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天一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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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偉大意願，通過他們表現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态造型。
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
由于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于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較，那麼，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系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嘗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谲風波。
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面，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争鬥。
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
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
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
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衆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
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
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志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
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甯波養老。
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
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
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當代，着眼社會資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
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環境裡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
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
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
見到當地的官員缙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内容。
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
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
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态，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财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
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着的那份待購書目。
他心裡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
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于退休之後就産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态造型。
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
由于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于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較，那麼，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系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嘗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谲風波。
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面，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争鬥。
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
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
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
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衆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
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
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志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
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甯波養老。
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
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
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當代，着眼社會資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
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環境裡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
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
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
見到當地的官員缙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内容。
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
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
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态，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财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
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着的那份待購書目。
他心裡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
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于退休之後就産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颠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