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中部）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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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昆和朋友們已經三個春節沒聚了。
這些底層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見時互不稱呼“哥們兒”長“哥們兒”短了。
他們都成為丈夫當了爸爸，各自承擔起小家庭的責任了，那責任迅速耗掉了他們單身青年自在時的精氣神，一個個似乎也都變得成熟了。
酒喝得多了，話說得少了。
德寶和春燕還住在春燕家。
春燕由于“反擊‘右傾’翻案風”那陣子在大會上發過幾次言，還有白紙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彙編》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斥為“四人幫”餘黨的馬前卒，想讓她身敗名裂，她做了多次檢讨都過不了關。
後來，幾名老幹部聯名保了她一下。
當年她為他們修過腳，并未把他們視為與人民同池共浴的“階級異已分子”，而是以“為人民服務”的熱忱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們在意見書中認為，清算“四人幫”的罪惡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輕的女修腳師當年違心的錯誤言行不放很不合适，容易引起群衆鬥群衆，此風不可助長。
他們的意見書引起了新任領導的重視，于是春燕的“政治問題”總算解套。
德寶說，在一次次檢讨都難過關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過。
那時，于虹也被要求揭發批判春燕。
于虹很瞧不起那些批判春燕的人，她看得分明，那些人是出于對春燕的嫉妒，想趁機把春燕整倒整臭。
标兵的榮譽雖然并不如漲一級工資實惠，卻還是讓許多人眼紅。
有一次，于虹在那些人圍攻春燕時當場翻臉，将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
人家于虹那口子趕超也是有過反“四人幫”的實際行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專題報道中也曾提到過，給全省帶來過榮譽。
趕超和國慶的姓名，已經與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位反“四人幫”鬥士的姓名連在一起，省報整版報道三人的事迹時，有一段專門寫到了他們被捕後孫趕超和肖國慶的行動，強調那些行動對喚起全民政治正義感的重要影響。
憑着這些資本，于虹罵他們都是“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倒也罵得理直氣壯。
經她那一罵，準備整春燕的人大為收斂，春燕與她的關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齒寒、榮辱與共的高境界。
然而，春燕那标兵的榮譽還是沒了，也不是她一個人的榮譽被取消，所有“文革”中湧現的省市标兵、模範們的榮譽全要經過重新認定。
春燕又恢複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腳師了，這讓她對以往經曆有南柯一夢之感，她變得更深沉，也似乎更成熟了。
春燕兩個姐都拖家帶口返城了，兩個姐夫都是普通知青，勉強有個初中文憑，也都是底層人家的兒子，找工作時家裡幫不上任何忙，沒任何社會關系可以借力，所以兩個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體性質的街道工廠。
她二姐帶回城一個女兒，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沒他們住的地方，隻能租房住。
比春燕大一歲的二姐，對春燕一家三口長期占據父母家的一間屋子不滿，認為爸媽的“光”應該大家均沾，為此與春燕兩口子一見面就發生口角，總是不歡而散。
國慶和吳倩一直沒有穩定的小窩，婚後哪一年都搬家，越搬離市區越遠——大批知青返城後，房租漲得極快，一間十幾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房租已由當初的八九元漲到二十幾元了。
他倆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壓得有些吃不消了。
趕超和于虹兩口子雖無租房壓力，但他們在趕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廈子因與鄰家發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處于日子過不安生的狀況。
隻不過就是一尺來寬面積的争執，最終激化到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地步。
窗對着窗、門挨着門的兩家，哪一方想與對方在每天裡少見幾次都根本不可能，兩家人的日子就都過得特惱火。
趕超不想把關系搞得那麼糟，多次主動提出要與鄰家坐在一起好好談談，但鄰家挑戰的是他們小兩口的底線——不拆了一面牆縮進去一尺重蓋就免談。
派出所都認為那是無理要求，趕超小兩口當然隻能“同仇敵忾”。
國慶姐也返城了，姐夫轉業，戶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國營大廠任廠辦主任，就是蔡曉光曾在拖拉機制造廠擔任過的角色。
他姐接媽的班，成了肉聯廠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豬腸子。
國慶當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沒住處，擠在國慶家，讓國慶家像收容所。
