可愛的盲目性，使文化在應付實用之外還擁有大批忠誠的守護者，不倦地吟誦着。
癡迷是不講理由的。
中國曆史上癡迷書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饑挨凍，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燈光下手不釋卷。
這中間，因為喜歡書中的詩文而癡迷，那還不算真正的癡迷；不問書中的内容而癡迷，那就又上了一個等級。
在這個等級上，隻要聽說是書，隻要手指能觸摸到薄薄的宣紙，就興奮莫名、渾身舒暢。
我覺得範欽對書的癡迷，屬于後一種。
他本人的詩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甚覺一般，因此不認為他會對書中的詩文有特殊的敏感。
他所敏感的，隻是書本身。
于是，隻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學家，才有這麼一股粗拙強硬的勁頭，把藏書的事業做得那麼大、那麼好、那麼久。
他在仕途上的曆練，尤其是在工部具體負責各種宮府、器杖、城隍、壇廟的營造和修理的實踐，使他把藏書當做了一項工程，這又是其他藏書家做不到的了。
不講理由的癡迷，再加上工程師般的精細，這就使範欽成了範欽，天一閣成了天一閣。
五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
範欽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為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
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曆史，開始于範欽死後。
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光耀門庭的榮幸，還是一場綿延久遠的苦役。
範欽在退休歸裡之後，一方面用比從前更大的勁頭搜集書籍，使藏書數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則冷靜地觀察着自己的兒子能不能繼承這些藏書。
範欽有兩個兒子：範大沖和範大潛。
他對這兩個兒子都不太滿意，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範大沖要好得多。
他早就暗
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
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
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衆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
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
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志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
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甯波養老。
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
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
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當代，着眼社會資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
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環境裡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
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
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
見到當地的官員缙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内容。
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
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
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态，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财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
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着的那份待購書目。
他心裡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
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于退休之後就産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四 範欽對書的興趣，顯然已到了癡迷的程度。
癡迷，帶有一種非功利的盲目性。
正是這種可愛的盲目性，使文化在應付實用之外還擁有大批忠誠的守護者，不倦地吟誦着。
癡迷是不講理由的。
中國曆史上癡迷書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饑挨凍，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燈光下手不釋卷。
這中間，因為喜歡書中的詩文而癡迷，那還不算真正的癡迷；不問書中的内容而癡迷，那就又上了一個等級。
在這個等級上，隻要聽說是書，隻要手指能觸摸到薄薄的宣紙，就興奮莫名、渾身舒暢。
我覺得範欽對書的癡迷，屬于後一種。
他本人的詩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甚覺一般，因此不認為他會對書中的詩文有特殊的敏感。
他所敏感的，隻是書本身。
于是，隻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學家，才有這麼一股粗拙強硬的勁頭，把藏書的事業做得那麼大、那麼好、那麼久。
他在仕途上的曆練，尤其是在工部具體負責各種宮府、器杖、城隍、壇廟的營造和修理的實踐，使他把藏書當做了一項工程，這又是其他藏書家做不到的了。
不講理由的癡迷，再加上工程師般的精細，這就使範欽成了範欽，天一閣成了天一閣。
五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
範欽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為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
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曆史，開始于範欽死後。
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光耀門庭的榮幸，還是一場綿延久遠的苦役。
範欽在退休歸裡之後，一方面用比從前更大的勁頭搜集書籍，使藏書數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則冷靜地觀察着自己的兒子能不能繼承這些藏書。
範欽有兩個兒子：範大沖和範大潛。
他對這兩個兒子都不太滿意，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範大沖要好得多。
他早就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