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中部）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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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周家像要舉行什麼家庭慶典似的，除了鄭娟的弟弟光明，該回來的全都衣着整潔地回來了。
周志剛對蔡曉光很熟悉，他經常陪周蓉回來，周志剛認為他是女兒的好友。
蔡曉光父親的問題“文革”後平反了，但不久就檢查出了癌症，去世了。
知道他的人都說，他也應該屬于被“四人幫”迫害緻死的人。
大家都替他慶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總算可以瞑目了。
他住院期間，該去看望的領導都前去看望過，追悼會也開得相當隆重，也可以說極盡哀榮。
蔡曉光對他父親的死特别看得開。
他曾對周蓉說，如果他父親當時沒受那麼一場冤枉，現在的下場怎樣那就很難說了——省革委會委員、“支左”軍代表、省商業廳革委會主任，讓你整誰你能說一個不字嗎？說了豈不是自己照樣要該整？整的人多了，下場未見得比現在強。
周蓉隻發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宿命。
” 作為兒子，蔡曉光隻向省市領導提出了一個要求——他不願回拖拉機廠去了，希望換一個工作單位。
他當年受父親牽連，受了不少委屈。
領導們認為他的要求不過分，問他想調到什麼單位去。
他說希望到市話劇團去當導演，如果認為他沒資格，當編劇也行。
領導說那是需要才華的呀，那種才華是需要證明的呀！ 他說：“我有，我會證明給你們看的。
” 一個多月後，他向具體負責安排他工作的領導交了一個話劇劇本《北方的地火》，是《于無聲處》《丹心譜》那一類批判“四人幫”題材的劇本，并附上導演闡述。
那位領導差點兒認不出蔡曉光了——他頭發亂胡子很長，衣服褲子皺巴巴的，左手手指幾乎全都被煙熏黃了；估計好久沒洗澡，身上都有味兒了。
那位領導對文藝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麼重要——無非就是一位受過迫害的幹部子女要求換一個工作單位嘛，何不順水推舟送個人情！于是當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請話劇團的同志認真對待，若覺曉光同志尚有才華，應以做好幹部平反昭雪善後工作為第一要務的高度考慮。
” 最後一行字批得特别給力，“曉光”這種親切的稱呼意味深長，令人不敢掉以輕心。
A市話劇團“文革”前在全國話劇界名氣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爾基以及蘇聯時期的革命劇作家的劇目聞名，在全國獨樹一幟。
他們演出劇目如《赫哲人的婚禮》《抗聯烽火》《北大荒人》《青年一代》也曾好評如潮。
“文革”中，這些優秀劇目卻都成了罪狀，不少編導、演員厄運臨頭。
那一年雖然平反，劇團也重新組建起來，但苦于沒有好劇本，無法重振雄風，正在犯愁。
當時中蘇關系還未正式“解凍”，演出俄國或蘇聯的經典劇目既不合時宜也實屬貿然之舉。
國内劇目題材又太老舊，難以喚起觀衆熱情。
創作新題材的劇本吧，又覺得頭上懸刀，不知會有何種罪名再次落下，剛剛經曆了“文革”浩劫，真所謂心有餘悸，不敢輕舉妄動。
恰在此時，蔡曉光的劇本附加着省一級領導的批示送上門來，猶如雪中送炭——于是劇團及時組織人看劇本、深入讨論，很快就有了結論——劇本基礎良好，創作者人才難得。
人要定了，劇本也要定了。
就這樣，蔡曉光順順利利進了話劇團，成為最年輕的編劇。
劇團領導向他承諾，允許他與老導演合作兩三部話劇後，兼具導演資格。
放眼當年全國話劇劇本的創作，客觀地說，《北方的地火》确屬上乘之作。
蔡曉光何以能創作出那樣的話劇劇本呢？原來，他一直就是文學青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裡。
