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上部）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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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兒女之間，周母最看重的是長子秉義，周志剛内心裡則更愛女兒周蓉，因為她最善于讨他歡心。
冬季的貴州也冷極了，許多地方春節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頭仍白着。
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單般薄薄的一層，太陽一出來，幾個小時就會化得一幹二淨。
然而貴州深山裡的人們，這一年已經六七天沒見着太陽的臉了。
陰沉的天氣使那種濕冷更加惱人，仿佛血管裡流的不是溫熱的血，而是即将結冰的冰水，從裡往外感到冷。
整個人泡在熱水裡似乎也暖和不過來，穿得再厚蓋幾床被子也還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貴州像要停止季節變化，一直那麼陰冷下去了。
所謂深山裡的人們，不僅指這裡幾戶那裡幾戶的小村裡的農民（在東北，那麼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貴州山區，那麼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進行“大三線”建設的來自東北三省和河北、山東等省的國防工業大軍與建築大軍。
“大三線”建設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文革”初期亂了一兩年，二三十萬人馬也曾因為誰更革命分成了幾大“造反派”組織，但自從實行軍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為紅色代稱的省革命委員會之後，誓不兩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當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為“反革命分子”“破壞‘大三線’建設”的階級敵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這麼多人一下子開進了貴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産生活的物資保障、服務保障都給貴州帶來了巨大壓力，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決，所以貴州與國務院專設了一條保障暢通的紅色電話專線。
那些人大多隸屬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軍事通信三大系統。
用現在的說法，他們是當年中國工人階級中最能代表先進生産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工人階級中的“特種部隊”“精銳部隊”。
此外，還有占總人數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築工人大軍，他們也是從各省抽調的“精銳部隊”，東北籍的建築工人最多。
這是因為東北最先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建築工人們經過的大規模施工的曆練最早，經驗最豐富，最善于攻堅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這樣一些工人“造反派”頭頭——他們抓住機會，發揮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号召而“造反”，實際上反來反去，最後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鬧着被調回本省而已。
屈指算來，他們離開本省已近十年，時間短的也有五六年。
許多人幾經輾轉，從陝西、甘肅、新疆再折向四川繼而來到貴州的深山裡。
在哪一個省的生活都是異常艱苦，除了不必經曆槍林彈雨，其他方面的艱苦程度不亞于革命年代大軍團開創根據地的情形。
進入貴州深山腹地以後，他們遭遇了多年輾轉最為艱苦的生活。
他們身心疲憊，思親想家，巴望早點兒有人來替換他們，讓他們能趕快回家，重新過上以前那種每天下班後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正常生活。
他們畢竟不過是各行各業的工人，并不真的是軍隊的士兵，而且“大三線”建設畢竟難以讓他們産生抗日救亡般的光榮感。
他們起初都是滿懷建設熱忱，但時間一長，艱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無休無止，難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氣了。
他們以為，既然有人為了共同的想法帶頭，自己跟着那麼一鬧，興許很快就會鬧成功，早日與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團圓了，卻不料将自己所推舉并擁護的“造反派”頭頭們推進了“反革命”的深淵。
