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中部）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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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三線”建築工人周志剛相比，兒女們的人生有着較多變數。
周志剛的人生隻發生過一次決定性的改變，即由農民變成了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
他兒女們的人生，則一變再變。
這是因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無法繼續故步自封、閉關鎖國的時代，時代之變需要人的改變。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這十年間，物質的中國變化有限，而人的變化卻近于戲劇。
“改革開放”四個漢字的組合特陽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繼往開來的生動性和形象感。
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個漢字在語言學上體現了很高的智慧和藝術——關鍵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卻不是從“文革”一結束就開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樣。
首先需要在理論上清楚，原來一批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幾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權威，他們堅持所謂的正統理論。
改革者首先要與他們争論，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還會被逼得進退兩難。
改革者之間也有争論：步子快了慢了，膽子小了大了，先改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種程度為宜，都會産生分歧。
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界的人士或被動或主動攪入其中，推波助瀾，搖旗呐喊，讓局面更加複雜。
有一部外國小說《喧嚣與騷動》的書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
然而，A市十年裡并沒有太大變化。
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導。
隻有兩件事可以稱之為大動作：一是随着知青們大批返城，曾經的兵團體制壽終正寝，又改回農場體制了；二是為了适應市場經濟，曾經赫赫有名的一些軍工企業改成了生産民用産品的企業，謂之“軍轉民”。
确切地說，這既不是A市的大動作，也不是省裡的大動作，而是中央的大動作，但對許多A市人的影響特别大。
第一件事讓曾是兵團戰士的返城知青們較失落，如同出家人還俗後那修行過的廟被拆了，心裡不是滋味。
第二件事讓一些曾經造槍炮坦克的軍工企業找不到北，不曉得接下來該造什麼。
國家限期要求他們自己到市場上去找飯吃，這就影響到了職工們的工資。
他們曾是工人階級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來了，于是罵娘。
共樂區十年裡沒什麼變化。
有人數過，也就出現了四五幢新樓而己，最高六層，很普通的紅磚紅瓦一紅到底的路邊新樓。
光字片更髒更有礙觀瞻了。
這個區家家戶戶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懷抱時，年齡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歲了，有的還是拖家帶口回來的。
原先的家住不下，隻得在前門後院見縫插針地接着蓋——放眼望去，違章建築比比皆是。
所建所築很難說得上是房屋，說是“窩”或“巢穴”更恰當，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
夏天雨後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節，泥濘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見慣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六十六歲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葉歸根，終于又回到光字片了。
領導們對他這位“大三線”的老建築工人始終厚愛，有意讓他的工齡延長了兩年，這樣他的工齡就可以達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領八九元工資。
他對此心存很大的感激——盡管受到格外關照，每月也隻不過五十二元退休工資。
在當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資最高的人，比許多在職人員的工資還高，很被人羨慕。
在以往二十餘年裡，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個家為端點，向中國那些偏遠的、經濟落後、崇山峻嶺甚多的省份“發射”，他一直遊弋于那些省份之間——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發射台。
現在，這一顆“老衛星”耗盡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僅有标志意義了。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走南闖北過的人，哪個省份留給他的印象最好。