其他人想看書也無書可看，他想看書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獵犬憑着氣味兒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頭。
可以說，文學支撐着他度過了人生的艱難歲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
通過父親，他對“文革”時期官場生活相當熟悉，對官員們的心理活動也能揣摩得較細、較深。
他對受政治迫害有切身感受，總有一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悶。
作為一位曾經很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馬”的幹部子弟，他的反思與衆不同。
他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工廠工作，原本不屬于文藝界，創作起來顧慮也少，沒有走鋼絲、戴着鐐铐跳舞般的謹小慎微。
這也讓他的劇本棱角分明，台詞擲地有聲。
這種劇本，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創作出來的。
創作過程中，他找過周秉昆，希望代他請幾位甲三号的前輩指導指導。
秉昆與他多年未見，見了自然親切。
事關他将來的工作飯碗，秉昆鼎力相助，将他介紹給了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彥中。
白、邵二位雖是曲藝界人士，欣賞水平卻不僅限于曲藝。
文藝是相通的，他倆對于話劇藝術的理解，指導蔡曉光綽綽有餘。
史彥中是在白、邵二位之後看到劇本的，他是省話劇界的泰鬥級人物，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兩大戲劇體系都很有研究，看後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他将契诃夫話劇不動聲色的深沉與果戈理話劇透辟辛辣的諷刺結合得很好（其實，那兩位大師的劇本蔡曉光都潛心研究過）。
史彥中建議由白、邵兩位将曲藝的民間藝術元素适當融入劇本，以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
正是文藝界人士之間藝德高尚、正能量體現得十分充分的年代，文藝創作演出與金錢關系不大。
前輩提攜後輩，同行或不同門類的藝術工作者之間互相幫助，大抵可以用無私二字來形容。
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彥中對蔡曉光的幫助，更是基于一緻的社會使命。
《北方的地火》一炮走紅，蔡曉光一夜成名。
他獲得了三百元創作費。
作為編劇，這已經很可以了。
有些省市的劇團還根本不給編劇創作費呢，因為已發工資了嘛！當年重新獲得“解放”的專業編劇們都本能地表現得很順從，幾乎無人計較稿酬，劇本若有幸演出大抵己心滿意足，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首場公演時，秉昆和白笑川他們每人得到了蔡曉光送的兩張票，都坐在前幾排。
秉昆是和鄭娟一起看的，邵敬文終于見到了在他看來有幾分神秘的鄭娟，互相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蔡曉光謝幕時表達了對秉昆和白笑川等人的感激，這讓鄭娟覺得十分榮耀。
之後，蔡曉光用七十多元錢在飯店包了兩桌飯菜，請秉昆、白笑川等人聚了一次。
這是挺大方的破費，辦兩桌簡樸的婚宴也就花那麼多錢。
三百元創作費剩餘的錢，他全買成票送人了。
周蓉剛回到A市時，在光字片父母家住過半年多。
一個冬天的晚上，蔡曉光找到了周家。
兩人都不便在她家說話，她就圍上長圍巾穿上棉大衣，與他一起到外邊走走。
他倆走後，周志剛問老伴，蔡曉光是幹哪行的？他第一次見到蔡曉光，也就是随口一問，沒什麼目的。
