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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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之後，她穩了穩心神，在裡屋說：“你把外邊門插上。
” 聽着他将外邊門插上了，她走到桌旁站着，又說：“你進屋吧。
” 看見他的身影進了屋，她說：“你開燈。
” 他一聲不響地拉亮了燈。
他手中握着燈繩，望着她一時僵立在門口。
“你拉上窗簾。
” 他的目光始終望着她，機械地走到窗前，機械地拉上窗簾。
“是為你……” 她不無羞澀地笑了。
他一步步向她走過來，仿佛接近着一尊神聖的偶像。
“你别過來……” 他站住了。
“我這樣……好麼？……” “好……” “你看我……像誰？……” “誰也不像……” “你看看挂曆……” 他的目光從她臉上緩緩轉移到了挂曆上。
“像誰？……” “像你自己……” 他的目光在挂曆上停留了還不足半秒鐘，就又凝視在她臉上。
“我一點兒都不像挂曆上……那個女人？” 他搖頭。
她有些掃興起來，固執地說：“我覺得像嘛！” “不像。
” “像！” 他還是搖頭：“你再說像我就把那張挂曆扯下來撕了！……” “你敢！……” 他兩步就跨到了桌前，一下子從牆上扯掉了那頁挂曆，幾乎是有些憤怒地撕扯得粉碎，抛在她腳下。
“你？……” 她驚愕了。
“我眼裡根本看不見第二個女人！” 她就一頭紮在他懷裡了。
他将她橫抱了起來，似乎輕輕地就将她橫抱了起來。
她料不到他的雙臂竟那麼有力，托着她像托着一個小女孩兒似的。
“今晚住在家裡行麼？” 他的目光告訴她，她所請求的正是他所渴望的。
“二嬸會不會起疑心？” “二嬸是好人……” “别的鄰居們呢？” “現在為什麼要想到他們呢？” 她忘不了那個夜晚，當她把那張七千多元的存折送給她的小偉時，他是怎樣拒絕的。
他時而咆哮，時而又冷言相向，直到連她自己也像他那樣蔑視自己分錢後吃利息過小日子的念頭，直到她覺得原已不容易開始淡漠的創業發展的想法再一次清清楚楚，結結實實地從心底站起。
五年，她已經離開那個拉緊窗簾點着票子設計寬裕生活的徐淑芳非常非常遙遠了，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忘掉那個燭光迷離的夜晚，就像一個人忘不了旅程中最難逾越的那道障礙，而這障礙是他以他的方式幫他逾越的，雖然他那時是那麼野，那麼兇，雖然他呵斥譏諷得她痛苦了許久…… 還有馬嬸，她曾與之分錢又與之集資的老搭檔。
馬嬸死了。
像馬嬸自己說的那樣，中午從車間到食堂的路上，她走着走着，跌了一跤，就死了。
馬嬸是不脫産的副廠長。
或者更确切地講，是名義上的副廠長。
她曾幾次堅持要馬嬸脫産，坐到副廠長的辦公室裡去。
馬嬸卻說：“空出那麼一間屋子，讓我整天守着屋子幹嗎呀？還不把我憋悶出毛病來啊？哪有跟姑娘們在車間幹活好？跟姑娘們一塊兒幹活我覺得自己年輕！……” “忽悠”一詞，仍在民間廣為應用。
但到了一九八六年，無論公對公還是私對私，或者公對私或者私對公，辦任何事情光靠能“忽悠”是辦不大成了。
生活淘汰一類人比舞台淘汰一類明星更迅速。
因而本市的老百姓又創造了另一個詞取而代之——“安排”。
是“創造”，絕不僅僅是“選擇”。
一個詞一旦被賦予了嶄新的含意，當然便是創造。
正如新的發明取代舊的科學。
“安排”意味着請客、送禮、塞鈔票……以及凡能用物質說明的其他許多許多内容。
它的技巧是必須掌握權與法之間的細微的原則。
差之毫厘，失之千裡。
這是更高的學問，比“忽悠”實際得多。
馬嬸難能精通此道。
她卻已久經考驗，遊刃有餘了，這對她是後天的才幹。
她早習慣了在廠長的日記上寫明“安排”這一詞。
一個普通的女人的靈魂究竟能在生活和事業中走出多遠，要看她究竟能與一切稱之為“正統”的觀念決裂的程度和分道揚镳的勇氣。
她及時地明白了這一點。
她對凡她認為可敬的“正統”觀念仍保持着敬意，但如果它妨礙她，她則僅僅把它供起來而已。
她已不能夠再做它的模範的“修女”，不管是生活方面還是事業方面。
如果它不能導緻成功和快樂，甚至隻能導緻失敗和煩惱，那麼人為什麼非要依順于它？作為一個女人她不許自己缺少快樂，作為一位廠長她不許自己失敗多于成功。
她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一個女人的風格，各方面的風格。
按照自己的風格活着，她才能領悟到活着的價值和意義。
當廠長在她看來隻不過是自己的活法之一，并不是她活着的目的。
她以她自己做事的風格，征得馬嬸家屬同意之後，在廠内為馬嬸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她親自緻悼詞。
