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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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最上面一行的小提琴聲部或木管樂器以及最下面的低音通道，中間的則仍然還是空白；另外，其餘管弦樂隊聲部的和聲組合和器樂編組也都已被清晰地記錄下來，而他呢，嘴上叼根煙，人站在這些記譜前，兩眼往譜子裡看，他的這種音樂作曲方式跟在正方形場地上死盯角色位置的一個演員沒有什麼兩樣，簡直是太像了。
我們的相處随意極了，他甚至可以旁若無人地拿起筆來随心所欲地在某個地方加進一個單簧管或圓号的角色。
我們并不十分清楚，他正在忙些什麼，隻知道那部滑稽的音樂已經在美因茨，在碩特的兒孫們那裡出版了，出版條件同先前的那些個布倫塔諾之歌一樣。
那是一個具有戲劇性和怪誕色彩的組曲，其内容，他告訴我們說，是取材于古老的故事和笑話集《羅馬人的功績》，他想通過它們進行一些嘗試，但能不能搞出什麼名堂來，他是不是堅持得下去，卻都還是個未知數。
不管怎樣，化身所考慮的都不是人，而是木偶。
（所以克萊斯特！）——至于《宇宙的奇迹》嘛，這部莊嚴的目空一切的作品本來都計劃好了在國外上演的，現在因為戰争爆發而泡了湯。
我們是邊吃邊談的。
《愛的徒勞》的上演沒有成功，在盧卑克演出的幾場也是如此，再加上《布倫塔諾歌集》純粹的入世思想，不知不覺地，在圈内，阿德裡安反倒開始因此而有了敢于大膽嘗試，卻又有點深奧莫測的聲名——即便如此，也基本上不是在德國，更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另外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
幾周前，他收到巴黎俄羅斯芭蕾舞團團長，科隆音樂會樂團前成員蒙特[4]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這位喜歡試驗的指揮表達了這樣的意圖，即以純粹開音樂會的方式上演《宇宙的奇迹》以及《愛的徒勞》中的幾個管弦樂隊作品。
他準備把這次活動安排在香榭麗舍大劇院，為此他邀請阿德裡安到巴黎去，可能的話也請他親自排練和演示他的作品。
我們的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已經接受了這次邀請，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問過他。
不管怎樣，眼下時局的變化已經使得這件事情沒有了繼續談論的必要。
對于我而言，當年的情形現在仍然曆曆在目：那是一間裝有護牆闆的老房子，屋裡挂着煩瑣的枝形吊燈，壁櫃釘有金屬皮，角凳上和深陷的窗龛上都套有扁平的皮墊子，我的雙腳在地毯和地闆上來回踱步，我大談德國——當然是為了我自己，也是為了席爾德克納普，勝過為了阿德裡安，因為我并不指望他會給予關注。
習慣了教書和講演的我，如果來了情緒的話，并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我甚至不反感聽到自己在說話，而且我還會為自己的口若懸河感到一絲得意。
呂迪格爾把我所說的這些話都劃歸他所深惡痛絕的戰争狂言，我甚至還有點手舞足蹈地聽之任之呢；我認為，既然曆史的時刻讓平素是多種形式的德意志本質以這樣的面目出現，那麼，從心理上對這個——決不缺乏令人感動的特征的——性格形象予以一點點同情肯定也是合乎情理的，而這裡最終所涉及的還是突破的心理。
“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民族這裡，”我振振有詞地闡述道，“心靈的東西始終是第一位的和真正起推動作用的；政治行動是第二位的，是放映，是表達，是工具。
命運呼喚我們去突破成為世界大國，這種突破成為世界大國的最深層的意思就是突破成為世界——走出為我們所痛苦地意識到的孤獨，而自從帝國成立以來，任何和世界經濟最牢固的緊密結合都沒有能夠沖破過這種孤獨。
令人感到殘酷的是，出征的經驗性現象所體現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渴望，聯合的渴望……” 這時，我聽見阿德裡安猛地笑着用半大不小的聲音說道：“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但他并沒有同時擡起頭來瞧我，而是繼續目不轉睛地看他的樂譜紙。
我停下腳步來看他，可他根本沒有在意我的舉動。
“莫非，”我反問道，“照你的意思，咱還得再加上一句：‘你們将一事無成，哈利路亞[5]’吧？”
“‘這一次将一事無成’或許更好，”他回敬道。
“對不起，剛才我太書生氣了，因為你的言論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們好久以前睡在草垛上進行過的那次辯論——那幫小子都叫什麼來着？我發現，從前的那些個名字我都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坐在桌旁的他時年29歲）。
德意志邁爾？敦格斯雷本？” “你指的是那個壯實的德意志林，”我說道，“和一個叫敦格斯海姆的。
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叫胡普邁耶的和一個叫馮·托伊特雷本的。
你總是不大記得住别人的名字。
那可都是些努力上進的好青年哪。
” “瞧你說的！你想什麼呢，有一個聽起來像是叫‘沙佩勒’，還有一個是叫社會醫生什麼的。
看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那時和他們根本就不屬于同一個系。
不過我今天聽你說話的口氣倒還真是和他們的如出一轍呢。
睡在草垛上——我隻想以此說明：一次是書生，永遠是書生。
做學問好啊，可以永葆青春活力。
” “你那時和他們是同一個系的，”我說道，“而實際上卻要比我這個旁聽生還要旁聽生。
這不是明擺着的嘛，阿德裡。
