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中部）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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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是周志剛六十六歲生日。
他的六十五歲生日沒過成，因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醫院。
全家對他的生日格外重視，總想彌補一家之主的精神損失。
周志剛看樣子不在乎，但内心裡是遺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兒媳婦郝冬梅提議兩個生日要一并過。
實際上，周志剛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虛名。
在光字片的老窩裡，幾年前就隻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錯亂已不可救藥。
好在她畏懼他的餘威，隻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亂語便會立即打住，緘口無言一陣子。
經過那一陣子沉默，錯亂的神經總能恢複到比較正常的狀态。
周志剛挺亨受自己的餘威在震懾老伴精神錯亂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無可取代的特殊價值。
當然，他對老伴也很關心，必要的震懾之後，該怎麼疼她還怎麼疼她，從未嫌棄。
畢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對她的感情已成為他的宿命。
兒女都不再與他們老兩口共同生活，他對兒女們各自生活的影響力已近于無。
一家之主純粹是他一廂情願的想象，也是兒女們對他的安慰。
他很需要那麼一種安慰，他們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點左右，一輛中型卡車開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車上滿載着黃泥、沙子，還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塊新磚。
車上跳下兩個男人，一個四十來歲，一個二十來歲，都穿着工作服，他們放下車廂闆便開始卸東西。
周志剛聽到聲音，出門看究竟，四十來歲的自稱蔡曉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車東西。
蔡曉光實際三十八歲，因為久未理發，頭發老長，一圈絡腮胡子。
周志剛第一次見蔡曉光，不知道他和女兒是什麼關系，隻當是女兒所求的人。
看到那一車自己眼中的寶貝東西，他高興極了，連連道謝不止。
蔡曉光也沒和他多說什麼，幫小夥子卸完東西匆匆駕車離去。
那車東西确實給周志剛帶來了極大驚喜。
秋天修房子時，他不愁什麼了。
水泥和磚絕不能放在外邊，隔夜肯定會無影無蹤。
他用足老勁兒一個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進屋裡，接着又和老伴把磚搬入小院，歸攏好黃泥和沙子。
老兩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裡歇氣兒時，老伴兒問：“你跟女兒要過？” 他說：“她是當老師的，我怎麼會給她出這種難題？還是她這個女兒更懂我，在我生日這天，求人給我送來了經常夢想得到的好東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給你買件衣服更實在，難道你要把咱這家拆了重蓋不成？她來了我得數落她，沒見過自己老父親過生日女兒送這種東西的。
” 他闆臉道：“堅決不許！咱們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話，再過幾年還住得成嗎？女兒給我送這些東西太對了。
” 其實，送那一車東西還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
比起哥哥姐姐來，秉昆更了解父親。
他隻有主意，沒有能力弄到那一車東西。
當時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給父親過生日的事。
他說出錢可以，說罷看着哥哥。
秉義說自己也沒能力搞到那些東西。
在A市，水泥、磚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錢買不到的東西。
哥哥說完，嫂子也搖頭。
周蓉就問秉昆：“你能保證那些東西會給咱爸帶來驚喜？” 秉昆說：“你們哪兒有我了解他？他跟你們發過火嗎？沒鼻子沒臉地訓過你們嗎？舉起巴掌要打過你們嗎？沒有吧？反正我不記得有過那樣的事。
他退休後，你們都在上大學，我幾乎就成了他的出氣筒。
比起受青睐的兒女，受氣那個往往更清楚父親的喜怒哀樂。
” 他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說：“包我身上了。
” 下午四點多鐘，秉義和冬梅兩口子領着周蓉的女兒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們走在光字片時，吸引了不少注視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礙觀瞻的一角。
每座城市幾乎都有幾處那樣的地方，在過來人的頭腦中留下烙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記憶，每一代人隻是對自己頭腦中的記憶有感覺。
很久不見精神氣質好的人出現在光字片了。
秉義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們的精神氣質，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虛歲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氣質和衣着打扮也與光字片的少女們大為不同。
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氣質很難好起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的生活中就完全沒有高興的事。
有還是有的，但總會被居住狀況的低劣和周邊環境的髒亂差快速徹底地破壞，如同在窮山惡水的鄉間，迎娶之喜帶來的興奮注定短暫。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補丁衣服的還是少了。
