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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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曆年快要臨近,一種無可奈何的失意之感,使童霜威心上總像罩着濃雲。

    這是一種歲暮時節,在陰霾灰暗的冬日黃昏,眼看一年即将逝去的曆落心情。

     他琢磨着,一年來得到的是什麼呢?似乎什麼也沒有。

    失落了些什麼呢?說不清,但失落的似乎不少。

    政治上、經濟上、生活上,都是一筆負數,再也找不回來。

    住在“六國飯店”裡,總像懸空吊着,很不踏實。

    整日除了看報、散步,就是到吉祥茶室或綠羽茶室飲茶吃點心,看看詩詞,找人聊聊,間或逛逛大街,看看大海,似乎百無聊賴。

    他情緒十分低沉。

    聽着街頭和茶館收音機裡播放的粵曲,就感到凄涼。

     自從那天同蕭隆吉見面以後,童霜威就沒有再去找過他。

    他也未來看望童霜威。

    童霜威隻在“六國飯店”門口,偶爾碰到過他兩次。

    一次見他拄着根“司的克”,獨自坐上一輛寶藍色流線型汽車外出;一次見他挺着肚子叼着雪茄,拄着“司的克”,有一個口紅胭脂擦得分外妖娆的年輕女郎,挽着他的左膀從大門進來走上樓去。

    看來,他忙得很,童霜威也未同他打招呼,裝作未看見就過去了。

    那個中央社記者張洪池,從那天拿了五百元港币走後,也不見蹤影。

    他說的陪童霜威到山光道季尚銘公館裡去的事也未兌現。

    為了張洪池拿去五百元,方麗清心疼地嘀咕了好幾天。

    童霜威當時曾對方麗清說:“你不要小心眼兒,這種人得罪不得!再說,他會找機會補報我的。

    ”張洪池根本不露臉,童霜威也感到氣惱,有一種上了大當的感覺。

     翻翻日曆,二月一日是陰曆正月初一。

    離過年隻有七天了,空氣中似乎能聞到一種“年”的氣氛。

    “六國飯店”賬房間裡,插着一瓶臘梅,一個白胡子廣東賬房先生正在用紅紙寫春聯,寫的是“爆竹兩三聲人間更歲,梅花四五點天下皆春”。

    也許離“年”近了,“六國飯店”裡每層樓上許多房間裡的麻将、牌九聲和擲骰子聲,響得更密更多也更高了。

     童霜威不禁想起了往昔戰前的一些過年景色:民國二十五年陰曆年,在上海過的,逛了老城隍廟,立荪和雨荪在半淞園擺了春酒。

    二十六年在南京過的年,首都公務人員組成了提燈大會,一片太平景象,何嘗料到半年後就爆發了戰争?…… 方麗清正坐在房裡吃花旗蜜橘。

    她将一隻用紅色皺紋軟紙包着的花旗蜜橘用刀切成四牙,正在剝皮吃最後一牙。

    房裡彌漫着花旗蜜橘的香氣。

    她仍是喜歡嘀嘀咕咕,總是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就像她在南京時同莊嫂算小菜賬時那樣的數着開銷,然後咕哝起來:“一百塊港币要合一百十一塊法币了!”“在香港長住下去怎麼得了?”“我想回上海去!香港這地方我不喜歡!” 家霆照常每天上午去找黃祁先生補習。

    黃先生同朋友合辦了個補習學校,收了一批學生上補習課。

    家霆上午上課,下午在“六國飯店”房間裡靠近陽台的桌子上看書、看報紙雜志、寫作文、讀英語、背點古文和詩詞。

    有一天,童霜威發現兒子的日記本放在桌邊一堆書裡。

    他翻開看過,兒子在日記上記了很多讀書筆記,也記了很多往事。

    看得出他是多麼思念南京,思念潇湘路,思念小叔軍威,思念尹二、莊嫂和劉三保。

    他遺憾鴿子丢在家裡了,遺憾集郵本沒有随身帶來還放在書架上,遺憾沒有好好跟尹二學遊泳。

    在一頁日記上他寫道:“啊!我就這樣,告别了童年!告别了無憂無慮稚氣的生活,離開了南京!”在日記上,他十分懷念學校裡的生活:最後一堂課,最後一次和同學們在暑假裡的遠足,他也記下了對老師和同學們的印象。

