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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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意義”就要重新更替。
按照哈維爾的自述，他從原來東歐國家的意識形态系統中拔身而出，成為捷克總統，就是因為發現了原來“意義”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島嶼，是可靠的嗎？怎麼證明，它連接着海底山脈？而且，即使連接了，又怎麼證明能夠抵禦海嘯？ 三 海嘯和島嶼隻是比喻，我們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爾，也會有一些誠實的目光重新提醒我們。
例如，老子、莊子、釋迦牟尼、愛因斯坦、霍金…… 他們的提醒，常常讓我們出一身冷汗。
回頭看世界，人們還在忙着假設各種“意義”，并由此互窺互耗、血火争鬥、連篇累牍、紛紛擾擾。
一提醒，才發現人們沉溺的“意義”都是假設的，因此也變得稍稍平靜。
平靜了不一會兒，人們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義”。
為了誘使别人加入，也為了說服自己，便把這種“意義”竭力撐大，使虛假更加虛假。
這一來，人類文明史就分出了兩大層次：假設層次和真實層次。
假設層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會兒表現為神聖，一會兒表現為壯麗，一會兒表現為強大，一會兒表現為成功，一會兒表現為深刻，一會兒表現為叛逆，都從者如雲，烈烈揚揚；真實層次是擺脫假設之後的思維結晶物，很少，卻可以看淡一切神聖、壯麗、強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設層次與真實層次之間，有一個彷徨層次。
那裡，很多智者在苦惱，在決裂，在求索，在掙紮，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這一層次。
在假設層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導色彩、癡迷色彩太濃，等級不會太高；在真實層次也有文化，但因為過于透徹、過于達觀，失去了苦惱和決裂，往往筆墨疏落、月冷影單。
處于中間彷徨層次的文化，無意中承擔着兩種不同方向的引導作用：或引向熱鬧的假設，或引向冷寂的真實。
後一種引導很難，因為那要卸除很多東西，也就是要不斷做減法，一直減到不能再減。
除非，有了無法抵抗的外力，使人們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不得不做最徹底的減法。
四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現實人生中來了。
我曾在一本書中表述一個特别的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
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
數十萬生靈的刹時隕滅，使原先陷于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麼？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
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潛逃到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
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
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以通行的學術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并寫成了好幾本書，但很快就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态。
所有的探詢都依附着一條極不安全的生存底線，因此，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在這之前，我們被灌輸的都是生存意義，而不是生存狀态。
由于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總有人在路邊問我：“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兩者關系如何？” 我回答：“沒有兩者。
路，就是書。
”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
然後，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
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五 一路上寫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以及後來整理結集的《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
但是，讓我重新下決心系統彙總的，是另一次地震災難：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就像當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樣，這次大地震又讓我們萬分驚悚地感知了人類的生存底線。
隻不過，唐山大地震時中國相當貧困，而汶川大地震時中國已經相當富裕。
按照哈維爾的自述，他從原來東歐國家的意識形态系統中拔身而出，成為捷克總統，就是因為發現了原來“意義”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島嶼，是可靠的嗎？怎麼證明，它連接着海底山脈？而且，即使連接了，又怎麼證明能夠抵禦海嘯？ 三 海嘯和島嶼隻是比喻，我們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爾，也會有一些誠實的目光重新提醒我們。
例如，老子、莊子、釋迦牟尼、愛因斯坦、霍金…… 他們的提醒，常常讓我們出一身冷汗。
回頭看世界，人們還在忙着假設各種“意義”，并由此互窺互耗、血火争鬥、連篇累牍、紛紛擾擾。
一提醒，才發現人們沉溺的“意義”都是假設的，因此也變得稍稍平靜。
平靜了不一會兒，人們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義”。
為了誘使别人加入，也為了說服自己，便把這種“意義”竭力撐大，使虛假更加虛假。
這一來，人類文明史就分出了兩大層次：假設層次和真實層次。
假設層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會兒表現為神聖，一會兒表現為壯麗，一會兒表現為強大，一會兒表現為成功，一會兒表現為深刻，一會兒表現為叛逆，都從者如雲，烈烈揚揚；真實層次是擺脫假設之後的思維結晶物，很少，卻可以看淡一切神聖、壯麗、強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設層次與真實層次之間，有一個彷徨層次。
那裡，很多智者在苦惱，在決裂，在求索，在掙紮，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這一層次。
在假設層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導色彩、癡迷色彩太濃，等級不會太高；在真實層次也有文化，但因為過于透徹、過于達觀，失去了苦惱和決裂，往往筆墨疏落、月冷影單。
處于中間彷徨層次的文化，無意中承擔着兩種不同方向的引導作用：或引向熱鬧的假設，或引向冷寂的真實。
後一種引導很難，因為那要卸除很多東西，也就是要不斷做減法，一直減到不能再減。
除非，有了無法抵抗的外力，使人們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不得不做最徹底的減法。
四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現實人生中來了。
我曾在一本書中表述一個特别的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
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
數十萬生靈的刹時隕滅，使原先陷于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麼？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
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潛逃到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
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
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以通行的學術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并寫成了好幾本書，但很快就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态。
所有的探詢都依附着一條極不安全的生存底線，因此，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在這之前，我們被灌輸的都是生存意義，而不是生存狀态。
由于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總有人在路邊問我：“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兩者關系如何？” 我回答：“沒有兩者。
路，就是書。
”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
然後，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
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五 一路上寫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以及後來整理結集的《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
但是，讓我重新下決心系統彙總的，是另一次地震災難：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就像當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樣，這次大地震又讓我們萬分驚悚地感知了人類的生存底線。
隻不過，唐山大地震時中國相當貧困，而汶川大地震時中國已經相當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