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吊腳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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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是“王秋蛇”，秋天的蛇在進洞冬眠前最是忌動，懶蛇；一是“王秋奢”，講他手指縫縫流金走銀，幾年功夫就把一份産業吃花盡了。
他則講這些給他取外号的人沒有一絲一毫的階級感情。
而另一些跟他一起當“土改根子”的翻身戶，幾年裡卻大出息了，買的買水牛，添的添谷倉，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
他看了好眼紅。
他盼着有朝一日又來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勝利果實。
“娘賣乖！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腳樓的破席片上，雙手枕着頭，美滋滋地想着誰該劃地主，誰該劃富農，誰該劃中農、貧農。
他自己呢？“農會主席！除了老子，娘賣乖，誰還夠這個資格！”當然他自己也曉得，這是窮開心。
分浮财這等美差，幾代人都難得碰上一回呢。
一九五四年，鎮上成立了幾個互助組。
他提出以田土入組。
人家看他人不會入組，不會下田做活路，豈不是秋後吃地租？因此誰都不肯收容他。
直到成立農業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為一名農業社社員。
農業社有社委會，社委會有主任、副主任若幹人，下屬若幹生産隊、專業組，不免經常開會呀，下通知呀，派差傳話呀等等，就需要啟用本質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
王秋赦這才生逢其時，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為人處世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動幫忙。
鎮上人家，除了五類分子之外，無論誰家讨親嫁女、老人歸天之類的紅白喜事，他總是不請自到，協助主家經辦下庚帖、買酒肉、備禮品、鋪排酒席桌椅一應事宜。
他盡心盡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沒有什麽非分之想，隻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幾回酒席，外加幾餐消夜。
就是平常日子，誰家殺豬、打狗，他也最肯幫人當個下手，架鍋燒水啦，刮毛洗腸子呀，跑腿買酒買煙啦，等等。
因而他無形中有了一個特殊身分：鎮上群衆的“公差人”。
他自己則把這稱之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鎮上有些“人緣”外，還頗得“上心”。
他一個單身漢，住着整整一棟空落落的吊腳樓，房舍寬敞，因而大凡縣裡、區裡下來的“吃派飯”的工作同志，一般都願到他這樓上來歇宿。
吊腳樓地闆乾爽，前後都有扶手遊廊，空氣新鮮，工作同志自然樂意住。
這一來王秋赦就結識下了一些縣裡、區裡的幹部。
這些幹部們下鄉都講究階級感情，看到吊腳樓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後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爛鍋、爛碗、爛竈，床上仍是破被、破帳、破席，仍是個貧雇農啊，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啊。
於是每年冬下的救濟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時的救濟糧，芙蓉鎮的救濟對象，頭一名常是王秋赦。
而且每隔兩三年他還領得到一套救濟棉衣、棉褲。
好像幹革命、搞鬥争就是為着王秋赦們啊，“一大二公”還能餓着、凍着王秋赦們？前些年因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民窮國困，救濟棉衣連着四、五年都沒有發給王秋赦。
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闆膏油※，胸前扣子都沒有一顆，他艱苦樸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着，實在不成樣子啊。
王秋赦則認為政府不救濟他，便是“出的新社會的醜”啊。
冬天他凍得嘴皮發烏，流着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着公社書記說： “上級首長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階級鬥争展覽會，要去的我那件爛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這件還好點，能不能開了展覽館的鎖，給我斟換一下啊？” ※破棉衣露出花絮。
什麽話？從階級鬥争展覽館換爛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麽政治影響？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會的相啊！公社書記覺得責任重大，關系到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問題，上級民政部門又一時兩時地不會發下救濟物資來，隻好忍痛從自己身上脫下了還有五成新的棉襖，給“土改根子”穿上，以禦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
”這話王秋赦經常念在嘴裡，記在心上。
他也曉得感恩，每逢上級工作同志下來抓中心，搞運動，他打銅鑼，吹哨子，喊土廣播，敲鐘，跑腿送材料，守夜站哨，會場上領呼口号，總是積極肯幹，打頭陣，當骨幹。
工作同志指向哪，他就奔向哪。
他依靠工作同志，工作同志依靠他。
本也是政治運動需要他，他需要政治運動。
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個老實巴交的屠戶，平日不吭不聲，三錘砸不出一個響屁。
可是不叫的狗咬人。
他為王秋赦總結過順口溜，當時流傳甚廣，影響頗壞，叫做：“死懶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産，政府不管；有餘有賺，政府批判。
” 這裡，捎帶着介紹兩句：胡玉音擺米豆腐攤子，王秋赦墟墟來白吃食，叫做“記賬”。
原來他又有個不景氣的打算：土改時他分得的勝利果實中還有一塊屋基，就在老胡記客棧隔壁。
