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莊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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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互不排斥！
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
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
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确有點像。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内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内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
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态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後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裡敗定了。
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裡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甯死不屈。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
一切軍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态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
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态。
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别，并把“鞑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頭發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
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着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秃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
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吳三桂的戰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甯死不應考。
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擡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
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他回鄉後不準别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擡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衆人隻得作罷。
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
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颙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
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
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内以供自己拜讀。
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
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
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颙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
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态意義上的開始認同。
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
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
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
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着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
這種研究又高于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
《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着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
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
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
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确有點像。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内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内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
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态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後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裡敗定了。
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裡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甯死不屈。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
一切軍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态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
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态。
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别，并把“鞑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頭發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
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着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秃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
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吳三桂的戰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甯死不應考。
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擡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
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他回鄉後不準别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擡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衆人隻得作罷。
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
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颙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
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
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内以供自己拜讀。
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
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
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颙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
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态意義上的開始認同。
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
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
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
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着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
這種研究又高于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
《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着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
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