的确良和滌卡兩種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歡迎，用這兩種衣料幾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幾乎可以不用打補丁。
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縫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纖衣料。
春秋穿滌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襖棉褲的外套仍是化纖衣料做成的。
化纖衣料的一大好處是不縮水，洗過之後也不起褶皺。
不起褶皺卻并非就是有形有樣，闆闆正正，要穿得像樣，必須用熨鬥褽過。
光字片的人家都沒那種好心情。
這一天出現在光字片的秉義兩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滌卡衣服，還是仔細褽過的。
在光字片的人們看來，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
很長一段時間，國内沒有什麼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隻能在特供商店才能買到，而進入特供商店的隻能是高幹和他們的家眷。
絕大多數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顔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藍黃灰五種。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數人的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元。
人們一年到頭甚至一生也不怎麼會穿褽過的衣服。
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或警服，便會讓人對其家庭背景産生無邊猜測和遐想，以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這也讓愛虛榮的男女青年為此每每幹出傻事來。
秉義三人吸引光字片人們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剛家大兒子，那女人是他媳婦，聽說是一位副省長的女兒。
” “人家現在抖起來了，有靠山了，聽說當上省文化廳的處長了。
” “那周志剛老兩口還住咱們這破地方圖什麼呢？也沾兒子的光換個好地方住啊！” “不是說咱們這破地方遲早會拆遷嘛，老兩口守着老窩，等拆遷的好處呗。
” “等到猴年馬月呀？也許死了還沒等到呢！” 一些認識秉義、多少知道一點兒周家事的人議論起來，很是羨慕。
周家畢竟是光字片老住戶，口碑不錯，議論者們舌尖留情，不至于說出些更不中聽的話來。
實際上，他們冤枉周秉義了。
周秉義當上文化廳文藝處處長，與冬梅的父親是不是當過副省長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剛一恢複，秉義就考上大學。
沒有任何懸念，報名，考試，順順當當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學。
隻不過考前面臨一些狀況。
那正是全國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戶口落回到A市再參加高考，還是直接從兵團報名參加高考，他猶豫過。
師教育處處長開導他說：你不管從哪兒考上大學，戶口便又成了集體戶口，畢業時把你分到哪兒沒準，所以你考前戶口落在哪兒沒什麼實際意義。
不如安心在師裡複習，直接從師裡考吧。
他覺得人家說得有道理，就沒返城。
考前，師長與他談過一次話。
師長說：“我将來要回軍區，所有的現役軍人都将撤回軍區。
軍區有個内部文件，允許各師帶走幾名優秀知青幹部，軍隊也需要充實新鮮血液嘛，跟我走吧。
你嶽父的政治問題，肯定不再是問題了。
” 周秉義第二次放棄了成為軍隊幹部的選擇。
劉少奇的冤案還沒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親已被證實死在獄中，也尚未有結論，這讓他在人生重大抉擇面前做不到心無旁骛。
何況，上大學始終是他的夙願。
他如願以償地成了北大曆史系的一名大齡學子，那一年他二十九歲，系裡有些學弟學妹才十八九歲。
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大哥”。
不久，同學們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樣照顧大家。
第二年，他被推選為系學生會主席。
周秉義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為樂，行事低調，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九七九年新學期開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門事件”得到了徹底平反。
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
周家兩個曾經學習拔尖的兒女，終于先後迎來了他們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義始終關心妹妹的命運，“天安門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樣，肯定要圓大學夢。
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卻給了他莫大的驚喜。
他不無埋怨地說：“你看你，我已經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來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專為你們男人辦的大學呀？許你考來，怎麼就不許我考來？” 秉義說：“你這叫擡杠。
我在最近一封信裡問你打算考什麼大學，你回信中明明寫的是尚未決定！咱倆在同一所大學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說：“給你的回信寄出沒幾天我就決定了呀！兄妹倆在同一所大學，我的感覺蠻好，我就是沖你在北大才考來的嘛！” 秉義沉下臉道：“談話态度認真點兒行不？” 周蓉見哥哥不高興了，這才鄭重解釋說，她那位詩人丈夫馮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兩個月回到北京。