他總說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他對A市表現出了别人難以理解的深情。
退休後的頭一個月裡，他整天騎輛舊自行車到處逛，把全市的邊邊角角以及四周郊區都逛遍了。
他逛得特過瘾，體會卻隻是一句話：“哪兒都沒變，哪兒都熟悉。
” 他對更加髒亂差的光字片一點兒也不嫌棄，因為見過太多比光字片還要髒亂差的情形。
同樣的情形，是當年許多農村和城市的常态。
四年裡，他這位從“大三線”退休的老建築工人，似乎把光字片當成了“小三線”，把自己家所在那條被違章建築搞成了鋸齒狀的小街當成了主要工程。
如何讓自己的家看上去還有點兒家樣，理所當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點工程——他似乎要獨自承擔起改良的神聖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們經常見到他在抹牆，既抹自家的牆，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牆。
他抹牆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幾把抹闆。
有一年，街道選舉先進居民，他毫無争議地當選了，區委副書記親自獎給他一把系着紅綢的抹闆。
他舍不得用，釘了個釘子挂在牆上。
他依然是個重視榮譽的人。
他的工具不僅是抹闆，還有鐵鍁。
人們也常見他修路，鏟鏟這兒的高，墊墊那兒的低，填填某處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門前的地方。
見到他那麼做的人有過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麼大年紀的，常有勸他：“拉倒吧！一條小破街，弄不弄有什麼意思呢？下場雨又和稀泥了！” 他卻說：“弄弄總歸好點兒，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 或說：“我往土裡摻了爐灰，再下雨不會那樣了。
” 龔維則每次見到他都會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禮。
他已經當上了共樂派出所的所長。
共樂區有多個派出所，共樂派出所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稱是共樂街派出所，有别于區的較大概念。
共樂區委是正處級行政機關，派出所是正科級。
這一年，中國機關單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
市委全稱又改成“市委員會”，“革委”也都改成“黨委”。
相應的，龔維則的職務是所長，他當上所長是水到渠成、衆望所歸。
“文革”結束了，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有些人光榮加身，或者不同尋常的資本加身了。
受過“四人幫”的迫害成了一種廣受同情的資本，若還有不屈服的表現，就更擁有了廣受尊敬的資本。
龔維則是兩種資本都擁有的人。
他受過“四人幫”的迫害是一個鐵的事實，“文革”前後從沒停止過上訴，這被認為是不屈服。
有一個時期，周秉昆、白笑川和邵敬文與他在同一個地方接受勞改，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當時，他和一些早期勞改犯對“四五事件”的真相毫無所知，聽周秉昆他們三個講了之後，良久才說出一句話：“太不馬克思主義了。
”他便不再上訴，那時離粉碎“四人幫”的日子已經不遠。
龔維則的“政治問題”獲得平反并當上所長後，侄子龔賓的精神病迅速好轉，出院回到醬油廠上班了，還在味精車間。
因為有時難免說幾句病話，所以廠裡甯肯他在家休養，一個月上不了半個月的班。
人們看待一些事的思維方式與早前大不相同，廠裡多數人認為他也是間接受“四人幫”迫害的一個人。
因為與秉昆是莫逆之交，龔維則對周志剛的敬意便多了一層感情色彩。
周志剛對他每次見到自己立正敬禮并不特别受用，甚至不知所措。
他多次紅着臉說：“龔所長，你這是幹什麼嘛，讓别人看見了多不好！” 龔維則卻笑道：“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挺好。
你們周家出了兩個反‘四人幫’的英雄，不論沖你還是沖秉昆和他姐，我敬個禮是應該的。
” 周志剛多次表達了别扭之後，龔維則還是尊重了他的要求，不再立正敬禮，改成敬煙了。
敬煙周志剛是很樂于接受的。
四年一晃過去，周志剛更老了。
漢字的微妙之處是别國文字沒法比的，隻有中國才有“一字師”的說法。
一晃多少年的“晃”字雖屬民間口頭語，但把那種如變臉般快的無奈感傳達得淋漓盡緻。
周志剛完全秃頂了，腦殼左右稀疏的頭發全白了。
他漸漸蓄起了一尺來長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許灰色，估計繼續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多了。
他的腿腳已不靈活，有點兒步履蹒跚，渾身經常這裡痛那裡酸的。
當年在“大三線”工地上對體能的不遺餘力的透支，開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
别人已經稱他老爺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麼稱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識到自己确實老了。
不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街坊家臨街牆面的義務抹平，他都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抹牆需幾道工序，先得備下黃泥，還得有足夠的麥稭或谷稭往泥裡摻。
和好一堆抹牆的泥很需要力氣，他和不動了。