悼詞是這樣寫的： 生活中經常有這樣的情況，最初我們很不喜歡的人，最後成了我們很喜歡的人，甚至成了我們很親愛的人。
原因何在？讓我告訴大家——人的心的确是可以相互交換的。
以心換心是最公平的交換。
在這架天平上，年齡、性别、容貌、知識，某個人的地位和脾氣，都是沒有分量的。
有分量的隻是一顆心。
如果将兩顆心在天平上調換一下，天平仍然是平衡的，我們便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和别人在我們心中的分量。
它跳動的時候，我們便欣慰。
它停止跳動的時候，我們便悲哀。
即使這樣的人對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已不再起任何作用，這個人對我們也一如從前那般重要，離開我們之後，會被我們銘記着。
馬嬸對我便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
連我們的隐私都是從未互相隐瞞過的。
我們之間曾經有過一句誓言——同舟共濟。
她對得起我們之間這句誓言，所以我尊敬她異于尊敬别人。
我知道，她對于你們，也許不是一個值得喜歡更不是一個值得親愛的人。
甚至也不是什麼副廠長，僅僅是一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太愛教訓你們的、太愛管各種閑事的胖女人。
我知道，你們有些姑娘在背地裡叫她“半噸”。
我并不想在這種場合譴責你們。
因為我當年，也就是最初我很不喜歡她的時候，也在背地裡對别人把她叫過“河馬大嬸”。
而此時此刻，我内心裡的悲痛是語言所無法形容的。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我們這個工廠得以存在并且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當年的一半基金是這個普普通通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太愛教訓你們的，太愛管各種閑事的女人的錢。
一萬七千多塊錢。
是她賣掉了自己的城市戶口的錢，和她幹某些又髒又累的活用汗水換來的錢。
她活着的時候從未希望你們知道這一點并且因此回報她感激和敬意，也從未抱怨過你們不知道這一點。
看到你們這些年輕的姑娘在我們這個工廠裡工作是愉快的，她已很滿足了。
她雖然那麼愛教訓你們，可她甚至都沒有要求你們熱愛過我們這個工廠。
我認為她是有這種權利的。
恰恰相反，她時常覺得，我們這個工廠，還應該為你們做好許許多多福利方面的事情。
你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幹部的子女，沒有一個是知識分子的子女。
社會提供給他們的選擇機會和競争機會已經不少，但提供給你們的卻不算多，因為你們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家庭的姑娘。
當你們考不上大學的時候，當你們終于放棄了種種更令人羨慕的憧憬的時候，我們的工廠向你們敞開它的大門。
隻要你們永不嫌棄它，它便永不嫌棄你們。
這一條與其他單位有所不同的招工原則，是我們今天所追悼的這個女人的主張。
因為她也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
她内心裡時刻關懷着你們的福利，如同時刻關懷她自己的女兒們的福利。
她太愛教訓你們，也許正因為她太愛你們。
今後，我将繼續奉行她生前的主張，因為我也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
我将努力為你們實現更多的福利，因為這是她生前的願望。
也是我對你們的責任。
我們這個工廠，大概永遠不可能向你們許諾更令人羨慕的憧憬，但是它将保證對你們每個人目前的和今後的物質生活負起它應盡的責任，使你們不至于受到貧窮的困擾，僅此而已。
别的方面，它隻願協助你們去尋找和獲得，但不能代替你們去尋找和獲得。
這一些話，也是馬嬸生前總想對你們說明白而總也沒有說得很明白的話。
今天，在我們追悼她的這個時刻，我相信我已經替她對你們說得非常明白了…… 悼詞是她親筆寫的。
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标點符号，都是從她内心裡湧到筆端的。
沒有修改，不願修改。
她要對馬嬸維護自己内心裡一向對馬嬸的真實。
連她與她的小偉之間的隐情，她都坦白地告訴過了馬嬸，那麼在為馬嬸而寫的悼詞中，還有什麼不适當的話，是馬嬸所不能原諒她的呢？何況馬嬸是寬厚的女人！…… 她怎麼寫的，便怎麼念了。