“難道你不希望我倆都在北京嗎？雖然考清華我也沒問題，但我的興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來你又憑什麼不高興呢？擺得出正當理由嗎？”周蓉轉守為攻了。
她說要當中國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車爾尼雪夫斯基。
秉義聽說妹夫已經平反，又回到北京，這才替妹妹高興起來。
接着，他想盡一番哥哥的義務，囑咐妹妹怎樣做一名優秀生。
周蓉起初還裝出認真聆聽的樣子，聽着聽着，不耐煩了。
她說：“學生會幹部終究也是學生。
我是學生，你也是學生。
你是結了婚為人夫的學生，我是結了婚為人婦的學生，我們都是年齡大身份特殊的學生而已。
我們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則，并且是好原則。
你就說咱們兄妹倆都要繼續按那原則做人做學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來沒完呢？” 秉義被妹妹頂得愣了會兒，才說：“做人和做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你的話恰恰證明你還根本不清楚這一點，也恰恰證明我對你的囑咐不是啰嗦多餘，而是很有必要。
” 周蓉也較起真來，反駁道：“哥，你的話奇怪了，大學生者，身在大學之人也。
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則基本就那麼幾條，大學生隻能做得更自覺，不能反而差勁兒。
難道大學生還有另外的做人原則不成？” 秉義又愣了愣，還想說什麼。
不待他說，周蓉搶着又說：“哥，我來找你隻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學生了。
我不是來找你辯論的，不過我認為，咱倆已經在辯論了，而且涉及了一個很值得辯論的話題。
小妹初來乍到，尚有許多事要辦。
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來向哥哥讨教。
” 她說完，見四周無人，對哥哥行了個屈膝禮，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邊，周秉義望着妹妹遠去的背影一籌莫展，獨自苦笑，但内心還是挺高興的。
不久，他就有點兒不高興了。
中文系的學生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與友人商榷”的文章，題目是《論好人與好大學生》，署名“鄒小容”，别人隻當那是真名，秉義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義于“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名字。
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經據典批判“做人與做好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的觀點。
秉義隻有裝作渾然不知。
“鄒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數學生都在打聽中文系的“鄒小容”是哪一個。
一石擊起千層浪——那正是中國大學生熱衷讨論和辯論的時代，投稿與讀者來信雪片似的飛往中文系學生會，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許多人希望将這一場讨論繼續進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義一樣裝作渾然不知，除了上課、吃飯、睡覺，其餘時間總喜歡泡在圖書館，仿佛那事與她毫不相幹，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當然還是美女。
甚至可以說，比幾年前更美。
美得越發有氣質，一種衆說紛纭的屈原詩中“山鬼”般的氣質。
因為她的出現，愛上圖書館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歡安靜的男生。
基因遺傳很奇怪，科學研究也難以自圓其說。
比如周家的三個兒女，秉義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點。
秉昆身上父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愛認死理，為人處世常常一根筋，個别情況下靈活一點兒，但也靈活不到哪兒去。
秉義身上母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凡事從不認死理，若能靈活一下求得一團和氣，那就以和為貴，從不放棄争取。
即使不得不與小人進行難以調和的博弈、鬥争，也不會得理不讓人，把對方逼到死角，而是盡量留夠回旋的餘地。
他們的母親靠這種無師自通的處世經驗，把街道小組長當得遊刃有餘，勝任而愉快，頗獲好評。
周秉義明智地繼承了這一優點，并發揚光大，這讓他即使在“文革”時期竟也算過得順風順水。
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時，還總有貴人暗中庇護、相助，大多數人總是比較喜歡溫良恭儉讓的男人。
秉義的适應性很強，秉昆次之。
周蓉從骨子裡天生叛逆，如果一個時代讓她感到壓抑，她的表現絕不會是逐漸适應。
短時間的順從她能做到，時間一長，她就要開始顯示強烈的叛逆性格。
如果遭受的壓制和打擊冷酷無情，那麼，她将會堅忍地抗争到底。
她對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尋找花蜜和花粉一般。
她從書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甯死”思想。
從小學三年級起，她每次語文和數學考試都考雙百，成績名列前茅。
如果說這還算不了什麼，那麼，音樂、體育、美術與手工成績也一向獲優的學生，全校則隻有她一個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師找她談話，說隻要她能保持那麼全面的好成績，學校就會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學去，她卻說不願被保送。
老師奇怪地問為什麼。
她說好中學都在市區，她不願學校離家太遠。
那麼一來，冬天上學放學會挨凍。
老師又問，依她的心願，上哪一所中學為好？ 她說出的是共樂區一所很普通的中學，離家隻有十幾分鐘的路。