這一問把老伴問火了，反問他，你老糊塗了怎麼的？連女婿都不認識了嗎？女婿多少年沒登過咱們家門了，看你一副不冷不熱的樣子，讓小兩口都不願在家裡待了！ 周志剛說：“你别胡搭亂扯的！女婿我見過，你又沒見過，他怎麼就成了咱們女婿呢？” 老伴卻一口咬定蔡曉光就是女婿。
她的精神雖然出了毛病，對蔡曉光的印象卻極其深刻。
他一進門，她立刻就認了出來，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十分親熱。
“我還不如不問你。
等會兒他倆回來了，不許你再瞎咧咧！”周志剛訓了老伴一句，不再理她的自言自語。
周蓉和曉光深一腳淺一腳，踏雪繞着她家住的那條小街走，走了一圈又走一圈，邊走邊聊。
曉光怕她滑倒，不管她樂意不樂意，堅持挽着她。
周蓉問：“我回來不久，你怎麼知道的？” 曉光說：“也不能說是不久吧？都一個多月了。
秉昆不告訴我，我還真不知道。
” 周蓉說：“這個秉昆，嘴夠快的。
” 曉光反問：“你對他告訴我有意見？” 周蓉說：“那倒不是，怎麼會呢，隻不過我現在一切還沒穩定下來。
原本想等一切穩定下來了以後，我自己告訴你。
” 曉光說：“老朋友之間，一别十多年，忽然又是一個城市的人了，早日相見應是頭等大事。
”他的話中流露着少許不滿。
周蓉聽出來了，笑道：“我認錯。
”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十多年裡，我将這些老朋友一一忘了，忘不了的隻有你。
其實當年我也不是太懂事，要求你以那麼一種方式掩護我，自己以為挺高明的。
現在一想，簡直像是利用了你，特别内疚。
” 曉光說：“當年你确實是在利用我，我也是心甘情願地被利用，所以你不必内疚。
不過，我有權要求你報答我一次。
” 曉光說，文化部的一位廳級官員從報上了解到《北方的地火》公演後反響很好，親自來到A市看了一場。
他返京後與劇團領導通過一次電話，要求劇組赴京演出幾場，赴京費用由文化部補貼，門票收入全歸劇團。
他還透露，中央幾位領導也挺關注，表示在京公演期間會來觀看。
這對劇團和曉光本人都是喜訊。
“赴京前還要在本市演一場。
也許是最後一場，之後将作為保留劇目了。
我希望你一定去看看，看後寫一篇評論，争取在我們赴京演出前發表出來，以壯行色。
”曉光說。
周蓉問：“你很在乎我看不看、寫不寫評論嗎？” 曉光回答：“非常在乎。
當年若不是受你和秉義、郝冬梅的影響，我後來未必會成為文學青年，也未必會有今天的成功。
在我這兒，《北方的地火》也是獻給你們的，主要是獻給你的。
當年沒追求過你，就不會認識你哥和郝冬梅啊。
沖着我和你們之間當年的友誼，你如果推托，那也是不對的吧？” 聽了他的話，周蓉大為動情。
她去看了演出，幾次流淚。
她對曉光說起了自己的觀後感：“沒想到啊，你居然能創作出這麼有深度的劇本來。
如果它也是獻給我們當年的友誼的，那麼我把它視為一份厚禮，彎下腰來，雙手接了。
” 她很快就進入了寫評論的狀态。
消息不胫而走，幾家報刊先後派人找到她，要首發她的稿子。
周蓉寫好後，按照曉光的“既定方針”首先送到了省報。
文藝副刊部主任親自接待，為她沏茶，請她坐等。
評論文章再長也長不到哪兒去，三千字左右就是大塊文章了。
五十幾歲的老報人戴上花鏡，吸上一支煙，拿起一支紅筆，埋頭便看。
不到半小時看罷，手中的紅筆不曾落下過。
他說：“好文章，比此前其他報刊發表的評論都好，不愧是北大研究生畢業。
劇有深度，評論也有深度，關鍵是分寸把握得好。
點到為止，欲說還休，不直白，耐回味。
我們争取一周内見報。
” 老報人的稱贊雖然不至于讓周蓉受寵若驚，卻也有那麼幾分喜不自勝。
以一篇大塊頭的評論文章在省報副刊初試鋒芒，畢竟對她今後的事業發展有益，何況還順風順水。
她愉快地離開了報社，繞了個彎去告訴蔡曉光。
蔡曉光聽了也特别高興，請她在話劇團附近的小飯館共進午餐。
久别重逢的老友之間，逐漸敞開心扉，話題越聊越開。
她問他，怎麼會選擇了文藝這行？ 他說，除了當年受周家兄妹的影響、後來成了文學青年的内因，客觀上也有點兒走投無路，逼上梁山。
“不錯，我父親是領導，但他不在了，我的人生很難再借他什麼光了啊。
古今中外，官場上在位不在位，人活着或死了，後人能否借上光，能借上多大光，情況極為不同。
我父親職務說小不小，說大不大。
我就很尴尬，若說我不是幹部子弟吧，我明明是的。
我要是太當回事，以為自己是高幹子弟，那就大錯特錯。
省市高幹子弟的圈子，我根本擠不進去。