許多姑娘聽着聽着哭了。
錄音機播放着哀樂，不是中國人所聽熟悉了的那首哀樂，而是貝多芬的《安魂曲》。
馬嬸生前曾說過，最聽不得哀樂，一聽到哀樂心就像被一隻大手揪住了。
她也認為中國人所聽熟悉了的那首哀樂，不太适于作為凡人的殡葬曲。
它使死亡的嚴峻性對活人顯得太強烈了！它太震撼活人的心靈了！而馬嬸是凡人。
一個安分的凡人必定是不願以自己的死亡去震撼活人的心靈的。
相比之下，倒确實是貝多芬的《安魂曲》更适于作一切人、一切不平凡的人和一切凡人的殡葬曲。
因為它所體現的悲哀是憂傷的，而不是撕肝裂膽仿佛天崩地坼般的震撼。
凡人的死是震撼不了天地的，凡人的死尤其需要的是一首《安魂曲》。
追悼凡人的活着的凡人的靈魂尤其需要将悲哀淡化為憂傷，而憂傷之對于活着的凡人的靈魂，也将能比悲傷更長久些。
一輛車頭披挂了黑紗和白花的小面包車做了馬嬸的殡車。
她和兼職工會工作的兩位姑娘陪同馬嬸的親屬們乘另一輛大客車前往火葬場。
可是許多姑娘也眼淚汪汪地擠上了車，非要将馬嬸“送到底”。
殡車開出廠，又有百多名姑娘騎着自行車緊緊尾随其後，這是她預先沒估計到的。
都是些有良心的好姑娘啊！ 她從車後窗望着她們一個個頂風猛蹬的樣子，心中深受感動，吩咐司機減慢了車速。
她暗暗對自己說：徐淑芳，為了她們，你值得努力當一位好廠長！你永遠也不必為自己所選擇的這一種活法後悔！ 一件馬嬸在手工車間沒來得及縫完的絨布熊貓，作了馬嬸的殉葬品。
馬嬸活着的時候常說，做夢都不敢想，這輩子還能在亮堂堂的車間裡為孩子們做玩具，這種工作是女人的大福氣。
一想到有些孩子多麼喜愛她親手做的玩具，她恨不得回到和姑娘們一樣的年齡，為孩子們從頭兒活幾十年…… 體重一百八十多斤的馬嬸，死後用那麼小的一個盒子就裝下了！馬嬸的靈魂會不會感到憋悶呢？如果不是因為沒處埋葬，她真願為馬嬸做一口特大的棺材，用上等的紅松木料做…… 回到廠裡的第一件事，是吩咐會計支出一萬七千餘元，并且按照儲蓄結算了幾年來的利息。
那時，後來被她送上了法庭的老會計，還受着她的絕對信任。
他問：“要還給馬副廠長的家屬？” 她說：“是的。
如果可能，我還真想出公款為馬嬸買一個城市戶口，像當年别人買我們的一樣……” “你也把自己的城市戶口賣了？” “……” “按理說，對馬副廠長，無論怎麼做，都不算過分。
可具體到我這兒，就沒法下賬了……” “下在工會支出的賬上吧。
” “連本帶利，二萬多元，不是一筆小數啊！萬一公社細查起來……” 不提公社則矣，一提公社，她憤怒了。
“那就讓他們問我！” 她居然對他拍起桌子來。
但是馬嬸的丈夫，一個因病提前退休了的鍋爐工，一個與馬嬸的火辣性格恰恰相反的老實巴交的男人，畏畏縮縮地不敢寫收條。
他讷讷地說：“這錢我們今後可以花麼？不可以花，拿回去又有什麼用呢？” 她說：“這是馬嬸賣城市戶口和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兒掙來的錢，廠裡如今應該歸還你們，你們當然是可以花的，願怎麼花就怎麼花！” “我隻知道她當年為了廠，把自己的城市戶口賣了……究竟賣了多少錢，她從來也沒有告訴過我……哪曉得是這麼大數目一筆錢啊！要是我們花了，以後有一天再說違犯了啥制度，要我們還，我們可怎麼還得起？……” “我保證，沒人讓你們還！……” 膽小怕事的男人還是覺得那筆錢燙手。
她急了，代他寫了一張收條，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蓋了章。
老會計将她扯到辦公室外，提醒道：“當年這筆錢，你們賬面上可沒注明是借給廠裡的啊！如今你替人家寫了收條簽了字，将來可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啊……” 她幹脆地回答：“我負！” 送走了馬嬸的家屬們，她才覺得内心稍微平靜了些。
老會計見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試探地問：“你當年那一筆錢……要不要也想個什麼名目……今天一塊兒支出來？廠裡現在資金雄厚了，你也犯不着……” 她倦怠地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她常想到那筆錢。
她認為那是她為自己的投資，為自己的生活的投資。
她對自己目前的生活頗滿意，因而并不覺得是損失…… 第三天，晚報“群衆之窗”專欄，登出了一封批評信。
批評百花玩具廠在全社會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之時，為一位廠領導的死停産一日，興師動衆，勞民傷财。
更嚴重的是，廠長徐淑芳，在悼詞中，隻字不談化悲哀為建設四化的熱情，卻大談所謂良心，以封建主義的恩德思想蠱惑人心…… 措詞尖酸，行文刻薄。