黃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黃泥的地方越來越少，那種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現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幹打壘的黃泥小屋。
那些小屋住進了人家，如果誰還去周邊挖取黃泥，常常引發嚴重沖突。
那些人家會形成一種占山為王的領地意識，攻守同盟，态度兇悍，讓企圖分享公共資源者望黃泥而卻步。
周志剛是潔身自愛的人，當然避免自取其辱。
缺少了黃泥，不論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他們那條髒街所進行的面子工程，都隻好停頓下來。
畢竟他隻是一個老邁的改良者，也隻有點兒人生餘力做改良者。
倘要徹底改革自己家及那條髒街的面貌，需動用推土機和鏟車，需有充足的建材，還需有一支建築隊。
單槍匹馬的他隻有一把抹闆，街坊們心勁兒又不齊；對他們而言，維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條髒街已經那樣了，可以怎樣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慮範圍。
他們認為那純屬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覺得有失面子，他們則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麼髒亂差的地方的人家還有面子值得在乎嗎？還講得起面子嗎？講面子起碼也得有黃泥呀，連黃泥都稀缺了，就隻得讓面子見鬼去了。
牆皮掉得太不成樣子了，才趁夜到這裡那裡去偷黃泥。
誰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後挑着水桶走往與水站相反的方向，準是到什麼地方偷黃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為了掩人耳目，街坊們對此心照不宣。
偷黃泥往往引發人身傷害事件，但由于是剛性需求，也就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周志剛斷不會做那種勾當。
他連自家牆上掉下的牆皮也寶貴地留存起來，積少成多，以備用時。
他不敢放在門外，怕被偷，專門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節假日，兒女們回來看望他和老伴時，他嘴裡常常會忽然蹦出一句話：“你們誰知道哪兒有黃泥嗎？” 兒女們便都裝聾作啞。
他是在兒女面前自尊心極強的父親，不會問第二次的，總用自言自語緩解自己的擔憂：“這個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個家了。
” 他們老兩口和外孫女馮玥玥住在那個家裡。
秉昆媽奇迹般結束了植物人狀态。
這是鄭娟創造的奇迹，或許還有什麼神明暗中保佑吧，究竟有沒有誰知道呢？ 鄭娟自從承諾替秉昆照料他母親和他外甥女，可謂無微不至。
她還要盡姐姐和母親的責任，那兩年裡的含辛茹苦不難想象。
然而她無怨無悔，簡直是懷着一種感恩般的心理終日操勞，把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小寡婦的堅忍耐勞發揮到了極緻。
秉昆被捕後，她便住到了周家，俨然主婦，全不顧别人會怎樣議論她。
她也不能整日不出屋啊！每天必得挑水倒泔水倒垃圾，經常要掃掃小院以及院外的街道，冬天得清雪，也要上廁所，于是不僅那條街上的人，前後街上的許多人都認識她了。
秉昆的所作所為在光字片經久流傳，鄭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個時期内常談常新的新聞人物。
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卻從沒見過她丈夫的影子，那麼想必是個小寡婦啰？她是周家的親戚嗎？以前從沒見她到周家來過呀，估計不是的。
那麼她肯定隻與周家的小兒子周秉昆有關系啰？他怎麼認識她的呢？他倆是何種關系呢？以後她和周家關系又将怎樣呢？這些都是人們不可能不産生的疑問。
而這些疑問，讓光字片不同年齡的男人和女人見到她時，目光也就各種各樣。
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便是都有從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談資的企圖。
那各種各樣大同小異的目光，任何人都會感到如芒在背，對于鄭娟也不例外。
每次遇到那種目光，她都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說是竭力表現得那樣。
她不是演員，不擅表演，卻勝似演員，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
有時人們的目光還讓她感到似針刺臉，比如往家擔水時，幾條街的人家都在一處供水站接水，那兒總是排着擔水的人們，少則五六人，多則十幾人。
擔水是大人的事，起碼是小夥子們的事。
他們排隊時很親熱地聊天，卻從沒誰與她說一句話。
他們竭力不看她，仿佛她是隐身人。
那也是種表演，對于他們同樣絕非易事。
他們并不歧視她，隻不過都不知道和她說什麼好。
特别是男人們，似乎誰也不想而且不敢成為與她這個來曆不明的俊俏小寡婦說話的第一人，如同那會讓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
可是在水站排隊接水時，十幾分鐘二十來分鐘裡始終不看她一眼，更是難為自己的事。
他們偶爾看她，臉上毫無表情，如同無意間朝她所站的方向看了一眼，而她确乎是隐身的，他們的目光似乎僅僅是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而已。
實際上當然并非那樣——他們的目光往往蜻蜓點水般在她臉上停留一兩秒鐘，之後面無任何表情地迅速把目光移開。
