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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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
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
一個成功者背後隐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财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
黃鑒晖先生曾經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辛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
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
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
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信。
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沒有找到，盤纏用完了，成了乞丐。
在行乞時他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
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顔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信。
徐學顔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
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
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
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靜。
四 義無反顧地出發，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這種心态，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
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财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
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财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
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
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着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别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
（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疏的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
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内，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
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
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産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
但他們不着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
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
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随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
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擡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号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
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衆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
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
一個成功者背後隐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财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
黃鑒晖先生曾經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辛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
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
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
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信。
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沒有找到，盤纏用完了，成了乞丐。
在行乞時他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
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顔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信。
徐學顔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
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
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
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靜。
四 義無反顧地出發，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這種心态，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
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财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
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财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
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
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着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别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
（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疏的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
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内，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
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
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産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
但他們不着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
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
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随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
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擡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号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
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衆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