全廠的姑娘們差不多個個都被激怒了，她們拿着那張報紙到廠長辦公室去找她。
而她不在。
因為她已先于她們看到了那張報紙…… 當天，有幾十名姑娘進了城，到報社去提抗議。
她們離去的時候，在總編辦公室和走廊裡留下了一地瓜子皮兒。
報社的人訓斥她們：“你們當這是什麼地方了？露天電影院？掃幹淨了再走！” “喲喝，怪厲害的！瓜子皮兒就讓你們不高興了？你們往我們臉上抹黑怎麼說？” “掃幹淨了再走？姑娘們不受你們這份兒支使！” “你們自己掃吧！” “你們自己也别掃了，明天後天我們還來呢！” 她的姑娘們不是好惹的。
那一天，報社不知往她的辦公室裡挂來了多少次電話，而廠長秘書的回答是：我們廠長今天不在，明天後天也不會在。
她這幾天忙于談業務。
第二天又有另一批姑娘到報社去抗議…… 比第一天那批姑娘留下的瓜子皮兒還多…… 第三天如是。
她的原則，或者說她的廠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事關百花玩具廠榮譽的問題方面，她從不含糊。
她要讓世人知道，小廠不可辱，小廠不可欺。
誰也抓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指責她慫恿那些姑娘到報社胡鬧。
因為三天内，她确确實實都不在廠裡，她确确實實都在與各方面洽談業務。
隻有老會計心中明白。
因為他得到她的指示，對沒上班而到報社去了的姑娘們，當天的工資按“出勤”算。
第四天，她親自出現在報社總編室。
很有點兒“少壯派”氣質的總編，對她拍桌子蹾茶杯，大大發了一通脾氣，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
她卻表現得相當有涵養，一聲不吭，聽任對方宣洩個夠。
末了，人家指着她的鼻子說：“像話嗎？啊？連續三天，一撥一撥地來！你們這個廠也太無組織紀律性了！……” 她端正地坐着不動，微笑道：“我可以保持涵養，但前提是您的手指尖千萬别碰到我的鼻子。
” 對方的手立刻就放下了。
有時候微笑着低聲說出的話，要比憤怒地大嚷大叫更奏效。
這是她的經驗，她還不止這一條經驗呐！ 對方客氣了些，寬宏大量地說：“既然你親自來賠禮道歉了，事情也就算了。
你回去要好好教育你的工人們！” “您想錯了！”她仍微笑着說：“我不是來向你們賠禮道歉的。
我是親自來向你們提出抗議。
你們預先不進行必要的調查了解，結果不但損害了我們廠的榮譽，也損害了一位無辜的死者的榮譽。
我以我們廠，也以死者及其家屬的名義，鄭重通知您，要對貴報進行法律上的起訴。
至于談到我們廠的組織紀律性，我十分驚訝您居然不知道，它是前不久唯一被評為市廠紀廠風優秀單位的集體企業。
而我的工人們到貴報來不是無緣無故的。
咱們中國有一句話說得明白，叫做‘衆怒難犯’。
這是我們所聘請的律師的名片，您收好。
請今後不要為此事給我本人挂電話了，我目前工作很忙，接下來應該是你們和我們的律師打交道了……” 對方一時望着她發起愣來。
她從容告辭。
走到門口，轉回身又微笑道：“我不對您說再見。
讓我對您說——咱們法庭上見。
” 她那輛漂亮的小汽車停在報社門口。
她剛打開車門，一位報社裡的老同志氣喘籲籲地追了出來，跑到她跟前，搓着雙手說：“徐廠長，您看，事情本來不必搞得這麼僵……這可能是一場誤會……我們總編剛上任，年輕氣盛……請您，再跟我們詳細談談好不好？……”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說：“真遺憾，我沒時間了，還有别的事兒。
不過歡迎你們明天派記者到廠裡來調查了解一下。
”說罷，毫不動搖地坐進車内，大聲吩咐司機：“開車！” 第五天，果然有一位記者來到了廠裡。
調查的結果是——所謂“勞民傷财”，不過是開了四十分鐘的追悼會，幾丈黑布，一卷白紙而已。
事實亦是如此。
“停産一日，興師動衆”也純屬誇大其詞——隻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停産半日。
絕大多數工人開完了追悼會就回各車間幹活去了…… 第六天，晚報上登出一篇和登在“群衆之窗”專欄上那封“批評信”字數差不了許多的自我批評文章——當然是報社的自我批評文章。
并且加了編者按，引為缺乏調查了解的教訓。
她也就相應地從法院撤回了起訴書——将它寄到了報社，以證實“咱們法庭上見”，不是威脅對方的謊言。
同時緻信報社總編，隻一句話——“我是個不愛在這類問題上開玩笑的人。
” 總編的複信更其簡短，僅兩個字——“佩服”。
然而在她這方面，此事隻了結了一半。
她将總編的信抛下之後，立刻讓秘書找來了設計科科長。
那二十四歲的科長，是個很有設計才能的風流倜傥的英俊小夥兒。