我那時隻是一介書生，你現在說我永遠都是一介書生，你這話也許說得沒錯。
不過，這樣反倒更好，如果做學問好，可以永葆青春活力，也就是說：能夠讓人永遠對精神，對自由思想，對在更高的層面上诠釋這一粗暴事件保持忠誠的話……” “這裡談得上忠誠嗎？”他問道。
“我明白了，凱澤斯阿舍恩想變成世界之都。
這可不是非常忠誠的事。
” “啊，是嗎！？真的麼！？”我對他喊道，“這些事情你根本就沒有弄明白，你
我們的相處随意極了，他甚至可以旁若無人地拿起筆來随心所欲地在某個地方加進一個單簧管或圓号的角色。
我們并不十分清楚，他正在忙些什麼，隻知道那部滑稽的音樂已經在美因茨，在碩特的兒孫們那裡出版了，出版條件同先前的那些個布倫塔諾之歌一樣。
那是一個具有戲劇性和怪誕色彩的組曲，其内容，他告訴我們說，是取材于古老的故事和笑話集《羅馬人的功績》，他想通過它們進行一些嘗試，但能不能搞出什麼名堂來，他是不是堅持得下去，卻都還是個未知數。
不管怎樣，化身所考慮的都不是人，而是木偶。
（所以克萊斯特！）——至于《宇宙的奇迹》嘛，這部莊嚴的目空一切的作品本來都計劃好了在國外上演的，現在因為戰争爆發而泡了湯。
我們是邊吃邊談的。
《愛的徒勞》的上演沒有成功，在盧卑克演出的幾場也是如此，再加上《布倫塔諾歌集》純粹的入世思想，不知不覺地，在圈内，阿德裡安反倒開始因此而有了敢于大膽嘗試，卻又有點深奧莫測的聲名——即便如此，也基本上不是在德國，更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另外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
幾周前，他收到巴黎俄羅斯芭蕾舞團團長，科隆音樂會樂團前成員蒙特
他準備把這次活動安排在香榭麗舍大劇院，為此他邀請阿德裡安到巴黎去，可能的話也請他親自排練和演示他的作品。
我們的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已經接受了這次邀請，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問過他。
不管怎樣，眼下時局的變化已經使得這件事情沒有了繼續談論的必要。
對于我而言，當年的情形現在仍然曆曆在目：那是一間裝有護牆闆的老房子，屋裡挂着煩瑣的枝形吊燈，壁櫃釘有金屬皮，角凳上和深陷的窗龛上都套有扁平的皮墊子，我的雙腳在地毯和地闆上來回踱步，我大談德國——當然是為了我自己，也是為了席爾德克納普，勝過為了阿德裡安，因為我并不指望他會給予關注。
習慣了教書和講演的我，如果來了情緒的話，并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我甚至不反感聽到自己在說話，而且我還會為自己的口若懸河感到一絲得意。
呂迪格爾把我所說的這些話都劃歸他所深惡痛絕的戰争狂言，我甚至還有點手舞足蹈地聽之任之呢；我認為，既然曆史的時刻讓平素是多種形式的德意志本質以這樣的面目出現，那麼，從心理上對這個——決不缺乏令人感動的特征的——性格形象予以一點點同情肯定也是合乎情理的，而這裡最終所涉及的還是突破的心理。
“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民族這裡，”我振振有詞地闡述道，“心靈的東西始終是第一位的和真正起推動作用的；政治行動是第二位的，是放映，是表達，是工具。
命運呼喚我們去突破成為世界大國，這種突破成為世界大國的最深層的意思就是突破成為世界——走出為我們所痛苦地意識到的孤獨，而自從帝國成立以來，任何和世界經濟最牢固的緊密結合都沒有能夠沖破過這種孤獨。
令人感到殘酷的是，出征的經驗性現象所體現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渴望，聯合的渴望……” 這時，我聽見阿德裡安猛地笑着用半大不小的聲音說道：“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但他并沒有同時擡起頭來瞧我，而是繼續目不轉睛地看他的樂譜紙。
我停下腳步來看他，可他根本沒有在意我的舉動。
“莫非，”我反問道，“照你的意思，咱還得再加上一句：‘你們将一事無成，哈利路亞
“對不起，剛才我太書生氣了，因為你的言論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們好久以前睡在草垛上進行過的那次辯論——那幫小子都叫什麼來着？我發現，從前的那些個名字我都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坐在桌旁的他時年29歲）。
德意志邁爾？敦格斯雷本？” “你指的是那個壯實的德意志林，”我說道，“和一個叫敦格斯海姆的。
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叫胡普邁耶的和一個叫馮·托伊特雷本的。
你總是不大記得住别人的名字。
那可都是些努力上進的好青年哪。
” “瞧你說的！你想什麼呢，有一個聽起來像是叫‘沙佩勒’，還有一個是叫社會醫生什麼的。
看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那時和他們根本就不屬于同一個系。
不過我今天聽你說話的口氣倒還真是和他們的如出一轍呢。
睡在草垛上——我隻想以此說明：一次是書生，永遠是書生。
做學問好啊，可以永葆青春活力。
” “你那時和他們是同一個系的，”我說道，“而實際上卻要比我這個旁聽生還要旁聽生。
這不是明擺着的嘛，阿德裡。
我那時隻是一介書生，你現在說我永遠都是一介書生，你這話也許說得沒錯。
不過，這樣反倒更好，如果做學問好，可以永葆青春活力，也就是說：能夠讓人永遠對精神，對自由思想，對在更高的層面上诠釋這一粗暴事件保持忠誠的話……” “這裡談得上忠誠嗎？”他問道。
“我明白了，凱澤斯阿舍恩想變成世界之都。
這可不是非常忠誠的事。
” “啊，是嗎！？真的麼！？”我對他喊道，“這些事情你根本就沒有弄明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