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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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點嗎？”———一個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他對穿戴更不講究，進城後，始終一雙布底鞋，後來買不到了，隻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
他平生隻有過一雙皮鞋，那是去參加黨的八大時特地買的，為了顯得莊重些。
可在小組讨論時，他發現中央的領導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
第二天，他就脫下了硬邦邦的皮鞋。
從此再也沒有穿過，直到“文革”這雙鞋才有了它的用場，成了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物證，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這四年，高伯年似乎變了，變得連女兒都取笑他趕時髦。
首先，他加強了自身保健，閑的時候翻一翻醫書，他并非趕時髦，而是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體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來。
他開始注意儀表。
很多人說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覺得老。
有好心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的服裝老式，人才顯得老的，他覺得有道理。
現在是改革時期，領導幹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
高伯年來了個飛躍，這飛躍讓人感到吃驚。
他一貫的發型小平頭現改為小背頭。
一貫的中山裝換成了西裝，自從黨的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門，他就換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換下。
惟獨缺憾的是對“革履”仍不感興趣，他的腳無論如何不能适應皮鞋，服飾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裡很靜，聽不到一點點噪音。
他做了一個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沖鼻腔，讓人頓時覺得，純淨的氧氣入腔，體内的濁氣排出，神清氣爽，心情舒暢。
他的樓前是一塊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
每天，他要在這兒練一練太極拳。
他的拳很不規範，還是在“文革”後期，他由牛棚榮升為“挂”着的公民時，跟花園裡的老頭們學的。
可惜時間太短，還未學通，“四人幫”粉碎了，他被“摘”了下來，回到了市政府。
幾年來，他堅持練身的，就是這麼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極拳。
但今天，上面的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沒有進行，他失常了；沒有練拳，沒有用黃楊木梳梳頭，沒有用幹毛巾擦臉，甚至連牙也沒刷，就趿着拖鞋走出來了。
清晨，萬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還是那個世界。
但高伯年心裡那股子濁氣就是排洩不出來。
最近保健醫生又警告他，血壓偏高，心髒音律不齊。
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腦子不要過于勞累，注意不要激動……全是一堆符合實際又不切合實際的廢話。
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他失眠了。
昨夜，他怎麼也睡不着，但他沒有服用安眠藥，他需要想問題，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兒子高原從老山前線寄來一封信，信中以一個誓為國捐軀的戰士的名義向父親要一張生母的照片。
信是寄到機關的，秘書拿來就放到家中的辦公桌上。
妻子沈萍看到了，臉變得紙一樣白。
他躺在自己的卧室裡，她在旁邊的書房裡哭，他沒有起床去勸她，他知道，兒子寫信時也會哭的，起碼哭過。
他無法勸說妻子。
無論高原能不能從戰場上生還，沈萍已經失去了這個兒子。
他也無法滿足兒子的要求，他沒有那張照片，也沒有辦法搞到這張照片。
下午，女兒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沒有說話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間裡去。
保姆到她的房間裡去，她要雞蛋、要排骨、要牛奶。
一一送去，她又什麼都不吃。
保姆告訴沈萍，高婕一個人悶頭躺在床上，像是在哭。
沈萍揩幹自己的淚水，奔上樓去，看到的是一張流産證明書。
“是張義民？”沈萍又驚又氣。
高婕搖搖頭，但又不肯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兒的房間，他覺得自己的嘴唇在抖。
他不是罵女兒，而是罵那個未知數，“一定要嚴加懲處，我找公安局。
”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電話機的父親，“是我主動的。
” “你？……”高伯年一時說不出話來，他不相信女兒會堕落，可對女兒所處的文藝圈子又早有所聞，沈萍原來就反對女兒去當演員，是他說服了妻子。
應尊重女兒的志願和選擇，可現在，女兒的行為打了他一個耳光。
“你和張義民的關系斷了？”父親吼道。
“沒有。
” “你準備和那個混蛋結婚？”他此刻恨透了那個肇事者。
“不。
” “你，你這算是什麼？”“張義民可以和我散，我本來就不愛他。
”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
市委書記的女兒和一個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懷上了孩子，這種醜事傳出去，在老百姓嘴裡不知會怎麼張揚。
他揚起手想打女兒，又放下了，怒沖沖地離開女兒的房間。
女兒門邊站着一個人，這是張義民。