從省“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後，不少單位争着要他，卻
” 聽着他将外邊門插上了，她走到桌旁站着，又說：“你進屋吧。
” 看見他的身影進了屋，她說：“你開燈。
” 他一聲不響地拉亮了燈。
他手中握着燈繩，望着她一時僵立在門口。
“你拉上窗簾。
” 他的目光始終望着她，機械地走到窗前，機械地拉上窗簾。
“是為你……” 她不無羞澀地笑了。
他一步步向她走過來，仿佛接近着一尊神聖的偶像。
“你别過來……” 他站住了。
“我這樣……好麼？……” “好……” “你看我……像誰？……” “誰也不像……” “你看看挂曆……” 他的目光從她臉上緩緩轉移到了挂曆上。
“像誰？……” “像你自己……” 他的目光在挂曆上停留了還不足半秒鐘，就又凝視在她臉上。
“我一點兒都不像挂曆上……那個女人？” 他搖頭。
她有些掃興起來，固執地說：“我覺得像嘛！” “不像。
” “像！” 他還是搖頭：“你再說像我就把那張挂曆扯下來撕了！……” “你敢！……” 他兩步就跨到了桌前，一下子從牆上扯掉了那頁挂曆，幾乎是有些憤怒地撕扯得粉碎，抛在她腳下。
“你？……” 她驚愕了。
“我眼裡根本看不見第二個女人！” 她就一頭紮在他懷裡了。
他将她橫抱了起來，似乎輕輕地就将她橫抱了起來。
她料不到他的雙臂竟那麼有力，托着她像托着一個小女孩兒似的。
“今晚住在家裡行麼？” 他的目光告訴她，她所請求的正是他所渴望的。
“二嬸會不會起疑心？” “二嬸是好人……” “别的鄰居們呢？” “現在為什麼要想到他們呢？” 她忘不了那個夜晚，當她把那張七千多元的存折送給她的小偉時，他是怎樣拒絕的。
他時而咆哮，時而又冷言相向，直到連她自己也像他那樣蔑視自己分錢後吃利息過小日子的念頭，直到她覺得原已不容易開始淡漠的創業發展的想法再一次清清楚楚，結結實實地從心底站起。
五年，她已經離開那個拉緊窗簾點着票子設計寬裕生活的徐淑芳非常非常遙遠了，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忘掉那個燭光迷離的夜晚，就像一個人忘不了旅程中最難逾越的那道障礙，而這障礙是他以他的方式幫他逾越的，雖然他那時是那麼野，那麼兇，雖然他呵斥譏諷得她痛苦了許久…… 還有馬嬸，她曾與之分錢又與之集資的老搭檔。
馬嬸死了。
像馬嬸自己說的那樣，中午從車間到食堂的路上，她走着走着，跌了一跤，就死了。
馬嬸是不脫産的副廠長。
或者更确切地講，是名義上的副廠長。
她曾幾次堅持要馬嬸脫産，坐到副廠長的辦公室裡去。
馬嬸卻說：“空出那麼一間屋子，讓我整天守着屋子幹嗎呀？還不把我憋悶出毛病來啊？哪有跟姑娘們在車間幹活好？跟姑娘們一塊兒幹活我覺得自己年輕！……” “忽悠”一詞，仍在民間廣為應用。
但到了一九八六年，無論公對公還是私對私，或者公對私或者私對公，辦任何事情光靠能“忽悠”是辦不大成了。
生活淘汰一類人比舞台淘汰一類明星更迅速。
因而本市的老百姓又創造了另一個詞取而代之——“安排”。
是“創造”，絕不僅僅是“選擇”。
一個詞一旦被賦予了嶄新的含意，當然便是創造。
正如新的發明取代舊的科學。
“安排”意味着請客、送禮、塞鈔票……以及凡能用物質說明的其他許多許多内容。
它的技巧是必須掌握權與法之間的細微的原則。
差之毫厘，失之千裡。
這是更高的學問，比“忽悠”實際得多。
馬嬸難能精通此道。
她卻已久經考驗，遊刃有餘了，這對她是後天的才幹。
她早習慣了在廠長的日記上寫明“安排”這一詞。
一個普通的女人的靈魂究竟能在生活和事業中走出多遠，要看她究竟能與一切稱之為“正統”的觀念決裂的程度和分道揚镳的勇氣。
她及時地明白了這一點。
她對凡她認為可敬的“正統”觀念仍保持着敬意，但如果它妨礙她，她則僅僅把它供起來而已。
她已不能夠再做它的模範的“修女”，不管是生活方面還是事業方面。
如果它不能導緻成功和快樂，甚至隻能導緻失敗和煩惱，那麼人為什麼非要依順于它？作為一個女人她不許自己缺少快樂，作為一位廠長她不許自己失敗多于成功。
她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一個女人的風格，各方面的風格。
按照自己的風格活着，她才能領悟到活着的價值和意義。
當廠長在她看來隻不過是自己的活法之一，并不是她活着的目的。
她以她自己做事的風格，征得馬嬸家屬同意之後，在廠内為馬嬸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她親自緻悼詞。
悼詞是這樣寫的： 生活中經常有這樣的情況，最初我們很不喜歡的人，最後成了我們很喜歡的人，甚至成了我們很親愛的人。
原因何在？讓我告訴大家——人的心的确是可以相互交換的。
以心換心是最公平的交換。