國慶的姐夫轉業不久查出了肺癌，且是晚期，花光了轉業費不說，還讓國慶家欠下了許多債。
年初，國慶姐夫到底還是病逝了，國慶他姐便成了有一個小學生女兒的寡婦。
國慶看上去老了不少，頭發也白了許多，臉上很難再出現笑容了，朋友們和吳倩一樣地心疼他。
唐向陽也來到了周家——他父親又當上了重點中學的校長，他也結束“小知青”經曆返城了。
他沒急着找工作，信心滿滿地非要考上名牌大學不可。
他有他的苦惱，父親再婚了，這讓他有了兩對爸媽。
爸媽還是隻有一對的好，“原裝”的更好。
有兩對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組都是水貨，這讓他經常糾結，不知自己究竟該做哪一組爸媽的兒子才好，很難平衡關系。
龔賓沒來，他又住院了。
精神病很難徹底治愈，他一犯病就四處寄信揭發叔叔龔維則的“反動言論”，煩惱的龔所長有時不得不親自出面請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個時期。
進步還在醬油廠味精車間，各方面表現不錯，入了團。
他父親的問題也不再是個問題，重新當上了保衛處長，心情好，老胃病也漸漸好了。
“四人幫”粉碎兩年多，有人這樣了，有人那樣了，有人還是老樣子，日子過得也不省心不容易。
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改變，社會格局尚未發生明顯變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後一種改變即将開始，隻不過不敏感的人沒有覺察到。
底層的人們對時代即将發生的改變從來是不敏感的。
德寶、國慶、趕超三個都說秉昆瘦了，他們的妻子還發現秉昆眼中有血絲。
秉昆已開始惡補文化知識，瘦是必然的。
他們和她們都告誡秉昆要勞逸結合，不可太拼命，鄭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賴他呢，他拼倒了他們昨辦呢？ 朋友們和朋友們妻子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話，說得都很直白，言語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誼表達得實在深切，讓秉昆很溫暖。
秉昆看出德寶三個也都不同程度地老了。
還不到三十歲的人，才一年多沒見，忽一下都老了不少，這讓秉昆沒法不感傷。
他們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憔悴了，好像移過盆的植物沒緩過生機似的。
然而，他沒把自己的心痛和感傷說出來，一句沒說。
不是有什麼顧慮，而是不忍說。
在秉昆看來，此次相聚必須由他來召集，不召集不可以。
他有了好事，都不願讓朋友們知道了嗎？他們必然會挑理的。
他們當面挑理時，他将無言以對。
在他的那些朋友看來，秉昆召集相聚，肯定是因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則，非年非節，各自的日子都過得很不舒坦，聚個什麼勁兒呢？所以，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個傳一
這些底層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見時互不稱呼“哥們兒”長“哥們兒”短了。
他們都成為丈夫當了爸爸，各自承擔起小家庭的責任了，那責任迅速耗掉了他們單身青年自在時的精氣神，一個個似乎也都變得成熟了。
酒喝得多了，話說得少了。
德寶和春燕還住在春燕家。
春燕由于“反擊‘右傾’翻案風”那陣子在大會上發過幾次言，還有白紙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彙編》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斥為“四人幫”餘黨的馬前卒，想讓她身敗名裂，她做了多次檢讨都過不了關。
後來，幾名老幹部聯名保了她一下。
當年她為他們修過腳，并未把他們視為與人民同池共浴的“階級異已分子”，而是以“為人民服務”的熱忱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們在意見書中認為，清算“四人幫”的罪惡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輕的女修腳師當年違心的錯誤言行不放很不合适，容易引起群衆鬥群衆，此風不可助長。
他們的意見書引起了新任領導的重視，于是春燕的“政治問題”總算解套。
德寶說，在一次次檢讨都難過關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過。
那時，于虹也被要求揭發批判春燕。
于虹很瞧不起那些批判春燕的人，她看得分明，那些人是出于對春燕的嫉妒，想趁機把春燕整倒整臭。
标兵的榮譽雖然并不如漲一級工資實惠，卻還是讓許多人眼紅。
有一次，于虹在那些人圍攻春燕時當場翻臉，将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
人家于虹那口子趕超也是有過反“四人幫”的實際行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專題報道中也曾提到過，給全省帶來過榮譽。
趕超和國慶的姓名，已經與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位反“四人幫”鬥士的姓名連在一起，省報整版報道三人的事迹時，有一段專門寫到了他們被捕後孫趕超和肖國慶的行動，強調那些行動對喚起全民政治正義感的重要影響。
憑着這些資本，于虹罵他們都是“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倒也罵得理直氣壯。
經她那一罵，準備整春燕的人大為收斂，春燕與她的關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齒寒、榮辱與共的高境界。