老師驚訝地說：“你怎麼可以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她反問：“我為什麼不能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老師說：“你上哪所中學可不僅是你的事，關系到學校和班級的
他的六十五歲生日沒過成，因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醫院。
全家對他的生日格外重視，總想彌補一家之主的精神損失。
周志剛看樣子不在乎，但内心裡是遺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兒媳婦郝冬梅提議兩個生日要一并過。
實際上，周志剛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虛名。
在光字片的老窩裡，幾年前就隻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錯亂已不可救藥。
好在她畏懼他的餘威，隻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亂語便會立即打住，緘口無言一陣子。
經過那一陣子沉默，錯亂的神經總能恢複到比較正常的狀态。
周志剛挺亨受自己的餘威在震懾老伴精神錯亂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無可取代的特殊價值。
當然，他對老伴也很關心，必要的震懾之後，該怎麼疼她還怎麼疼她，從未嫌棄。
畢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對她的感情已成為他的宿命。
兒女都不再與他們老兩口共同生活，他對兒女們各自生活的影響力已近于無。
一家之主純粹是他一廂情願的想象，也是兒女們對他的安慰。
他很需要那麼一種安慰，他們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點左右，一輛中型卡車開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車上滿載着黃泥、沙子，還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塊新磚。
車上跳下兩個男人，一個四十來歲，一個二十來歲，都穿着工作服，他們放下車廂闆便開始卸東西。
周志剛聽到聲音，出門看究竟，四十來歲的自稱蔡曉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車東西。
蔡曉光實際三十八歲，因為久未理發，頭發老長，一圈絡腮胡子。
周志剛第一次見蔡曉光，不知道他和女兒是什麼關系，隻當是女兒所求的人。
看到那一車自己眼中的寶貝東西，他高興極了，連連道謝不止。
蔡曉光也沒和他多說什麼，幫小夥子卸完東西匆匆駕車離去。
那車東西确實給周志剛帶來了極大驚喜。
秋天修房子時，他不愁什麼了。
水泥和磚絕不能放在外邊，隔夜肯定會無影無蹤。
他用足老勁兒一個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進屋裡，接着又和老伴把磚搬入小院，歸攏好黃泥和沙子。
老兩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裡歇氣兒時，老伴兒問：“你跟女兒要過？” 他說：“她是當老師的，我怎麼會給她出這種難題？還是她這個女兒更懂我，在我生日這天，求人給我送來了經常夢想得到的好東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給你買件衣服更實在，難道你要把咱這家拆了重蓋不成？她來了我得數落她，沒見過自己老父親過生日女兒送這種東西的。
” 他闆臉道：“堅決不許！咱們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話，再過幾年還住得成嗎？女兒給我送這些東西太對了。
” 其實，送那一車東西還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
比起哥哥姐姐來，秉昆更了解父親。
他隻有主意，沒有能力弄到那一車東西。
當時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給父親過生日的事。
他說出錢可以，說罷看着哥哥。
秉義說自己也沒能力搞到那些東西。
在A市，水泥、磚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錢買不到的東西。
哥哥說完，嫂子也搖頭。
周蓉就問秉昆：“你能保證那些東西會給咱爸帶來驚喜？” 秉昆說：“你們哪兒有我了解他？他跟你們發過火嗎？沒鼻子沒臉地訓過你們嗎？舉起巴掌要打過你們嗎？沒有吧？反正我不記得有過那樣的事。
他退休後，你們都在上大學，我幾乎就成了他的出氣筒。
比起受青睐的兒女，受氣那個往往更清楚父親的喜怒哀樂。
” 他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說：“包我身上了。
” 下午四點多鐘，秉義和冬梅兩口子領着周蓉的女兒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們走在光字片時，吸引了不少注視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礙觀瞻的一角。
每座城市幾乎都有幾處那樣的地方，在過來人的頭腦中留下烙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記憶，每一代人隻是對自己頭腦中的記憶有感覺。
很久不見精神氣質好的人出現在光字片了。
秉義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們的精神氣質，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虛歲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氣質和衣着打扮也與光字片的少女們大為不同。
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氣質很難好起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的生活中就完全沒有高興的事。
有還是有的，但總會被居住狀況的低劣和周邊環境的髒亂差快速徹底地破壞，如同在窮山惡水的鄉間，迎娶之喜帶來的興奮注定短暫。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補丁衣服的還是少了。
的确良和滌卡兩種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歡迎，用這兩種衣料幾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幾乎可以不用打補丁。