那時她的感覺便似針刺臉，他們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尋思好看女人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她隻有面無表情
周志剛的人生隻發生過一次決定性的改變，即由農民變成了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
他兒女們的人生，則一變再變。
這是因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無法繼續故步自封、閉關鎖國的時代，時代之變需要人的改變。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這十年間，物質的中國變化有限，而人的變化卻近于戲劇。
“改革開放”四個漢字的組合特陽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繼往開來的生動性和形象感。
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個漢字在語言學上體現了很高的智慧和藝術——關鍵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卻不是從“文革”一結束就開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樣。
首先需要在理論上清楚，原來一批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幾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權威，他們堅持所謂的正統理論。
改革者首先要與他們争論，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還會被逼得進退兩難。
改革者之間也有争論：步子快了慢了，膽子小了大了，先改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種程度為宜，都會産生分歧。
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界的人士或被動或主動攪入其中，推波助瀾，搖旗呐喊，讓局面更加複雜。
有一部外國小說《喧嚣與騷動》的書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
然而，A市十年裡并沒有太大變化。
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導。
隻有兩件事可以稱之為大動作：一是随着知青們大批返城，曾經的兵團體制壽終正寝，又改回農場體制了；二是為了适應市場經濟，曾經赫赫有名的一些軍工企業改成了生産民用産品的企業，謂之“軍轉民”。
确切地說，這既不是A市的大動作，也不是省裡的大動作，而是中央的大動作，但對許多A市人的影響特别大。
第一件事讓曾是兵團戰士的返城知青們較失落，如同出家人還俗後那修行過的廟被拆了，心裡不是滋味。
第二件事讓一些曾經造槍炮坦克的軍工企業找不到北，不曉得接下來該造什麼。
國家限期要求他們自己到市場上去找飯吃，這就影響到了職工們的工資。
他們曾是工人階級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來了，于是罵娘。
共樂區十年裡沒什麼變化。
有人數過，也就出現了四五幢新樓而己，最高六層，很普通的紅磚紅瓦一紅到底的路邊新樓。
光字片更髒更有礙觀瞻了。
這個區家家戶戶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懷抱時，年齡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歲了，有的還是拖家帶口回來的。
原先的家住不下，隻得在前門後院見縫插針地接着蓋——放眼望去，違章建築比比皆是。
所建所築很難說得上是房屋，說是“窩”或“巢穴”更恰當，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
夏天雨後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節，泥濘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見慣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六十六歲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葉歸根，終于又回到光字片了。
領導們對他這位“大三線”的老建築工人始終厚愛，有意讓他的工齡延長了兩年，這樣他的工齡就可以達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領八九元工資。
他對此心存很大的感激——盡管受到格外關照，每月也隻不過五十二元退休工資。
在當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資最高的人，比許多在職人員的工資還高，很被人羨慕。
在以往二十餘年裡，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個家為端點，向中國那些偏遠的、經濟落後、崇山峻嶺甚多的省份“發射”，他一直遊弋于那些省份之間——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發射台。
現在，這一顆“老衛星”耗盡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僅有标志意義了。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走南闖北過的人，哪個省份留給他的印象最好。
他總說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他對A市表現出了别人難以理解的深情。
退休後的頭一個月裡，他整天騎輛舊自行車到處逛，把全市的邊邊角角以及四周郊區都逛遍了。