頭頭中自然有投機分子和野心家，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為了回家，而是為了趁機當官，進而借着政治風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鮮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斷非每一個想摘的人都能稱心如意。
投機之“機”屬于玄機，瞬息萬變，尋常人難以掌握其中奧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
有的人青雲直上，也是連自己都根本沒想到的。
一進入角色，命運之舟也就隻能任由大風大浪抛擲，自己根本駕馭不了。
在波谲雲詭的時代中，投機須有大投機家的膽識與謀略，一些工人“造反派”頭頭中産生的投機者，連投機家都算不上，隻不過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機分子而已，哪裡具有大投機家們那種雄厚資本和經驗謀略呢？故軍隊一到，他們的下場都很可悲。
工人們原本普遍以為，他們是共和國最有權利發發脾氣的人。
作為别妻離子進行“大三線”建設的工人，他們都認為自己表達不滿有充分理由——也該有人來替換替換自己了嘛！勞苦功高的“領導階級”，連這麼一點兒起碼的權利都沒有嗎？但是解放軍一嚴厲，他們很快就明白，還是夾緊尾巴乖乖聽話的好。
如若不然，他們的那些“頭頭”的下場，随時可以是他們每一個人的下場。
他們不得不開始接受一種新的思想教育——就整個階級而言，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就每一名具體工人而言，隻不過就是普通勞動者。
普通勞動者就得有普通勞動者的樣子！ 于是，他們都領會到——誰也别再挑頭鬧事，那樣做沒有好果子吃。
局面平定以後，“抓革命，促生産”的中央精神得到繼續貫徹，生産競賽活動由黨員工人及工人勞模們倡導，又此起彼伏地開展起來。
一九七三年春節，貴州“大三線”建築工人們并沒全都放假。
山嶺深處，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繼續着——不完全是生産競賽，因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來，一旦停下來國家損失巨大。
許多工人享受的是，幹一天休一天的春節假期。
初三上午十點多鐘，從山裡順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頭的工人。
一身藍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經濕透了，腳上的舊膠鞋泥污不堪，兩腮黑茬茬的絡腮胡子顯然已多日沒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
周志剛頭戴一頂當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氈帽，天氣實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來護住耳朵。
這一天雖然很冷，他卻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
他背一隻大竹簍，裡邊裝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臘肉，還有幾塊肥皂、一包蠟燭、一雙新膠鞋。
他要去看女兒，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幾字頭是山裡農民對“大三線”工人的區别叫法，後者與家人或親友的通信地址隻有“貴州”二字，其後是以數字為番号的信箱，有時最多加上地區名稱。
他們的工作服上，也印着與通信地址一緻的首位數字，為的是相互容易識别，便于管理。
在當地農民們眼裡，“大三線”工人們都具有一種類似保密部隊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對“大三線”建設實行軍管的穿軍服的真正部隊官兵們，在他們看來倒一點兒都不神秘了。
自從實行軍管後，凡組織、煽動沖擊“大三線”工程工地或機關單位的行為，一律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行為，情節嚴重的帶頭者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九一三”事件後，那些有“大三線”工程的貴州大山裡的氣氛變得更加異乎尋常的疑重，這一點連農民們都感覺到了。
安檢路卡站崗的士兵們的表情更加嚴肅，委托農民從集上買東西的工人也幾乎沒有了——那樣做的工人是嚴重違反紀律，因為很可能使階級敵人的破壞陰謀得逞。
為提高廣大工人的警惕性，春節前各屬區都放映了電影《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
然而，周志剛還是做了嚴重違反紀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個農民朋友在三十兒那天買了竹簍裡那五斤臘肉。
他與對方交往已有兩三年，從骨縫裡都确信對方絕不會坑害他。
“大三線”單位對于國營商店同樣不放心，職工食堂的糧食、蔬菜乃至醬醋之類調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車一卡車從山外運進山裡，負責押運的往往是荷槍實彈的士兵。