    甚至還有一頁是專記金娣之死的。

    從字裡行間,童霜威體會到他對金娣有一種孩子氣的愛情。

     家霆不大說話,顯得比戰前沉靜了,常自得其樂地哼哼歌看看海。

    童霜威總覺得,從“八·一三”到現在,僅僅不過半年多,這個孩子比以前顯得大了。

    雖未再進正規中學,也确像是個初中學生了。

    家霆不大理睬方麗清,方麗清也不大理睬家霆。

    現在,家霆發展到逐漸對爸爸也很少說話,一般都是在同桌吃飯時有問有答式抽象地談上幾句: 父親問:“家霆,你那位姓黃的老師教得好不好?” 兒子答:“很好。

    ”他的聲音顯得平靜。

     “怎麼好法?” 兒子思索了一下,回答:“比如,他給我們上第一課時,帶了一隻鼓來。

    講課前,他先敲鼓,‘咚!咚!咚!’我們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他說:看吧!牛皮鼓正因為肚裡空空,才自吹自擂一切都‘懂!懂!懂!’你們可不要學牛皮鼓!你們需要懂得的事情還很多很多!……” 童霜威聽到這裡不禁笑了,這老師倒有點意思。

     兒子又說:“那天,他給我們出了個題目:誰能把一間黑屋子,用一種東西立刻塞滿?有人說:用稻草。

    有人說:用泥土。

    他說:不對,要注意‘立刻’二字。

    我說:用水,加火煮,水汽彌漫,整個屋子就被水汽充塞了。

    他搖頭說:也不對,要注意是黑屋子。

    我馬上說:燈!他說:對啊,是燈!一盞光明的燈,黑屋子立刻會被光明塞滿了。

    ” 童霜威忽然敏感地覺得,就是這麼一個小題目,似乎裡邊也醞釀着一種進步思想,馬上想到:此人會不會是共産黨或進步分子?他問:“你喜歡他?” 兒子點頭:“喜歡!” “除了補習功課給你們上課外,他同你談談嗎?” “談的!” “談些什麼?”童霜威問。

     “什麼都談!談抗戰,談國際局勢。

    ” “嗬,談些什麼呀?” “談得多啦!”兒子低頭吃飯不說話了。

     童霜威想:孩子逐漸大了,有個後母在旁邊,連生身父親也從感情上疏遠了。

    他有些慨歎,又感到無可奈何。

    随他去吧!有個先生給兒子補習功課總是好的。

     時局的沉悶,政治上和事業上的不如意,香港客居生活的寂寞與無聊,家庭生活中的不協調,一切都使童霜威心事浩茫,加上現在面臨着的陰曆年即将來到,童霜威更覺感慨萬端。

    早晨起床,家霆已經不在跟前,方麗清仍在熟睡,童霜威在陽台上看海,看着那浩瀚的藍色大海,隐隐聽着海水的“嘩嘩”吟唱,不知不覺,口占了一首七律: 卷地洪波滾滾來, 心情曆落每低回。

     眷懷家國愁千斛, 默念興衰酒一杯。

     黩武豈能吞禹甸, 扶危要藉濟時才。

     香江歲晚渾無賴, 客裡又驚臘鼓催。

     吟罷,不覺長歎一聲,回身進房,用桌上的筆墨在信紙上将詩錄了下來,填上年月日。

    寫畢,忽然想:我到香港瞬已兩月有餘,從馮村由武漢的來信及寄來的報紙并從香港報紙上看,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雖然都搬到重慶去了,中央黨政軍方面的要人差不多仍集中在武漢。

    共産黨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了!鄒韬奮等主編的《全民抗戰》也複刊了!武漢的抗戰空氣很濃,我卻跑到香港來做寓公,豈不是贻人以口舌?況且,來香港,在人家看來我實際是退出了抗戰,對抗戰消極悲觀,有失敗主義心理。

    這很不好!像我這樣,誰又能考慮關于我的任命問題呢?想着想着,覺得自己當初貿然決定來到香港,未免失策,頗多失落之感。

    轉眼又一想:離開轟炸,遠離可怕的戰争威脅,離開武漢官場的世态炎涼,來此也落得清淨。

    現在,何不将這首詩抄了,分寄給武漢的幾個比較熟識的當權人物,既表明心迹,說明我雖然不在武漢,仍一樣對國事憂愁憂思豈不是好!何況,詩中有“扶危要藉濟時才”一句,暗示了我雖有出山之意,隻是無人借重。

    似這種隐而又露地發一發牢騷,有何不可? 主意打定,舀水磨墨,鋪開信箋寫起八行書來,決定給于右任、居正、汪精衛等一人一封,給在重慶的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伧寫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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