他逛得特過瘾，體會卻隻是一句話：“哪兒都沒變，哪兒都熟悉。
” 他對更加髒亂差的光字片一點兒也不嫌棄，因為見過太多比光字片還要髒亂差的情形。
同樣的情形，是當年許多農村和城市的常态。
四年裡，他這位從“大三線”退休的老建築工人，似乎把光字片當成了“小三線”，把自己家所在那條被違章建築搞成了鋸齒狀的小街當成了主要工程。
如何讓自己的家看上去還有點兒家樣，理所當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點工程——他似乎要獨自承擔起改良的神聖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們經常見到他在抹牆，既抹自家的牆，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牆。
他抹牆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幾把抹闆。
有一年，街道選舉先進居民，他毫無争議地當選了，區委副書記親自獎給他一把系着紅綢的抹闆。
他舍不得用，釘了個釘子挂在牆上。
他依然是個重視榮譽的人。
他的工具不僅是抹闆，還有鐵鍁。
人們也常見他修路，鏟鏟這兒的高，墊墊那兒的低，填填某處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門前的地方。
見到他那麼做的人有過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麼大年紀的，常有勸他：“拉倒吧！一條小破街，弄不弄有什麼意思呢？下場雨又和稀泥了！” 他卻說：“弄弄總歸好點兒，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 或說：“我往土裡摻了爐灰，再下雨不會那樣了。
” 龔維則每次見到他都會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禮。
他已經當上了共樂派出所的所長。
共樂區有多個派出所，共樂派出所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稱是共樂街派出所，有别于區的較大概念。
共樂區委是正處級行政機關，派出所是正科級。
這一年，中國機關單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
市委全稱又改成“市委員會”，“革委”也都改成“黨委”。
相應的，龔維則的職務是所長，他當上所長是水到渠成、衆望所歸。
“文革”結束了，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有些人光榮加身，或者不同尋常的資本加身了。
受過“四人幫”的迫害成了一種廣受同情的資本，若還有不屈服的表現，就更擁有了廣受尊敬的資本。
龔維則是兩種資本都擁有的人。
他受過“四人幫”的迫害是一個鐵的事實，“文革”前後從沒停止過上訴，這被認為是不屈服。
有一個時期，周秉昆、白笑川和邵敬文與他在同一個地方接受勞改，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當時，他和一些早期勞改犯對“四五事件”的真相毫無所知，聽周秉昆他們三個講了之後，良久才說出一句話：“太不馬克思主義了。
”他便不再上訴，那時離粉碎“四人幫”的日子已經不遠。
龔維則的“政治問題”獲得平反并當上所長後，侄子龔賓的精神病迅速好轉，出院回到醬油廠上班了，還在味精車間。
因為有時難免說幾句病話，所以廠裡甯肯他在家休養，一個月上不了半個月的班。
人們看待一些事的思維方式與早前大不相同，廠裡多數人認為他也是間接受“四人幫”迫害的一個人。
因為與秉昆是莫逆之交，龔維則對周志剛的敬意便多了一層感情色彩。
周志剛對他每次見到自己立正敬禮并不特别受用，甚至不知所措。
他多次紅着臉說：“龔所長，你這是幹什麼嘛，讓别人看見了多不好！” 龔維則卻笑道：“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挺好。
你們周家出了兩個反‘四人幫’的英雄，不論沖你還是沖秉昆和他姐，我敬個禮是應該的。
” 周志剛多次表達了别扭之後，龔維則還是尊重了他的要求，不再立正敬禮，改成敬煙了。
敬煙周志剛是很樂于接受的。
四年一晃過去，周志剛更老了。
漢字的微妙之處是别國文字沒法比的，隻有中國才有“一字師”的說法。
一晃多少年的“晃”字雖屬民間口頭語，但把那種如變臉般快的無奈感傳達得淋漓盡緻。
周志剛完全秃頂了，腦殼左右稀疏的頭發全白了。
他漸漸蓄起了一尺來長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許灰色，估計繼續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多了。
他的腿腳已不靈活，有點兒步履蹒跚，渾身經常這裡痛那裡酸的。
當年在“大三線”工地上對體能的不遺餘力的透支，開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
别人已經稱他老爺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麼稱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識到自己确實老了。
不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街坊家臨街牆面的義務抹平，他都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抹牆需幾道工序，先得備下黃泥，還得有足夠的麥稭或谷稭往泥裡摻。
和好一堆抹牆的泥很需要力氣，他和不動了。
黃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黃泥的地方越來越少，那種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現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幹打壘的黃泥小屋。