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縫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纖衣料。
春秋穿滌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襖棉褲的外套仍是化纖衣料做成的。
化纖衣料的一大好處是不縮水，洗過之後也不起褶皺。
不起褶皺卻并非就是有形有樣，闆闆正正，要穿得像樣，必須用熨鬥褽過。
光字片的人家都沒那種好心情。
這一天出現在光字片的秉義兩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滌卡衣服，還是仔細褽過的。
在光字片的人們看來，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
很長一段時間，國内沒有什麼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隻能在特供商店才能買到，而進入特供商店的隻能是高幹和他們的家眷。
絕大多數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顔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藍黃灰五種。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數人的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元。
人們一年到頭甚至一生也不怎麼會穿褽過的衣服。
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或警服，便會讓人對其家庭背景産生無邊猜測和遐想，以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這也讓愛虛榮的男女青年為此每每幹出傻事來。
秉義三人吸引光字片人們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剛家大兒子，那女人是他媳婦，聽說是一位副省長的女兒。
” “人家現在抖起來了，有靠山了，聽說當上省文化廳的處長了。
” “那周志剛老兩口還住咱們這破地方圖什麼呢？也沾兒子的光換個好地方住啊！” “不是說咱們這破地方遲早會拆遷嘛，老兩口守着老窩，等拆遷的好處呗。
” “等到猴年馬月呀？也許死了還沒等到呢！” 一些認識秉義、多少知道一點兒周家事的人議論起來，很是羨慕。
周家畢竟是光字片老住戶，口碑不錯，議論者們舌尖留情，不至于說出些更不中聽的話來。
實際上，他們冤枉周秉義了。
周秉義當上文化廳文藝處處長，與冬梅的父親是不是當過副省長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剛一恢複，秉義就考上大學。
沒有任何懸念，報名，考試，順順當當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學。
隻不過考前面臨一些狀況。
那正是全國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戶口落回到A市再參加高考，還是直接從兵團報名參加高考，他猶豫過。
師教育處處長開導他說：你不管從哪兒考上大學，戶口便又成了集體戶口，畢業時把你分到哪兒沒準，所以你考前戶口落在哪兒沒什麼實際意義。
不如安心在師裡複習，直接從師裡考吧。
他覺得人家說得有道理，就沒返城。
考前，師長與他談過一次話。
師長說：“我将來要回軍區，所有的現役軍人都将撤回軍區。
軍區有個内部文件，允許各師帶走幾名優秀知青幹部，軍隊也需要充實新鮮血液嘛，跟我走吧。
你嶽父的政治問題，肯定不再是問題了。
” 周秉義第二次放棄了成為軍隊幹部的選擇。
劉少奇的冤案還沒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親已被證實死在獄中，也尚未有結論，這讓他在人生重大抉擇面前做不到心無旁骛。
何況，上大學始終是他的夙願。
他如願以償地成了北大曆史系的一名大齡學子，那一年他二十九歲，系裡有些學弟學妹才十八九歲。
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大哥”。
不久，同學們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樣照顧大家。
第二年，他被推選為系學生會主席。
周秉義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為樂，行事低調，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九七九年新學期開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門事件”得到了徹底平反。
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
周家兩個曾經學習拔尖的兒女，終于先後迎來了他們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義始終關心妹妹的命運，“天安門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樣，肯定要圓大學夢。
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卻給了他莫大的驚喜。
他不無埋怨地說：“你看你，我已經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來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專為你們男人辦的大學呀？許你考來，怎麼就不許我考來？” 秉義說：“你這叫擡杠。
我在最近一封信裡問你打算考什麼大學，你回信中明明寫的是尚未決定！咱倆在同一所大學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說：“給你的回信寄出沒幾天我就決定了呀！兄妹倆在同一所大學，我的感覺蠻好，我就是沖你在北大才考來的嘛！” 秉義沉下臉道：“談話态度認真點兒行不？” 周蓉見哥哥不高興了，這才鄭重解釋說，她那位詩人丈夫馮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兩個月回到北京。
“難道你不希望我倆都在北京嗎？雖然考清華我也沒問題，但我的興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來你又憑什麼不高興呢？擺得出正當理由嗎？”周蓉轉守為攻了。
