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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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鈎心鬥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
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也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
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内部情感關系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複再現。
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内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專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用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
主人與夫人産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裡我已經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
由這裡發出的歎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
一兩家鋪号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
一次次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号，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
山西票号不得不撤回分号，龜縮回鄉。
有時也能發一點“國難财”，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饷銀無法解送，隻能賴仗票号；八國聯軍時朝廷銀庫被占，票号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隻能是昙花一現。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随之創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彙兌。
票号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麼應對。
辛亥革命時随着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号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裡去了，山西票号終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
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财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
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
國家财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
“走西口”的旅程，終于走到了終點。
于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号：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
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
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産，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财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号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
但是，問題在于，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内并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并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
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裡，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于兩難的困境之中。
他們立誓要帶領民衆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
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号。
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号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為那裡全是罪惡。
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
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
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衆生活、社會财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
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铛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财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着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此文發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十九年了。
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内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
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
平遙民衆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内遺迹，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顔。
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無事生非的人突然針對了我，山西的報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餘秋雨》。
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
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内部情感關系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複再現。
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内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專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用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
主人與夫人産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裡我已經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
由這裡發出的歎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
一兩家鋪号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
一次次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号，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
山西票号不得不撤回分号，龜縮回鄉。
有時也能發一點“國難财”，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饷銀無法解送，隻能賴仗票号；八國聯軍時朝廷銀庫被占，票号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隻能是昙花一現。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随之創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彙兌。
票号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麼應對。
辛亥革命時随着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号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裡去了，山西票号終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
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财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
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
國家财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
“走西口”的旅程，終于走到了終點。
于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号：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
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
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産，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财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号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
但是，問題在于，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内并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并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
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裡，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于兩難的困境之中。
他們立誓要帶領民衆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
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号。
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号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為那裡全是罪惡。
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
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
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衆生活、社會财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
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铛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财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着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此文發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十九年了。
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内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
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
平遙民衆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内遺迹，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顔。
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無事生非的人突然針對了我，山西的報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餘秋雨》。
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