那些小屋住進了人家，如果誰還去周邊挖取黃泥，常常引發嚴重沖突。
那些人家會形成一種占山為王的領地意識，攻守同盟，态度兇悍，讓企圖分享公共資源者望黃泥而卻步。
周志剛是潔身自愛的人，當然避免自取其辱。
缺少了黃泥，不論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他們那條髒街所進行的面子工程，都隻好停頓下來。
畢竟他隻是一個老邁的改良者，也隻有點兒人生餘力做改良者。
倘要徹底改革自己家及那條髒街的面貌，需動用推土機和鏟車，需有充足的建材，還需有一支建築隊。
單槍匹馬的他隻有一把抹闆，街坊們心勁兒又不齊；對他們而言，維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條髒街已經那樣了，可以怎樣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慮範圍。
他們認為那純屬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覺得有失面子，他們則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麼髒亂差的地方的人家還有面子值得在乎嗎？還講得起面子嗎？講面子起碼也得有黃泥呀，連黃泥都稀缺了，就隻得讓面子見鬼去了。
牆皮掉得太不成樣子了，才趁夜到這裡那裡去偷黃泥。
誰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後挑着水桶走往與水站相反的方向，準是到什麼地方偷黃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為了掩人耳目，街坊們對此心照不宣。
偷黃泥往往引發人身傷害事件，但由于是剛性需求，也就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周志剛斷不會做那種勾當。
他連自家牆上掉下的牆皮也寶貴地留存起來，積少成多，以備用時。
他不敢放在門外，怕被偷，專門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節假日，兒女們回來看望他和老伴時，他嘴裡常常會忽然蹦出一句話：“你們誰知道哪兒有黃泥嗎？” 兒女們便都裝聾作啞。
他是在兒女面前自尊心極強的父親，不會問第二次的，總用自言自語緩解自己的擔憂：“這個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個家了。
” 他們老兩口和外孫女馮玥玥住在那個家裡。
秉昆媽奇迹般結束了植物人狀态。
這是鄭娟創造的奇迹，或許還有什麼神明暗中保佑吧，究竟有沒有誰知道呢？ 鄭娟自從承諾替秉昆照料他母親和他外甥女，可謂無微不至。
她還要盡姐姐和母親的責任，那兩年裡的含辛茹苦不難想象。
然而她無怨無悔，簡直是懷着一種感恩般的心理終日操勞，把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小寡婦的堅忍耐勞發揮到了極緻。
秉昆被捕後，她便住到了周家，俨然主婦，全不顧别人會怎樣議論她。
她也不能整日不出屋啊！每天必得挑水倒泔水倒垃圾，經常要掃掃小院以及院外的街道，冬天得清雪，也要上廁所，于是不僅那條街上的人，前後街上的許多人都認識她了。
秉昆的所作所為在光字片經久流傳，鄭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個時期内常談常新的新聞人物。
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卻從沒見過她丈夫的影子，那麼想必是個小寡婦啰？她是周家的親戚嗎？以前從沒見她到周家來過呀，估計不是的。
那麼她肯定隻與周家的小兒子周秉昆有關系啰？他怎麼認識她的呢？他倆是何種關系呢？以後她和周家關系又将怎樣呢？這些都是人們不可能不産生的疑問。
而這些疑問，讓光字片不同年齡的男人和女人見到她時，目光也就各種各樣。
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便是都有從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談資的企圖。
那各種各樣大同小異的目光，任何人都會感到如芒在背，對于鄭娟也不例外。
每次遇到那種目光，她都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說是竭力表現得那樣。
她不是演員，不擅表演，卻勝似演員，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
有時人們的目光還讓她感到似針刺臉，比如往家擔水時，幾條街的人家都在一處供水站接水，那兒總是排着擔水的人們，少則五六人，多則十幾人。
擔水是大人的事，起碼是小夥子們的事。
他們排隊時很親熱地聊天，卻從沒誰與她說一句話。
他們竭力不看她，仿佛她是隐身人。
那也是種表演，對于他們同樣絕非易事。
他們并不歧視她，隻不過都不知道和她說什麼好。
特别是男人們，似乎誰也不想而且不敢成為與她這個來曆不明的俊俏小寡婦說話的第一人，如同那會讓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
可是在水站排隊接水時，十幾分鐘二十來分鐘裡始終不看她一眼，更是難為自己的事。
他們偶爾看她，臉上毫無表情，如同無意間朝她所站的方向看了一眼，而她确乎是隐身的，他們的目光似乎僅僅是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而已。
實際上當然并非那樣——他們的目光往往蜻蜓點水般在她臉上停留一兩秒鐘，之後面無任何表情地迅速把目光移開。
那時她的感覺便似針刺臉，他們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尋思好看女人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她隻有面無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