在這架天平上，年齡、性别、容貌、知識，某個人的地位和脾氣，都是沒有分量的。
有分量的隻是一顆心。
如果将兩顆心在天平上調換一下，天平仍然是平衡的，我們便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和别人在我們心中的分量。
它跳動的時候，我們便欣慰。
它停止跳動的時候，我們便悲哀。
即使這樣的人對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已不再起任何作用，這個人對我們也一如從前那般重要，離開我們之後，會被我們銘記着。
馬嬸對我便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
連我們的隐私都是從未互相隐瞞過的。
我們之間曾經有過一句誓言——同舟共濟。
她對得起我們之間這句誓言，所以我尊敬她異于尊敬别人。
我知道，她對于你們，也許不是一個值得喜歡更不是一個值得親愛的人。
甚至也不是什麼副廠長，僅僅是一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太愛教訓你們的、太愛管各種閑事的胖女人。
我知道，你們有些姑娘在背地裡叫她“半噸”。
我并不想在這種場合譴責你們。
因為我當年，也就是最初我很不喜歡她的時候，也在背地裡對别人把她叫過“河馬大嬸”。
而此時此刻，我内心裡的悲痛是語言所無法形容的。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我們這個工廠得以存在并且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當年的一半基金是這個普普通通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太愛教訓你們的，太愛管各種閑事的女人的錢。
一萬七千多塊錢。
是她賣掉了自己的城市戶口的錢，和她幹某些又髒又累的活用汗水換來的錢。
她活着的時候從未希望你們知道這一點并且因此回報她感激和敬意，也從未抱怨過你們不知道這一點。
看到你們這些年輕的姑娘在我們這個工廠裡工作是愉快的，她已很滿足了。
她雖然那麼愛教訓你們，可她甚至都沒有要求你們熱愛過我們這個工廠。
我認為她是有這種權利的。
恰恰相反，她時常覺得，我們這個工廠，還應該為你們做好許許多多福利方面的事情。
你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幹部的子女，沒有一個是知識分子的子女。
社會提供給他們的選擇機會和競争機會已經不少，但提供給你們的卻不算多，因為你們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家庭的姑娘。
當你們考不上大學的時候，當你們終于放棄了種種更令人羨慕的憧憬的時候，我們的工廠向你們敞開它的大門。
隻要你們永不嫌棄它，它便永不嫌棄你們。
這一條與其他單位有所不同的招工原則，是我們今天所追悼的這個女人的主張。
因為她也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
她内心裡時刻關懷着你們的福利，如同時刻關懷她自己的女兒們的福利。
她太愛教訓你們，也許正因為她太愛你們。
今後，我将繼續奉行她生前的主張，因為我也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
我将努力為你們實現更多的福利，因為這是她生前的願望。
也是我對你們的責任。
我們這個工廠，大概永遠不可能向你們許諾更令人羨慕的憧憬，但是它将保證對你們每個人目前的和今後的物質生活負起它應盡的責任，使你們不至于受到貧窮的困擾，僅此而已。
别的方面，它隻願協助你們去尋找和獲得，但不能代替你們去尋找和獲得。
這一些話，也是馬嬸生前總想對你們說明白而總也沒有說得很明白的話。
今天，在我們追悼她的這個時刻，我相信我已經替她對你們說得非常明白了…… 悼詞是她親筆寫的。
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标點符号，都是從她内心裡湧到筆端的。
沒有修改，不願修改。
她要對馬嬸維護自己内心裡一向對馬嬸的真實。
連她與她的小偉之間的隐情，她都坦白地告訴過了馬嬸，那麼在為馬嬸而寫的悼詞中，還有什麼不适當的話，是馬嬸所不能原諒她的呢？何況馬嬸是寬厚的女人！…… 她怎麼寫的，便怎麼念了。
許多姑娘聽着聽着哭了。
錄音機播放着哀樂，不是中國人所聽熟悉了的那首哀樂，而是貝多芬的《安魂曲》。
馬嬸生前曾說過，最聽不得哀樂，一聽到哀樂心就像被一隻大手揪住了。