他們都是當年封疆大吏的後代，我是外來戶的兒子，人家聚一起玩都不願帶我的。
真正的高幹子女，父親怎麼也得是‘文革’前的少将或副省副部級幹部。
我一個大校的兒子算老幾？人家現在都紛紛争着往政界的方陣裡鑽
周志剛對蔡曉光很熟悉，他經常陪周蓉回來，周志剛認為他是女兒的好友。
蔡曉光父親的問題“文革”後平反了，但不久就檢查出了癌症，去世了。
知道他的人都說，他也應該屬于被“四人幫”迫害緻死的人。
大家都替他慶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總算可以瞑目了。
他住院期間，該去看望的領導都前去看望過，追悼會也開得相當隆重，也可以說極盡哀榮。
蔡曉光對他父親的死特别看得開。
他曾對周蓉說，如果他父親當時沒受那麼一場冤枉，現在的下場怎樣那就很難說了——省革委會委員、“支左”軍代表、省商業廳革委會主任，讓你整誰你能說一個不字嗎？說了豈不是自己照樣要該整？整的人多了，下場未見得比現在強。
周蓉隻發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宿命。
” 作為兒子，蔡曉光隻向省市領導提出了一個要求——他不願回拖拉機廠去了，希望換一個工作單位。
他當年受父親牽連，受了不少委屈。
領導們認為他的要求不過分，問他想調到什麼單位去。
他說希望到市話劇團去當導演，如果認為他沒資格，當編劇也行。
領導說那是需要才華的呀，那種才華是需要證明的呀！ 他說：“我有，我會證明給你們看的。
” 一個多月後，他向具體負責安排他工作的領導交了一個話劇劇本《北方的地火》，是《于無聲處》《丹心譜》那一類批判“四人幫”題材的劇本，并附上導演闡述。
那位領導差點兒認不出蔡曉光了——他頭發亂胡子很長，衣服褲子皺巴巴的，左手手指幾乎全都被煙熏黃了；估計好久沒洗澡，身上都有味兒了。
那位領導對文藝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麼重要——無非就是一位受過迫害的幹部子女要求換一個工作單位嘛，何不順水推舟送個人情！于是當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請話劇團的同志認真對待，若覺曉光同志尚有才華，應以做好幹部平反昭雪善後工作為第一要務的高度考慮。
” 最後一行字批得特别給力，“曉光”這種親切的稱呼意味深長，令人不敢掉以輕心。
A市話劇團“文革”前在全國話劇界名氣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爾基以及蘇聯時期的革命劇作家的劇目聞名，在全國獨樹一幟。
他們演出劇目如《赫哲人的婚禮》《抗聯烽火》《北大荒人》《青年一代》也曾好評如潮。
“文革”中，這些優秀劇目卻都成了罪狀，不少編導、演員厄運臨頭。
那一年雖然平反，劇團也重新組建起來，但苦于沒有好劇本，無法重振雄風，正在犯愁。
當時中蘇關系還未正式“解凍”，演出俄國或蘇聯的經典劇目既不合時宜也實屬貿然之舉。
國内劇目題材又太老舊，難以喚起觀衆熱情。
創作新題材的劇本吧，又覺得頭上懸刀，不知會有何種罪名再次落下，剛剛經曆了“文革”浩劫，真所謂心有餘悸，不敢輕舉妄動。
恰在此時，蔡曉光的劇本附加着省一級領導的批示送上門來，猶如雪中送炭——于是劇團及時組織人看劇本、深入讨論，很快就有了結論——劇本基礎良好，創作者人才難得。
人要定了，劇本也要定了。
就這樣，蔡曉光順順利利進了話劇團，成為最年輕的編劇。
劇團領導向他承諾，允許他與老導演合作兩三部話劇後，兼具導演資格。
放眼當年全國話劇劇本的創作，客觀地說，《北方的地火》确屬上乘之作。
蔡曉光何以能創作出那樣的話劇劇本呢？原來，他一直就是文學青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裡。
其他人想看書也無書可看，他想看書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獵犬憑着氣味兒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頭。
