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續）

理所當然的東西灌輸給了中世紀的人，所以中世紀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滿想象力的人，這個程度要遠遠大于個人主義時代的市民，因此中世紀的人能夠獨自更有把握和更加輕松地讓自己在個人的想象力的天地裡馳騁。

     哦是的，權力可以讓我們的雙腳走在一片堅實的土地上，它是反抽象的，而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和克利德威斯的朋友們精誠合作，我們一起去想象這既舊且新的事物将會如何在這個和那個領域裡從理論上徹底改變生活。

    例如，教育學家都知道，在當今的小學教學中已經出現這樣一種趨勢，即放棄最先學會字母，放棄一個音一個音地去讀，而是轉而采用單詞學習法，把書寫和具體觀察事物結合起來。

    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對抽象普遍的、語言上不受約束的拼音文字的偏離，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是對原始民族的音節文字的回歸。

    我在心中暗自思忖：單詞何用之有，書寫何用之有，語言何用之有？極端的客觀性必須以物為準繩，以後者為唯一準繩。

    這裡我想起斯威夫特[4]的一篇諷刺作品，說的是一幫喜歡改革的學者決定，為了愛護肺部，也為了擺脫空話，根本廢除用語言說話，而隻用出示物本身來交談，不過，這些物，為了便于理解，人們必須盡可能悉數把它們背在身上，走到哪裡，帶到哪裡。

    這個地方非常滑稽，尤其是因為，奮起反對這一革新并堅持要用語言閑聊的不是别人，正是婦女、暴民和文盲。

    當然喽，我的對方們在實施他們的建議上倒是遠不及斯威夫特筆下的那些學者走得遠。

    他們更多表現出一種保持距離的旁觀者的表情，他們關注這種普遍且已清晰凸顯的意願，即：為了一種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合乎時宜的簡單化的緣故，斷然抛開所謂的文化成就，而這種被他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意願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刻意的再野蠻化。

    我沒聽錯吧？當這幫紳士在上述關聯中突然把話題扯到牙醫學，而且還是非常具體地指向阿德裡安的和我的那個“死牙”的音樂象征時，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同時也着實被吓了一大跳。

    我現在真的認為，我當時跟着一起笑的時候是滿臉通紅的，當時，我們正在一片愉快的歡笑聲中讨論牙醫們日益增長的趨勢，即把那些神經已經壞死的牙齒斷然拔掉，因為醫生們已經決定把它們視為感染的異物——在十九世紀的牙根治療技術經曆了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并日臻完善的發展之後。

    說得好——而尖銳指出下面這一點并赢得大家一緻贊同的正是布賴薩赫爾博士：這種衛生學觀點多少應當被看成是前面那種首先存在着的抛開、放棄、偏離和簡單化的趨勢的一種合理化——在衛生學的理由陳述過程中任何意識形态懷疑都是适宜的。

    無疑，較大規模地不維持病人的生命，殺死沒有生存能力的和弱智的人，如果有一天人們會轉而去這樣做的話，那麼，無疑也是會從民族和種族衛生學的角度來陳述理由的，而實際上這裡所涉及的——人們根本不打算否認這一點，相反，人們還強調這一點——則是遠遠要深刻得多的決定，是對所有的曾經是資産階級時代傑作的人的嬌弱化的拒絕：是人類本能地讓自己變得有形起來，以應對艱難的和較為陰暗的、嘲笑人道的時勢，以應對一個全面戰争和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恐怕将會遠遠地退回到中世紀基督教文明那裡，而且，它恐怕更将會把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形成之前的、古希臘文化崩潰之後的那個黑暗時期帶回…… [1]德文為Unruhe，有“不安、騷動”之意。

     [2]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曆史學家和政治家，著有《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

     [3]喬治·索列爾（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著有《暴力論》（1908）一書，是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暴力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認為暴力在曆史進程中起創造性作用，社會變化是暴力的創造過程。

    也有人認為，索列爾關于暴力和社會神話的學說使之成為法西斯主義的開路先鋒之一。

     [4]約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英國作家，以寓言小說《格列佛遊記》最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