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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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電話撥到另一個機子上去的聲音。
“哪一位呀？”孔祥拖着長長的四川腔問道。
“哎呀，老首長，您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您早把我們這些兵給忘喽，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 這樣的埋怨，誰聽了也會覺得心裡癢酥酥的，隻會呵呵地樂。
“啊哈哈——小何呀，這張嘴還是那麼厲害嘛，你好久也不來看我了嘛。
” “還小何哪，白頭發一腦袋了。
哪次去部裡沒去看您，”何婷說的是實話，這尊佛，能不拜到嗎。
“您是個大忙人，要麼在開黨組會，要麼就外出了。
我呀，主要是找您檢讨去，您不知道，那個寫報告文學的賀家彬，就在我這個處。
給部裡捅了那麼大的婁子，都怪我平時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抓好，情況掌握得也不及時，文章發表我才知道。
孔部長，您就狠狠地批評我吧。
” 嗬，那個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顧慮喲，這件事和你無關嘛，有人借着這件事給自己樹碑立傳嘛，這個背景你哪裡曉得嘛，對賀家彬這種人以後注意加強教育就是喽。
” “啊呀呀，還有這樣的事情，一篇文章，有這麼大的背景。
”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
“還是不能忘記毛主席的話喲，不能忘記階級鬥争，路線鬥争。
現在有些人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嘛，打着三中全會的旗号，實際上搞的是資産階級那一套，沖擊黨的領導、沖擊黨的路線嘛，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無産階級專政。
” 一提起專政這個字眼兒，孔祥頓時覺得像是喝了一碗參湯，嗓門兒也洪亮起來，說話也流暢起來，氣兒也粗了，腰也硬了。
像一輛安了十個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沒有目标，先他媽的放上一通。
那聲音讓他心裡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兒直癢癢，癢癢得直想讓他大聲喝彩。
他老覺得，憑他的條件，他該當個公安部長那才過瘾。
縱的，往上數，别說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傳的老貧農。
往下數，兒子、女兒全是共産黨員，共青團員。
橫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區裡出來的。
再說政治立場，哪次運動他不是左派？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當了個走資派，不過那個不算，十一大上已經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經他的手就處決了幾個不法資本家和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鄭子雲比他級别高，那時候他們都被關了幾個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上頭讓他打十個右派，他能打上二十個，現在全他媽的一風吹啦，不算數啦。
多會兒看見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會兒心裡不是滋味。
那些人本該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奴才，這會兒卻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覺得他像是吃了敗仗，這叫人以後還怎麼工作。
唵？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他恨不得把機關裡的幹部編成連隊，搞成軍隊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
别看部黨組那些成員，開起辦公會，說起生産、業務，哇啦、哇啦地沒完，他簡直就插不上一句話，幹這個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部裡開了幾十次批判會。
後來地震，禮堂裡開不成了，是他給田守誠出了個主意，把會場搬到部大院門口開去。
他特意讓辦公廳行政處新買了标語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紅，幾個大白字“誓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争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醒目。
沿着會場拉上了有線喇叭，那稀落的口号聲也顯得紅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們在鬧騰什麼，來來往往圍觀的不少。
那幾次批判會開得好不熱鬧，每次批判會，都由他親自作總結發言，一口一個“老右派”，“老賣國賊”，“我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這句話一時成了部裡廣為流傳的名言，因為大家恰好拿了這句話來回敬他。
報社還來了個特派記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于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産上取得了偉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雲雲。
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裡也沒譜，不過按照過去的經驗，凡事往好裡說準出不了婁子，沒人真會去查。
就是到了現在，孔祥心裡也不服氣：“反擊右傾翻案風”哪一點錯了？看吧，現在的政策，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條不偏右？晚上下班之後，他常去老戰友家裡轉悠。
圍着一瓶子酒，幾碟子小菜，一邊兒吭吭地往桌子上蹾着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蕩，一邊兒發着心裡的牢騷：姓鄧的，認準了，跑不了你。
你就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咱們走着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進辦公室，他又洩了勁。
老鄧什麼時候才能出點婁子？他到越幹越自信了。
這兩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過得風平浪靜，不開批判會了，不遊行了，不喊口号，不抓反革命了，那讓他幹什麼？孔祥感到了閑散的難受。
去年好容易讓他逮住一個茬兒，研究所裡的一個技術員政治學習的時候說了一句：“黨内民主生活，我覺得還不夠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沒經過選舉，隻憑一個人的一句話，這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傳位有什麼兩樣？” 孔祥立即讓政工部門把這個情況編入政工簡報，火速上報，就差沒在信封後面插上三根雞毛。