他早來了，剛才的一切他都看見，聽見了。
高伯年覺得無法跟這個年輕人交代，甩手走下樓去。
張義民留下了。
房間裡隻剩下了高婕和張義民。
這一夜，女兒向張義民都“交代”了些什麼，高伯年無從知道，但他以為，不會有好的結果，一個男人對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會原諒的，即使這女人是市委書記的女兒。
高伯年腦子裡已經沒有地方去想女兒的事了，他的大腦細胞正為臨睡前的一個電話所消耗、困擾。
電話是市長閻鴻喚打來的，告訴他，總理從北京打來電話，要閻鴻喚明天趕到北京彙報工作。
“隻通知你一個人？” “對，隻讓我一個人去。
” “市長會議？” “不是，好像是單獨彙報。
” “彙報哪方面的工作？” “沒有講，我正想問問你知不知道什麼情況？”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隻知道一塊石頭堵到嗓子眼。
他從沒有被放在這樣一種位置上過。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他是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從解放這座城市就在這裡了。
三十五年的曆史，他的名字已經和這座城市緊緊聯系在一起。
全市四百萬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現任國家主席是誰，但絕不會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
而現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經動搖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已逐漸在取代他。
上屆調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動議調他到另外一個省去當人大主任。
中央領導說：“還是不要動了，他熟悉這個城市。
”這才不過兩年，向總理彙報這樣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經過他，一個電話打給了閻鴻喚。
這座城市現在可以沒有他了。
這是一個信号，他心裡清楚自己，盡管他在會議上多次表示過，到時痛痛快快交班，要培養年輕人，讓年輕的同志早日擔起重擔。
可現在，不用說退下來，就是這樣冷落一下，他的神經都感到疼痛。
他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受不了寂寞。
多少年來，他習慣了“交伯年同志批閱”，“請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辦”。
指揮、拍闆、行使決策權，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據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離休之後這些變為一片空白，對于他這樣一個事業心、責任感極強的人來說，将是一種什麼日子？ 當然，現在他并沒有更多的這種恐懼！他認為這座城市目前仍離不開他，還沒有合适的人選接替他。
市長閻鴻喚的威望不過是個假象。
他對閻鴻喚的感情是複雜的。
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讓閻鴻喚當市長的。
“閻鴻喚是個實幹家。
”在中組部和市
他對穿戴更不講究，進城後，始終一雙布底鞋，後來買不到了，隻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
他平生隻有過一雙皮鞋，那是去參加黨的八大時特地買的，為了顯得莊重些。
可在小組讨論時，他發現中央的領導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
第二天，他就脫下了硬邦邦的皮鞋。
從此再也沒有穿過，直到“文革”這雙鞋才有了它的用場，成了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物證，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這四年，高伯年似乎變了，變得連女兒都取笑他趕時髦。
首先，他加強了自身保健，閑的時候翻一翻醫書，他并非趕時髦，而是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體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來。
他開始注意儀表。
很多人說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覺得老。
有好心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的服裝老式，人才顯得老的，他覺得有道理。
現在是改革時期，領導幹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
高伯年來了個飛躍，這飛躍讓人感到吃驚。
他一貫的發型小平頭現改為小背頭。
一貫的中山裝換成了西裝，自從黨的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門，他就換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換下。
惟獨缺憾的是對“革履”仍不感興趣，他的腳無論如何不能适應皮鞋，服飾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裡很靜，聽不到一點點噪音。
他做了一個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沖鼻腔，讓人頓時覺得，純淨的氧氣入腔，體内的濁氣排出，神清氣爽，心情舒暢。
他的樓前是一塊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
每天，他要在這兒練一練太極拳。
他的拳很不規範，還是在“文革”後期，他由牛棚榮升為“挂”着的公民時，跟花園裡的老頭們學的。
可惜時間太短，還未學通，“四人幫”粉碎了，他被“摘”了下來，回到了市政府。
幾年來，他堅持練身的，就是這麼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極拳。
但今天，上面的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沒有進行，他失常了；沒有練拳，沒有用黃楊木梳梳頭，沒有用幹毛巾擦臉，甚至連牙也沒刷，就趿着拖鞋走出來了。