她也認為中國人所聽熟悉了的那首哀樂，不太适于作為凡人的殡葬曲。
它使死亡的嚴峻性對活人顯得太強烈了！它太震撼活人的心靈了！而馬嬸是凡人。
一個安分的凡人必定是不願以自己的死亡去震撼活人的心靈的。
相比之下，倒确實是貝多芬的《安魂曲》更适于作一切人、一切不平凡的人和一切凡人的殡葬曲。
因為它所體現的悲哀是憂傷的，而不是撕肝裂膽仿佛天崩地坼般的震撼。
凡人的死是震撼不了天地的，凡人的死尤其需要的是一首《安魂曲》。
追悼凡人的活着的凡人的靈魂尤其需要将悲哀淡化為憂傷，而憂傷之對于活着的凡人的靈魂，也将能比悲傷更長久些。
一輛車頭披挂了黑紗和白花的小面包車做了馬嬸的殡車。
她和兼職工會工作的兩位姑娘陪同馬嬸的親屬們乘另一輛大客車前往火葬場。
可是許多姑娘也眼淚汪汪地擠上了車，非要将馬嬸“送到底”。
殡車開出廠，又有百多名姑娘騎着自行車緊緊尾随其後，這是她預先沒估計到的。
都是些有良心的好姑娘啊！ 她從車後窗望着她們一個個頂風猛蹬的樣子，心中深受感動，吩咐司機減慢了車速。
她暗暗對自己說：徐淑芳，為了她們，你值得努力當一位好廠長！你永遠也不必為自己所選擇的這一種活法後悔！ 一件馬嬸在手工車間沒來得及縫完的絨布熊貓，作了馬嬸的殉葬品。
馬嬸活着的時候常說，做夢都不敢想，這輩子還能在亮堂堂的車間裡為孩子們做玩具，這種工作是女人的大福氣。
一想到有些孩子多麼喜愛她親手做的玩具，她恨不得回到和姑娘們一樣的年齡，為孩子們從頭兒活幾十年…… 體重一百八十多斤的馬嬸，死後用那麼小的一個盒子就裝下了！馬嬸的靈魂會不會感到憋悶呢？如果不是因為沒處埋葬，她真願為馬嬸做一口特大的棺材，用上等的紅松木料做…… 回到廠裡的第一件事，是吩咐會計支出一萬七千餘元，并且按照儲蓄結算了幾年來的利息。
那時，後來被她送上了法庭的老會計，還受着她的絕對信任。
他問：“要還給馬副廠長的家屬？” 她說：“是的。
如果可能，我還真想出公款為馬嬸買一個城市戶口，像當年别人買我們的一樣……” “你也把自己的城市戶口賣了？” “……” “按理說，對馬副廠長，無論怎麼做，都不算過分。
可具體到我這兒，就沒法下賬了……” “下在工會支出的賬上吧。
” “連本帶利，二萬多元，不是一筆小數啊！萬一公社細查起來……” 不提公社則矣，一提公社，她憤怒了。
“那就讓他們問我！” 她居然對他拍起桌子來。
但是馬嬸的丈夫，一個因病提前退休了的鍋爐工，一個與馬嬸的火辣性格恰恰相反的老實巴交的男人，畏畏縮縮地不敢寫收條。
他讷讷地說：“這錢我們今後可以花麼？不可以花，拿回去又有什麼用呢？” 她說：“這是馬嬸賣城市戶口和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兒掙來的錢，廠裡如今應該歸還你們，你們當然是可以花的，願怎麼花就怎麼花！” “我隻知道她當年為了廠，把自己的城市戶口賣了……究竟賣了多少錢，她從來也沒有告訴過我……哪曉得是這麼大數目一筆錢啊！要是我們花了，以後有一天再說違犯了啥制度，要我們還，我們可怎麼還得起？……” “我保證，沒人讓你們還！……” 膽小怕事的男人還是覺得那筆錢燙手。
她急了，代他寫了一張收條，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蓋了章。
老會計将她扯到辦公室外，提醒道：“當年這筆錢，你們賬面上可沒注明是借給廠裡的啊！如今你替人家寫了收條簽了字，将來可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啊……” 她幹脆地回答：“我負！” 送走了馬嬸的家屬們，她才覺得内心稍微平靜了些。
老會計見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試探地問：“你當年那一筆錢……要不要也想個什麼名目……今天一塊兒支出來？廠裡現在資金雄厚了，你也犯不着……” 她倦怠地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她常想到那筆錢。
她認為那是她為自己的投資，為自己的生活的投資。
她對自己目前的生活頗滿意，因而并不覺得是損失…… 第三天，晚報“群衆之窗”專欄，登出了一封批評信。
批評百花玩具廠在全社會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之時，為一位廠領導的死停産一日，興師動衆，勞民傷财。
更嚴重的是，廠長徐淑芳，在悼詞中，隻字不談化悲哀為建設四化的熱情，卻大談所謂良心，以封建主義的恩德思想蠱惑人心…… 措詞尖酸，行文刻薄。
全廠的姑娘們差不多個個都被激怒了，她們拿着那張報紙到廠長辦公室去找她。
而她不在。
因為她已先于她們看到了那張報紙…… 當天，有幾十名姑娘進了城，到報社去提抗議。