然而，春燕那标兵的榮譽還是沒了，也不是她一個人的榮譽被取消，所有“文革”中湧現的省市标兵、模範們的榮譽全要經過重新認定。
春燕又恢複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腳師了，這讓她對以往經曆有南柯一夢之感，她變得更深沉，也似乎更成熟了。
春燕兩個姐都拖家帶口返城了，兩個姐夫都是普通知青，勉強有個初中文憑，也都是底層人家的兒子，找工作時家裡幫不上任何忙，沒任何社會關系可以借力，所以兩個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體性質的街道工廠。
她二姐帶回城一個女兒，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沒他們住的地方，隻能租房住。
比春燕大一歲的二姐，對春燕一家三口長期占據父母家的一間屋子不滿，認為爸媽的“光”應該大家均沾，為此與春燕兩口子一見面就發生口角，總是不歡而散。
國慶和吳倩一直沒有穩定的小窩，婚後哪一年都搬家，越搬離市區越遠——大批知青返城後，房租漲得極快，一間十幾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房租已由當初的八九元漲到二十幾元了。
他倆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壓得有些吃不消了。
趕超和于虹兩口子雖無租房壓力，但他們在趕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廈子因與鄰家發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處于日子過不安生的狀況。
隻不過就是一尺來寬面積的争執，最終激化到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地步。
窗對着窗、門挨着門的兩家，哪一方想與對方在每天裡少見幾次都根本不可能，兩家人的日子就都過得特惱火。
趕超不想把關系搞得那麼糟，多次主動提出要與鄰家坐在一起好好談談，但鄰家挑戰的是他們小兩口的底線——不拆了一面牆縮進去一尺重蓋就免談。
派出所都認為那是無理要求，趕超小兩口當然隻能“同仇敵忾”。
國慶姐也返城了，姐夫轉業，戶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國營大廠任廠辦主任，就是蔡曉光曾在拖拉機制造廠擔任過的角色。
他姐接媽的班，成了肉聯廠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豬腸子。
國慶當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沒住處，擠在國慶家，讓國慶家像收容所。
國慶的姐夫轉業不久查出了肺癌，且是晚期，花光了轉業費不說，還讓國慶家欠下了許多債。
年初，國慶姐夫到底還是病逝了，國慶他姐便成了有一個小學生女兒的寡婦。
國慶看上去老了不少，頭發也白了許多，臉上很難再出現笑容了，朋友們和吳倩一樣地心疼他。
唐向陽也來到了周家——他父親又當上了重點中學的校長，他也結束“小知青”經曆返城了。
他沒急着找工作，信心滿滿地非要考上名牌大學不可。
他有他的苦惱，父親再婚了，這讓他有了兩對爸媽。
爸媽還是隻有一對的好，“原裝”的更好。
有兩對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組都是水貨，這讓他經常糾結，不知自己究竟該做哪一組爸媽的兒子才好，很難平衡關系。
龔賓沒來，他又住院了。
精神病很難徹底治愈，他一犯病就四處寄信揭發叔叔龔維則的“反動言論”，煩惱的龔所長有時不得不親自出面請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個時期。
進步還在醬油廠味精車間，各方面表現不錯，入了團。
他父親的問題也不再是個問題，重新當上了保衛處長，心情好，老胃病也漸漸好了。
“四人幫”粉碎兩年多，有人這樣了，有人那樣了，有人還是老樣子，日子過得也不省心不容易。
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改變，社會格局尚未發生明顯變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後一種改變即将開始，隻不過不敏感的人沒有覺察到。
底層的人們對時代即将發生的改變從來是不敏感的。
德寶、國慶、趕超三個都說秉昆瘦了，他們的妻子還發現秉昆眼中有血絲。
秉昆已開始惡補文化知識，瘦是必然的。
他們和她們都告誡秉昆要勞逸結合，不可太拼命，鄭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賴他呢，他拼倒了他們昨辦呢？ 朋友們和朋友們妻子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話，說得都很直白，言語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誼表達得實在深切，讓秉昆很溫暖。
秉昆看出德寶三個也都不同程度地老了。
還不到三十歲的人，才一年多沒見，忽一下都老了不少，這讓秉昆沒法不感傷。
他們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憔悴了，好像移過盆的植物沒緩過生機似的。
然而，他沒把自己的心痛和感傷說出來，一句沒說。
不是有什麼顧慮，而是不忍說。
在秉昆看來，此次相聚必須由他來召集，不召集不可以。
他有了好事，都不願讓朋友們知道了嗎？他們必然會挑理的。
他們當面挑理時，他将無言以對。
在他的那些朋友看來，秉昆召集相聚，肯定是因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則，非年非節，各自的日子都過得很不舒坦，聚個什麼勁兒呢？所以，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個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