清晨，萬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還是那個世界。
但高伯年心裡那股子濁氣就是排洩不出來。
最近保健醫生又警告他，血壓偏高，心髒音律不齊。
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腦子不要過于勞累，注意不要激動……全是一堆符合實際又不切合實際的廢話。
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他失眠了。
昨夜，他怎麼也睡不着，但他沒有服用安眠藥，他需要想問題，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兒子高原從老山前線寄來一封信，信中以一個誓為國捐軀的戰士的名義向父親要一張生母的照片。
信是寄到機關的，秘書拿來就放到家中的辦公桌上。
妻子沈萍看到了，臉變得紙一樣白。
他躺在自己的卧室裡，她在旁邊的書房裡哭，他沒有起床去勸她，他知道，兒子寫信時也會哭的，起碼哭過。
他無法勸說妻子。
無論高原能不能從戰場上生還，沈萍已經失去了這個兒子。
他也無法滿足兒子的要求，他沒有那張照片，也沒有辦法搞到這張照片。
下午，女兒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沒有說話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間裡去。
保姆到她的房間裡去，她要雞蛋、要排骨、要牛奶。
一一送去，她又什麼都不吃。
保姆告訴沈萍，高婕一個人悶頭躺在床上，像是在哭。
沈萍揩幹自己的淚水，奔上樓去，看到的是一張流産證明書。
“是張義民？”沈萍又驚又氣。
高婕搖搖頭，但又不肯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兒的房間，他覺得自己的嘴唇在抖。
他不是罵女兒，而是罵那個未知數，“一定要嚴加懲處，我找公安局。
”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電話機的父親，“是我主動的。
” “你？……”高伯年一時說不出話來，他不相信女兒會堕落，可對女兒所處的文藝圈子又早有所聞，沈萍原來就反對女兒去當演員，是他說服了妻子。
應尊重女兒的志願和選擇，可現在，女兒的行為打了他一個耳光。
“你和張義民的關系斷了？”父親吼道。
“沒有。
” “你準備和那個混蛋結婚？”他此刻恨透了那個肇事者。
“不。
” “你，你這算是什麼？”“張義民可以和我散，我本來就不愛他。
”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
市委書記的女兒和一個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懷上了孩子，這種醜事傳出去，在老百姓嘴裡不知會怎麼張揚。
他揚起手想打女兒，又放下了，怒沖沖地離開女兒的房間。
女兒門邊站着一個人，這是張義民。
他早來了，剛才的一切他都看見，聽見了。
高伯年覺得無法跟這個年輕人交代，甩手走下樓去。
張義民留下了。
房間裡隻剩下了高婕和張義民。
這一夜，女兒向張義民都“交代”了些什麼，高伯年無從知道，但他以為，不會有好的結果，一個男人對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會原諒的，即使這女人是市委書記的女兒。
高伯年腦子裡已經沒有地方去想女兒的事了，他的大腦細胞正為臨睡前的一個電話所消耗、困擾。
電話是市長閻鴻喚打來的，告訴他，總理從北京打來電話，要閻鴻喚明天趕到北京彙報工作。
“隻通知你一個人？” “對，隻讓我一個人去。
” “市長會議？” “不是，好像是單獨彙報。
” “彙報哪方面的工作？” “沒有講，我正想問問你知不知道什麼情況？”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隻知道一塊石頭堵到嗓子眼。
他從沒有被放在這樣一種位置上過。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他是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從解放這座城市就在這裡了。
三十五年的曆史，他的名字已經和這座城市緊緊聯系在一起。
全市四百萬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現任國家主席是誰，但絕不會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
而現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經動搖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已逐漸在取代他。
上屆調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動議調他到另外一個省去當人大主任。
中央領導說：“還是不要動了，他熟悉這個城市。
”這才不過兩年，向總理彙報這樣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經過他，一個電話打給了閻鴻喚。
這座城市現在可以沒有他了。
這是一個信号，他心裡清楚自己，盡管他在會議上多次表示過，到時痛痛快快交班，要培養年輕人，讓年輕的同志早日擔起重擔。
可現在，不用說退下來，就是這樣冷落一下，他的神經都感到疼痛。
他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受不了寂寞。
多少年來，他習慣了“交伯年同志批閱”，“請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辦”。
指揮、拍闆、行使決策權，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據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離休之後這些變為一片空白，對于他這樣一個事業心、責任感極強的人來說，将是一種什麼日子？ 當然，現在他并沒有更多的這種恐懼！他認為這座城市目前仍離不開他，還沒有合适的人選接替他。
市長閻鴻喚的威望不過是個假象。
他對閻鴻喚的感情是複雜的。
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讓閻鴻喚當市長的。
“閻鴻喚是個實幹家。
”在中組部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