可以說，文學支撐着他度過了人生的艱難歲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
通過父親，他對“文革”時期官場生活相當熟悉，對官員們的心理活動也能揣摩得較細、較深。
他對受政治迫害有切身感受，總有一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悶。
作為一位曾經很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馬”的幹部子弟，他的反思與衆不同。
他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工廠工作，原本不屬于文藝界，創作起來顧慮也少，沒有走鋼絲、戴着鐐铐跳舞般的謹小慎微。
這也讓他的劇本棱角分明，台詞擲地有聲。
這種劇本，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創作出來的。
創作過程中，他找過周秉昆，希望代他請幾位甲三号的前輩指導指導。
秉昆與他多年未見，見了自然親切。
事關他将來的工作飯碗，秉昆鼎力相助，将他介紹給了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彥中。
白、邵二位雖是曲藝界人士，欣賞水平卻不僅限于曲藝。
文藝是相通的，他倆對于話劇藝術的理解，指導蔡曉光綽綽有餘。
史彥中是在白、邵二位之後看到劇本的，他是省話劇界的泰鬥級人物，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兩大戲劇體系都很有研究，看後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他将契诃夫話劇不動聲色的深沉與果戈理話劇透辟辛辣的諷刺結合得很好（其實，那兩位大師的劇本蔡曉光都潛心研究過）。
史彥中建議由白、邵兩位将曲藝的民間藝術元素适當融入劇本，以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
正是文藝界人士之間藝德高尚、正能量體現得十分充分的年代，文藝創作演出與金錢關系不大。
前輩提攜後輩，同行或不同門類的藝術工作者之間互相幫助，大抵可以用無私二字來形容。
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彥中對蔡曉光的幫助，更是基于一緻的社會使命。
《北方的地火》一炮走紅，蔡曉光一夜成名。
他獲得了三百元創作費。
作為編劇，這已經很可以了。
有些省市的劇團還根本不給編劇創作費呢，因為已發工資了嘛！當年重新獲得“解放”的專業編劇們都本能地表現得很順從，幾乎無人計較稿酬，劇本若有幸演出大抵己心滿意足，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首場公演時，秉昆和白笑川他們每人得到了蔡曉光送的兩張票，都坐在前幾排。
秉昆是和鄭娟一起看的，邵敬文終于見到了在他看來有幾分神秘的鄭娟，互相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蔡曉光謝幕時表達了對秉昆和白笑川等人的感激，這讓鄭娟覺得十分榮耀。
之後，蔡曉光用七十多元錢在飯店包了兩桌飯菜，請秉昆、白笑川等人聚了一次。
這是挺大方的破費，辦兩桌簡樸的婚宴也就花那麼多錢。
三百元創作費剩餘的錢，他全買成票送人了。
周蓉剛回到A市時，在光字片父母家住過半年多。
一個冬天的晚上，蔡曉光找到了周家。
兩人都不便在她家說話，她就圍上長圍巾穿上棉大衣，與他一起到外邊走走。
他倆走後，周志剛問老伴，蔡曉光是幹哪行的？他第一次見到蔡曉光，也就是随口一問，沒什麼目的。
這一問把老伴問火了，反問他，你老糊塗了怎麼的？連女婿都不認識了嗎？女婿多少年沒登過咱們家門了，看你一副不冷不熱的樣子，讓小兩口都不願在家裡待了！ 周志剛說：“你别胡搭亂扯的！女婿我見過，你又沒見過，他怎麼就成了咱們女婿呢？” 老伴卻一口咬定蔡曉光就是女婿。
她的精神雖然出了毛病，對蔡曉光的印象卻極其深刻。
他一進門，她立刻就認了出來，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十分親熱。