簡報中還指出，這種言論是新形勢下階級鬥争的新動向，那種認為階級鬥争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不再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的觀點，是一種極右思潮的反映。
雲雲。
他還幾次三番地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局把那個技術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那些天他可着實地忙了一陣。
鬧得政治部跟着他團團轉，鬧得公安局左右為難，到了最後人家一聽是重工業部的電話都沒人願意接了，誰都怕和他沾包兒。
電話裡，又是帽子、又是威脅、上綱上線，聽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個技術員抓起來，他真敢告發公安局包庇現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夥子說：“我算服了這位部長了，比公安局還公安局，沒準将來咱們這個公安局全得讓他專了政。
” 孔祥那一套話裡賣的什麼藥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個瓢。
反正不是傳真電話，隻能聽，不能看。
何婷沒有工夫聽他過這個瘾，也說不定一會兒就有什麼要緊事把他扯走，那她這個電話就算白打了。
“孔部長，我個人還有一件事要請您照顧一下呀。
” 照理這事不便在電話裡說，去辦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讓秘書聽了去，誰能擔保他是拆台還是補台，有時一件事的成敗全在一句話。
别看這個老頭，懵懵懂懂，糊糊塗塗，離了秘書話都說不清楚，“烏紗帽”的觀念可是一清二楚。
隻要有一句話讓他聽起來不那麼清楚，不那麼順當，琢磨三天也沒琢磨透，他這裡就得風吹草動，一推六二五。
何況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後門可以走，但萬萬不可招搖，否則這叫什麼後門。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裡去。
一九六二年那時候她還在幹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長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但她提處長的前前後後，去得勤了一些，最後一次幾乎是讓孔祥的夫人攆出來的，當時那個尴尬勁兒，直到今天仍是記憶猶新。
何婷和孔祥确實沒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這一條：女人在男人那裡，比男人在男人那裡好辦事。
在不喪失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一下這個有利的因素又有什麼不可。
她接着說：“我那個小女兒，就是妞妞嘛，小時候還叫您幹爹呢，大學快畢業了。
咱們部裡的研究所正好有個名額，現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已經同意要了，他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部裡，隻要您批個同意這事就算妥了。
” “研究所？好像有這麼回事——”孔祥在回憶着。
“您已經看見呈文了？”何婷沒想到這麼快。
“不，不是。
有人向我提過，說前不久研究所有個處長和他的老伴先後去世了，留下三個孩子。
老二、老三還小，需要照顧，老大也是即将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這樣！ 不管怎麼說，孔祥不應該把這個情況當面捅給她，讓她怎麼往下說？
“哪一位呀？”孔祥拖着長長的四川腔問道。
“哎呀，老首長，您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您早把我們這些兵給忘喽，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 這樣的埋怨，誰聽了也會覺得心裡癢酥酥的，隻會呵呵地樂。
“啊哈哈——小何呀，這張嘴還是那麼厲害嘛，你好久也不來看我了嘛。
” “還小何哪，白頭發一腦袋了。
哪次去部裡沒去看您，”何婷說的是實話，這尊佛，能不拜到嗎。
“您是個大忙人，要麼在開黨組會，要麼就外出了。
我呀，主要是找您檢讨去，您不知道，那個寫報告文學的賀家彬，就在我這個處。
給部裡捅了那麼大的婁子，都怪我平時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抓好，情況掌握得也不及時，文章發表我才知道。
孔部長，您就狠狠地批評我吧。
” 嗬，那個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顧慮喲，這件事和你無關嘛，有人借着這件事給自己樹碑立傳嘛，這個背景你哪裡曉得嘛，對賀家彬這種人以後注意加強教育就是喽。
” “啊呀呀，還有這樣的事情，一篇文章，有這麼大的背景。
”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
“還是不能忘記毛主席的話喲，不能忘記階級鬥争，路線鬥争。
現在有些人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嘛，打着三中全會的旗号，實際上搞的是資産階級那一套，沖擊黨的領導、沖擊黨的路線嘛，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無産階級專政。
” 一提起專政這個字眼兒，孔祥頓時覺得像是喝了一碗參湯，嗓門兒也洪亮起來，說話也流暢起來，氣兒也粗了，腰也硬了。
像一輛安了十個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沒有目标，先他媽的放上一通。
那聲音讓他心裡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兒直癢癢，癢癢得直想讓他大聲喝彩。
他老覺得，憑他的條件，他該當個公安部長那才過瘾。
縱的，往上數，别說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傳的老貧農。
往下數，兒子、女兒全是共産黨員，共青團員。
橫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區裡出來的。
再說政治立場，哪次運動他不是左派？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當了個走資派，不過那個不算，十一大上已經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經他的手就處決了幾個不法資本家和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鄭子雲比他級别高，那時候他們都被關了幾個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上頭讓他打十個右派，他能打上二十個，現在全他媽的一風吹啦，不算數啦。
多會兒看見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會兒心裡不是滋味。
那些人本該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奴才，這會兒卻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覺得他像是吃了敗仗，這叫人以後還怎麼工作。