她說要當中國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車爾尼雪夫斯基。
秉義聽說妹夫已經平反，又回到北京，這才替妹妹高興起來。
接着，他想盡一番哥哥的義務，囑咐妹妹怎樣做一名優秀生。
周蓉起初還裝出認真聆聽的樣子，聽着聽着，不耐煩了。
她說：“學生會幹部終究也是學生。
我是學生，你也是學生。
你是結了婚為人夫的學生，我是結了婚為人婦的學生，我們都是年齡大身份特殊的學生而已。
我們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則，并且是好原則。
你就說咱們兄妹倆都要繼續按那原則做人做學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來沒完呢？” 秉義被妹妹頂得愣了會兒，才說：“做人和做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你的話恰恰證明你還根本不清楚這一點，也恰恰證明我對你的囑咐不是啰嗦多餘，而是很有必要。
” 周蓉也較起真來，反駁道：“哥，你的話奇怪了，大學生者，身在大學之人也。
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則基本就那麼幾條，大學生隻能做得更自覺，不能反而差勁兒。
難道大學生還有另外的做人原則不成？” 秉義又愣了愣，還想說什麼。
不待他說，周蓉搶着又說：“哥，我來找你隻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學生了。
我不是來找你辯論的，不過我認為，咱倆已經在辯論了，而且涉及了一個很值得辯論的話題。
小妹初來乍到，尚有許多事要辦。
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來向哥哥讨教。
” 她說完，見四周無人，對哥哥行了個屈膝禮，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邊，周秉義望着妹妹遠去的背影一籌莫展，獨自苦笑，但内心還是挺高興的。
不久，他就有點兒不高興了。
中文系的學生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與友人商榷”的文章，題目是《論好人與好大學生》，署名“鄒小容”，别人隻當那是真名，秉義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義于“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名字。
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經據典批判“做人與做好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的觀點。
秉義隻有裝作渾然不知。
“鄒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數學生都在打聽中文系的“鄒小容”是哪一個。
一石擊起千層浪——那正是中國大學生熱衷讨論和辯論的時代，投稿與讀者來信雪片似的飛往中文系學生會，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許多人希望将這一場讨論繼續進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義一樣裝作渾然不知，除了上課、吃飯、睡覺，其餘時間總喜歡泡在圖書館，仿佛那事與她毫不相幹，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當然還是美女。
甚至可以說，比幾年前更美。
美得越發有氣質，一種衆說紛纭的屈原詩中“山鬼”般的氣質。
因為她的出現，愛上圖書館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歡安靜的男生。
基因遺傳很奇怪，科學研究也難以自圓其說。
比如周家的三個兒女，秉義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點。
秉昆身上父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愛認死理，為人處世常常一根筋，個别情況下靈活一點兒，但也靈活不到哪兒去。
秉義身上母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凡事從不認死理，若能靈活一下求得一團和氣，那就以和為貴，從不放棄争取。
即使不得不與小人進行難以調和的博弈、鬥争，也不會得理不讓人，把對方逼到死角，而是盡量留夠回旋的餘地。
他們的母親靠這種無師自通的處世經驗，把街道小組長當得遊刃有餘，勝任而愉快，頗獲好評。
周秉義明智地繼承了這一優點，并發揚光大，這讓他即使在“文革”時期竟也算過得順風順水。
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時，還總有貴人暗中庇護、相助，大多數人總是比較喜歡溫良恭儉讓的男人。
秉義的适應性很強，秉昆次之。
周蓉從骨子裡天生叛逆，如果一個時代讓她感到壓抑，她的表現絕不會是逐漸适應。
短時間的順從她能做到，時間一長，她就要開始顯示強烈的叛逆性格。
如果遭受的壓制和打擊冷酷無情，那麼，她将會堅忍地抗争到底。
她對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尋找花蜜和花粉一般。
她從書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甯死”思想。
從小學三年級起，她每次語文和數學考試都考雙百，成績名列前茅。
如果說這還算不了什麼，那麼，音樂、體育、美術與手工成績也一向獲優的學生，全校則隻有她一個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師找她談話，說隻要她能保持那麼全面的好成績，學校就會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學去，她卻說不願被保送。
老師奇怪地問為什麼。
她說好中學都在市區，她不願學校離家太遠。
那麼一來，冬天上學放學會挨凍。
老師又問，依她的心願，上哪一所中學為好？ 她說出的是共樂區一所很普通的中學，離家隻有十幾分鐘的路。
老師驚訝地說：“你怎麼可以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她反問：“我為什麼不能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老師說：“你上哪所中學可不僅是你的事，關系到學校和班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