“我還不如不問你。
等會兒他倆回來了，不許你再瞎咧咧！”周志剛訓了老伴一句，不再理她的自言自語。
周蓉和曉光深一腳淺一腳，踏雪繞着她家住的那條小街走，走了一圈又走一圈，邊走邊聊。
曉光怕她滑倒，不管她樂意不樂意，堅持挽着她。
周蓉問：“我回來不久，你怎麼知道的？” 曉光說：“也不能說是不久吧？都一個多月了。
秉昆不告訴我，我還真不知道。
” 周蓉說：“這個秉昆，嘴夠快的。
” 曉光反問：“你對他告訴我有意見？” 周蓉說：“那倒不是，怎麼會呢，隻不過我現在一切還沒穩定下來。
原本想等一切穩定下來了以後，我自己告訴你。
” 曉光說：“老朋友之間，一别十多年，忽然又是一個城市的人了，早日相見應是頭等大事。
”他的話中流露着少許不滿。
周蓉聽出來了，笑道：“我認錯。
”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十多年裡，我将這些老朋友一一忘了，忘不了的隻有你。
其實當年我也不是太懂事，要求你以那麼一種方式掩護我，自己以為挺高明的。
現在一想，簡直像是利用了你，特别内疚。
” 曉光說：“當年你确實是在利用我，我也是心甘情願地被利用，所以你不必内疚。
不過，我有權要求你報答我一次。
” 曉光說，文化部的一位廳級官員從報上了解到《北方的地火》公演後反響很好，親自來到A市看了一場。
他返京後與劇團領導通過一次電話，要求劇組赴京演出幾場，赴京費用由文化部補貼，門票收入全歸劇團。
他還透露，中央幾位領導也挺關注，表示在京公演期間會來觀看。
這對劇團和曉光本人都是喜訊。
“赴京前還要在本市演一場。
也許是最後一場，之後将作為保留劇目了。
我希望你一定去看看，看後寫一篇評論，争取在我們赴京演出前發表出來，以壯行色。
”曉光說。
周蓉問：“你很在乎我看不看、寫不寫評論嗎？” 曉光回答：“非常在乎。
當年若不是受你和秉義、郝冬梅的影響，我後來未必會成為文學青年，也未必會有今天的成功。
在我這兒，《北方的地火》也是獻給你們的，主要是獻給你的。
當年沒追求過你，就不會認識你哥和郝冬梅啊。
沖着我和你們之間當年的友誼，你如果推托，那也是不對的吧？” 聽了他的話，周蓉大為動情。
她去看了演出，幾次流淚。
她對曉光說起了自己的觀後感：“沒想到啊，你居然能創作出這麼有深度的劇本來。
如果它也是獻給我們當年的友誼的，那麼我把它視為一份厚禮，彎下腰來，雙手接了。
” 她很快就進入了寫評論的狀态。
消息不胫而走，幾家報刊先後派人找到她，要首發她的稿子。
周蓉寫好後，按照曉光的“既定方針”首先送到了省報。
文藝副刊部主任親自接待，為她沏茶，請她坐等。
評論文章再長也長不到哪兒去，三千字左右就是大塊文章了。
五十幾歲的老報人戴上花鏡，吸上一支煙，拿起一支紅筆，埋頭便看。
不到半小時看罷，手中的紅筆不曾落下過。
他說：“好文章，比此前其他報刊發表的評論都好，不愧是北大研究生畢業。
劇有深度，評論也有深度，關鍵是分寸把握得好。
點到為止，欲說還休，不直白，耐回味。
我們争取一周内見報。
” 老報人的稱贊雖然不至于讓周蓉受寵若驚，卻也有那麼幾分喜不自勝。
以一篇大塊頭的評論文章在省報副刊初試鋒芒，畢竟對她今後的事業發展有益，何況還順風順水。
她愉快地離開了報社，繞了個彎去告訴蔡曉光。
蔡曉光聽了也特别高興，請她在話劇團附近的小飯館共進午餐。
久别重逢的老友之間，逐漸敞開心扉，話題越聊越開。
她問他，怎麼會選擇了文藝這行？ 他說，除了當年受周家兄妹的影響、後來成了文學青年的内因，客觀上也有點兒走投無路，逼上梁山。
“不錯，我父親是領導，但他不在了，我的人生很難再借他什麼光了啊。
古今中外，官場上在位不在位，人活着或死了，後人能否借上光，能借上多大光，情況極為不同。
我父親職務說小不小，說大不大。
我就很尴尬，若說我不是幹部子弟吧，我明明是的。
我要是太當回事，以為自己是高幹子弟，那就大錯特錯。
省市高幹子弟的圈子，我根本擠不進去。
他們都是當年封疆大吏的後代，我是外來戶的兒子，人家聚一起玩都不願帶我的。
真正的高幹子女，父親怎麼也得是‘文革’前的少将或副省副部級幹部。
我一個大校的兒子算老幾？人家現在都紛紛争着往政界的方陣裡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