唵？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他恨不得把機關裡的幹部編成連隊，搞成軍隊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
别看部黨組那些成員，開起辦公會，說起生産、業務，哇啦、哇啦地沒完，他簡直就插不上一句話，幹這個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部裡開了幾十次批判會。
後來地震，禮堂裡開不成了，是他給田守誠出了個主意，把會場搬到部大院門口開去。
他特意讓辦公廳行政處新買了标語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紅，幾個大白字“誓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争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醒目。
沿着會場拉上了有線喇叭，那稀落的口号聲也顯得紅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們在鬧騰什麼，來來往往圍觀的不少。
那幾次批判會開得好不熱鬧，每次批判會，都由他親自作總結發言，一口一個“老右派”，“老賣國賊”，“我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這句話一時成了部裡廣為流傳的名言，因為大家恰好拿了這句話來回敬他。
報社還來了個特派記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于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産上取得了偉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雲雲。
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裡也沒譜，不過按照過去的經驗，凡事往好裡說準出不了婁子，沒人真會去查。
就是到了現在，孔祥心裡也不服氣：“反擊右傾翻案風”哪一點錯了？看吧，現在的政策，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條不偏右？晚上下班之後，他常去老戰友家裡轉悠。
圍着一瓶子酒，幾碟子小菜，一邊兒吭吭地往桌子上蹾着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蕩，一邊兒發着心裡的牢騷：姓鄧的，認準了，跑不了你。
你就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咱們走着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進辦公室，他又洩了勁。
老鄧什麼時候才能出點婁子？他到越幹越自信了。
這兩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過得風平浪靜，不開批判會了，不遊行了，不喊口号，不抓反革命了，那讓他幹什麼？孔祥感到了閑散的難受。
去年好容易讓他逮住一個茬兒，研究所裡的一個技術員政治學習的時候說了一句：“黨内民主生活，我覺得還不夠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沒經過選舉，隻憑一個人的一句話，這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傳位有什麼兩樣？” 孔祥立即讓政工部門把這個情況編入政工簡報，火速上報，就差沒在信封後面插上三根雞毛。
簡報中還指出，這種言論是新形勢下階級鬥争的新動向，那種認為階級鬥争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不再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的觀點，是一種極右思潮的反映。
雲雲。
他還幾次三番地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局把那個技術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那些天他可着實地忙了一陣。
鬧得政治部跟着他團團轉，鬧得公安局左右為難，到了最後人家一聽是重工業部的電話都沒人願意接了，誰都怕和他沾包兒。
電話裡，又是帽子、又是威脅、上綱上線，聽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個技術員抓起來，他真敢告發公安局包庇現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夥子說：“我算服了這位部長了，比公安局還公安局，沒準将來咱們這個公安局全得讓他專了政。
” 孔祥那一套話裡賣的什麼藥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個瓢。
反正不是傳真電話，隻能聽，不能看。
何婷沒有工夫聽他過這個瘾，也說不定一會兒就有什麼要緊事把他扯走，那她這個電話就算白打了。
“孔部長，我個人還有一件事要請您照顧一下呀。
” 照理這事不便在電話裡說，去辦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讓秘書聽了去，誰能擔保他是拆台還是補台，有時一件事的成敗全在一句話。
别看這個老頭，懵懵懂懂，糊糊塗塗，離了秘書話都說不清楚，“烏紗帽”的觀念可是一清二楚。
隻要有一句話讓他聽起來不那麼清楚，不那麼順當，琢磨三天也沒琢磨透，他這裡就得風吹草動，一推六二五。
何況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後門可以走，但萬萬不可招搖，否則這叫什麼後門。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裡去。
一九六二年那時候她還在幹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長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但她提處長的前前後後，去得勤了一些，最後一次幾乎是讓孔祥的夫人攆出來的，當時那個尴尬勁兒，直到今天仍是記憶猶新。
何婷和孔祥确實沒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這一條：女人在男人那裡，比男人在男人那裡好辦事。
在不喪失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一下這個有利的因素又有什麼不可。
她接着說：“我那個小女兒，就是妞妞嘛，小時候還叫您幹爹呢，大學快畢業了。
咱們部裡的研究所正好有個名額，現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已經同意要了，他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部裡，隻要您批個同意這事就算妥了。
” “研究所？好像有這麼回事——”孔祥在回憶着。
“您已經看見呈文了？”何婷沒想到這麼快。
“不，不是。
有人向我提過，說前不久研究所有個處長和他的老伴先後去世了，留下三個孩子。
老二、老三還小，需要照顧，老大也是即将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這樣！ 不管怎麼說，孔祥不應該把這個情況當面捅給她，讓她怎麼往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