周志剛作為工人班長敢冒受處分的危險，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視紀律的工人。
依他想來，自己畢竟是将一背簍東西背出山去，而不是從山外背入山裡，即使以紀律來論，錯誤的性質那也是不同的。
非要處分他的話，程度也或許較輕。
何況，他不是從一處工地帶往另一外工地，而隻不過是要帶給自己的親生女兒。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沒什麼問題，是他用春節前省下的飯票從食堂買的。
在貴州，面粉較少見，幾乎隻有“大三線”工人的食堂才有。
因為許多工人是從東北等地來到貴州的，吃不慣當地産的雙季大米，那種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傷了，面粉意味着是對他們健康的一種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剛考慮到女兒周蓉肯定也吃不慣糙米，怕她把胃吃傷。
女兒自幼胃就不好，這他是知道的。
二十斤面粉雖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若能在女兒胃病犯了的時候可以做兩頓疙瘩湯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膠鞋是發的。
肥皂三個月一塊，膠鞋每年一雙。
他經常主動打掃公共浴池，一方面是為了保持“模範工人”的光榮稱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機會将别人棄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來，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樣他每年可省下兩三塊肥皂，以前是探家時帶回去給家裡用。
“大三線”工人最費的是鞋，一雙發下來的新鞋穿在腳上，往往不出三個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爛了。
工人們曾鬧着要求每年多發一雙膠鞋，他們的要求也被逐級向上反映過，但上級最終的答複是國家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已經盡量對“大三線”工人做出保障了，過高的要求隻有等國家經濟形勢好轉以後再予以考慮，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剛居然連膠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雙——他不僅學會了補鞋，而且還跟農民學會了編草鞋。
實際上工人們并不将農民叫農民，而叫山民，盡管他們确實是居住在深山裡，靠耕種貧瘠的小塊土地為生的農民。
他們的可耕種土地少得可憐，每當撬落山坡上的大石頭，就往石頭窩裡撒一把菜種。
有北方平原地區農村生活經曆的工人們，一回憶起老家那一望無際的廣袤土地，就對貴州當地山民内心裡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後者所過的普遍的貧窮生活，也使工人們總覺自己作為領導階級，實在是太對不起他們了。
工人們對于貧窮有了全新的認識，因為較之于山民們的貧窮，他們自己的貧窮經曆和家庭所面臨的城市裡的貧窮現狀，簡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們都是走南闖北的人，見過了種種貧窮現象，但冬季初入貴州山裡時，從卡車上見一個又一個村子裡跑出些三四歲到十來歲衣不遮體的男孩女孩，委實大為驚駭！驚駭甫過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淚，卡車再路過村子時，不忍複見那情形，便轉身背對車兩旁了。
那些孩子跑出村子隻不過是圍住卡車讨吃的，一個個面黃肌瘦骨形凸現，工人們便将自己充饑的幹糧一番番從車上大彎着腰遞在孩子們的小手裡，幾乎沒有人從車上抛過幹糧，都是手遞手地給予。
孩子們一手接過一塊幹糧大口吃着，另一隻手還直伸着默默讨要。
破衣爛衫的大人們伫立在家門口遠遠地望着，已有先頭進山負責安全保衛的人們逐村勸告過他們，卡車途經時不得靠近。
那些山民們都極其老實，便絕不靠近，僅允許自己的孩子們乞讨。
他們的家，說是某種善于搭窩的高等動物的巢穴也毫不誇張。
貴州深山裡山民們的貧窮狀況，讓許許多多初入山區的“三線”工人受到了震撼。
當他們自身帶的幹糧沿途給完了，便開始翻找車上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有些車上有面包、餅幹、水果罐頭和肉罐頭，是工地職工商店的采購員随車采購的。
于是，一些新調來的工人便從車上給孩子們拿那些更高級的食品。
采購員們當然要幹涉。
工人們當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雙方在車上發生肢體沖突。
周志剛所在的卡車便發生了這種事。
當時，車上的采購員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槍來對空放了一槍——極個别的采購員是特許佩槍的，因為他們往往随身攜帶大筆現金，經常不得不與形形色色好壞莫辨的人同搭一車，或獨自走一段山路。
“大三線”大軍初入山區時，山區的夜裡每聞狼嚎。
槍聲才使意氣用事的工人們安靜了下來。