吊腳樓盡夠他一個單身漢住的了，還要這屋基做什麽？他已經向胡玉音夫婦透露過，隻要肯出個一、兩百塊現鈔，這塊地皮可以轉讓。
同時，也算兩年來沒有在米豆腐攤子上白吃食。
更何況王秋赦堂堂一條漢子，豈能以他一時的貧酸貌相？趙匡胤還當過幾年潑皮，薛仁貴還住過三年茅房呢！
他則講這些給他取外号的人沒有一絲一毫的階級感情。
而另一些跟他一起當“土改根子”的翻身戶，幾年裡卻大出息了，買的買水牛，添的添谷倉，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
他看了好眼紅。
他盼着有朝一日又來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勝利果實。
“娘賣乖！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腳樓的破席片上，雙手枕着頭，美滋滋地想着誰該劃地主，誰該劃富農，誰該劃中農、貧農。
他自己呢？“農會主席！除了老子，娘賣乖，誰還夠這個資格！”當然他自己也曉得，這是窮開心。
分浮财這等美差，幾代人都難得碰上一回呢。
一九五四年，鎮上成立了幾個互助組。
他提出以田土入組。
人家看他人不會入組，不會下田做活路，豈不是秋後吃地租？因此誰都不肯收容他。
直到成立農業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為一名農業社社員。
農業社有社委會，社委會有主任、副主任若幹人，下屬若幹生産隊、專業組，不免經常開會呀，下通知呀，派差傳話呀等等，就需要啟用本質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
王秋赦這才生逢其時，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為人處世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動幫忙。
鎮上人家，除了五類分子之外，無論誰家讨親嫁女、老人歸天之類的紅白喜事，他總是不請自到，協助主家經辦下庚帖、買酒肉、備禮品、鋪排酒席桌椅一應事宜。
他盡心盡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沒有什麽非分之想，隻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幾回酒席，外加幾餐消夜。
就是平常日子，誰家殺豬、打狗，他也最肯幫人當個下手，架鍋燒水啦，刮毛洗腸子呀，跑腿買酒買煙啦，等等。
因而他無形中有了一個特殊身分：鎮上群衆的“公差人”。
他自己則把這稱之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鎮上有些“人緣”外，還頗得“上心”。
他一個單身漢，住着整整一棟空落落的吊腳樓，房舍寬敞，因而大凡縣裡、區裡下來的“吃派飯”的工作同志，一般都願到他這樓上來歇宿。
吊腳樓地闆乾爽，前後都有扶手遊廊，空氣新鮮，工作同志自然樂意住。
這一來王秋赦就結識下了一些縣裡、區裡的幹部。
這些幹部們下鄉都講究階級感情，看到吊腳樓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後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爛鍋、爛碗、爛竈，床上仍是破被、破帳、破席，仍是個貧雇農啊，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啊。
於是每年冬下的救濟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時的救濟糧，芙蓉鎮的救濟對象，頭一名常是王秋赦。
而且每隔兩三年他還領得到一套救濟棉衣、棉褲。
好像幹革命、搞鬥争就是為着王秋赦們啊，“一大二公”還能餓着、凍着王秋赦們？前些年因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民窮國困，救濟棉衣連着四、五年都沒有發給王秋赦。
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闆膏油※，胸前扣子都沒有一顆，他艱苦樸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着，實在不成樣子啊。
王秋赦則認為政府不救濟他，便是“出的新社會的醜”啊。
冬天他凍得嘴皮發烏，流着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着公社書記說： “上級首長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階級鬥争展覽會，要去的我那件爛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這件還好點，能不能開了展覽館的鎖，給我斟換一下啊？” ※破棉衣露出花絮。
什麽話？從階級鬥争展覽館換爛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麽政治影響？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會的相啊！公社書記覺得責任重大，關系到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問題，上級民政部門又一時兩時地不會發下救濟物資來，隻好忍痛從自己身上脫下了還有五成新的棉襖，給“土改根子”穿上，以禦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
”這話王秋赦經常念在嘴裡，記在心上。
他也曉得感恩，每逢上級工作同志下來抓中心，搞運動，他打銅鑼，吹哨子，喊土廣播，敲鐘，跑腿送材料，守夜站哨，會場上領呼口号，總是積極肯幹，打頭陣，當骨幹。
工作同志指向哪，他就奔向哪。
他依靠工作同志，工作同志依靠他。
本也是政治運動需要他，他需要政治運動。
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個老實巴交的屠戶，平日不吭不聲，三錘砸不出一個響屁。
可是不叫的狗咬人。
他為王秋赦總結過順口溜，當時流傳甚廣，影響頗壞，叫做：“死懶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産，政府不管；有餘有賺，政府批判。
” 這裡，捎帶着介紹兩句：胡玉音擺米豆腐攤子，王秋赦墟墟來白吃食，叫做“記賬”。
原來他又有個不景氣的打算：土改時他分得的勝利果實中還有一塊屋基，就在老胡記客棧隔壁。
吊腳樓盡夠他一個單身漢住的了，還要這屋基做什麽？他已經向胡玉音夫婦透露過，隻要肯出個一、兩百塊現鈔，這塊地皮可以轉讓。
同時，也算兩年來沒有在米豆腐攤子上白吃食。
更何況王秋赦堂堂一條漢子，豈能以他一時的貧酸貌相？趙匡胤還當過幾年潑皮，薛仁貴還住過三年茅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