她們離去的時候，在總編辦公室和走廊裡留下了一地瓜子皮兒。
報社的人訓斥她們：“你們當這是什麼地方了？露天電影院？掃幹淨了再走！” “喲喝，怪厲害的！瓜子皮兒就讓你們不高興了？你們往我們臉上抹黑怎麼說？” “掃幹淨了再走？姑娘們不受你們這份兒支使！” “你們自己掃吧！” “你們自己也别掃了，明天後天我們還來呢！” 她的姑娘們不是好惹的。
那一天，報社不知往她的辦公室裡挂來了多少次電話，而廠長秘書的回答是：我們廠長今天不在，明天後天也不會在。
她這幾天忙于談業務。
第二天又有另一批姑娘到報社去抗議…… 比第一天那批姑娘留下的瓜子皮兒還多…… 第三天如是。
她的原則，或者說她的廠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事關百花玩具廠榮譽的問題方面，她從不含糊。
她要讓世人知道，小廠不可辱，小廠不可欺。
誰也抓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指責她慫恿那些姑娘到報社胡鬧。
因為三天内，她确确實實都不在廠裡，她确确實實都在與各方面洽談業務。
隻有老會計心中明白。
因為他得到她的指示，對沒上班而到報社去了的姑娘們，當天的工資按“出勤”算。
第四天，她親自出現在報社總編室。
很有點兒“少壯派”氣質的總編，對她拍桌子蹾茶杯，大大發了一通脾氣，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
她卻表現得相當有涵養，一聲不吭，聽任對方宣洩個夠。
末了，人家指着她的鼻子說：“像話嗎？啊？連續三天，一撥一撥地來！你們這個廠也太無組織紀律性了！……” 她端正地坐着不動，微笑道：“我可以保持涵養，但前提是您的手指尖千萬别碰到我的鼻子。
” 對方的手立刻就放下了。
有時候微笑着低聲說出的話，要比憤怒地大嚷大叫更奏效。
這是她的經驗，她還不止這一條經驗呐！ 對方客氣了些，寬宏大量地說：“既然你親自來賠禮道歉了，事情也就算了。
你回去要好好教育你的工人們！” “您想錯了！”她仍微笑着說：“我不是來向你們賠禮道歉的。
我是親自來向你們提出抗議。
你們預先不進行必要的調查了解，結果不但損害了我們廠的榮譽，也損害了一位無辜的死者的榮譽。
我以我們廠，也以死者及其家屬的名義，鄭重通知您，要對貴報進行法律上的起訴。
至于談到我們廠的組織紀律性，我十分驚訝您居然不知道，它是前不久唯一被評為市廠紀廠風優秀單位的集體企業。
而我的工人們到貴報來不是無緣無故的。
咱們中國有一句話說得明白，叫做‘衆怒難犯’。
這是我們所聘請的律師的名片，您收好。
請今後不要為此事給我本人挂電話了，我目前工作很忙，接下來應該是你們和我們的律師打交道了……” 對方一時望着她發起愣來。
她從容告辭。
走到門口，轉回身又微笑道：“我不對您說再見。
讓我對您說——咱們法庭上見。
” 她那輛漂亮的小汽車停在報社門口。
她剛打開車門，一位報社裡的老同志氣喘籲籲地追了出來，跑到她跟前，搓着雙手說：“徐廠長，您看，事情本來不必搞得這麼僵……這可能是一場誤會……我們總編剛上任，年輕氣盛……請您，再跟我們詳細談談好不好？……”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說：“真遺憾，我沒時間了，還有别的事兒。
不過歡迎你們明天派記者到廠裡來調查了解一下。
”說罷，毫不動搖地坐進車内，大聲吩咐司機：“開車！” 第五天，果然有一位記者來到了廠裡。
調查的結果是——所謂“勞民傷财”，不過是開了四十分鐘的追悼會，幾丈黑布，一卷白紙而已。
事實亦是如此。
“停産一日，興師動衆”也純屬誇大其詞——隻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停産半日。
絕大多數工人開完了追悼會就回各車間幹活去了…… 第六天，晚報上登出一篇和登在“群衆之窗”專欄上那封“批評信”字數差不了許多的自我批評文章——當然是報社的自我批評文章。
并且加了編者按，引為缺乏調查了解的教訓。
她也就相應地從法院撤回了起訴書——将它寄到了報社，以證實“咱們法庭上見”，不是威脅對方的謊言。
同時緻信報社總編，隻一句話——“我是個不愛在這類問題上開玩笑的人。
” 總編的複信更其簡短，僅兩個字——“佩服”。
然而在她這方面，此事隻了結了一半。
她将總編的信抛下之後，立刻讓秘書找來了設計科科長。
那二十四歲的科長，是個很有設計才能的風流倜傥的英俊小夥兒。
從省“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後，不少單位争着要他，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