采購員揮舞着握槍的手大吼：“就你們他媽的是人嗎？就你們的心是肉長的？我的心就是石頭心秤砣心啊？東西沒了我回去怎麼交代？你們他媽的替我想過嗎？”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購員想一想。
作為老工人的周志剛向司機建議，再要路過村子時，幹脆加快車速開過去為好，那樣卡車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憐的孩子圍住，車上也不會再起沖突了。
司機是個小夥子，他覺得周志剛的建議有道理。
正因為他聽了周志剛的建議，不幸發生了——那輛卡車經過下一個村子時，軋死了一個少年。
當那少年的父親，一個有着一張黧黑的瘦臉、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橫托着自己十二三歲的兒子的遺體呆站在車頭前邊時，“大三線”老工人周志剛頭腦頓時一片空白。
那時山裡的世界對于他來說萬籁俱寂，靜得不可思議。
那父親并不看卡車上的人。
他低着頭，隻一動不動地看着兒子的屍體，兒子的嘴角不斷往地上滴着血。
卡車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邊的孩子們也一個個呆如小石人。
司機從駕駛室出來了，連看都沒看那父親一眼，卻朝車上嚷嚷：“誰讓我開快車的？誰讓我開快車的？” 周志剛這才緩過神，小聲說：“我。
” 司機指着他吼：“你他媽給我下來！” 周志剛順從地跳下了車。
小夥子司機一拳将他擊倒于地，接着一腳又一腳狠踢他。
幸而這時從後邊開來一輛吉普車，車上下來了一名軍官和一位幹部。
當卡車繼續向前開時，周志剛聽到車上有人放聲大哭——車上不全是男人，還有一名要前往山裡職工醫院報到的女護士…… 周志剛是去年十一月中旬從四川調到貴州來的。
那次從四川調來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築工人。
臨行，領導在歡送會上說：“把你們調往貴州，不僅因為四川這邊的建築工程已經提前出色地完成了，還因為你們都是建設‘大三線’的優秀的老工人！你們的平均年齡四十歲以上，工作經驗豐富，都是吃苦耐勞的工人，好樣的工人！而且，你們也是最聽黨的話的工人！現在，貴州需要你們！黨命令你們去往貴州，在那裡繼續發揮你們的榜樣作用！有沒有怕那邊的生活更艱苦不願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條嗓子震耳欲聾地喊： “沒有！” “沒有！！” “沒有！！！” 剛會過餐，解讒地飽飽吃過大塊大塊的肉，還有四川當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氣個個都很足。
在他們中，最情願從四川調往貴州的便是周志剛。
他們确實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實如領導所說的那樣，貴州的“大三線”建設急需他們這些優秀工人。
實際上，四川的“大三線”工人已鬧過事了，穩定局面當然同樣是軍管起了關鍵性作用。
貴州的返省工潮發生在“九一三”事件後，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
他們這樣一些“大三線”工人軍團中的老兵，沒有卷入在四川早先發生過的同樣性質的工潮中，被認為表現良好，于是領導希望他們能在貴州的“大三線”工人中起凝聚作用。
從四川到貴州，對于别人來說這種調動無所謂，周志剛卻是夢寐以求，甚至有種喜從天降的感覺。
因為他與女兒離得近了。
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沒見過女兒了。
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間知道了女兒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發誓再也不見她了。
然而，終究是父親，周蓉畢竟是他的親生女兒啊，“每逢佳節倍思親”，他最惦念的是女兒。
他不怎麼惦念長子秉義，千千萬萬人家的兒女都下鄉了，自己的長子也下鄉了，有什麼可惦念的呢？何況，秉義是有主見的，無須自己這個父親操什麼心。
又何況，秉義的婚姻大事下鄉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對郝冬梅很滿意，認為她與秉義哪方面都十分般配。
至于她的父親成了“走資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
那有什麼呢？成了“走資派”也證明着一種資格，起碼證明人家郝冬梅的父親曾經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親也确實是老革命，曾在楊靖宇領導的抗日聯軍擔任過師長，是東北抗日聯軍一員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兩處傷疤。
一處差點兒擊中心髒，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為烈士。
這樣的人如果還不算老革命，那還得有多麼光榮的曆史才算呢？周志剛對于出生入死抗過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雖還沒見過郝冬梅的父親，内心裡已分享到莫大的光榮了。
再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國會一直折騰不休，非将這些經過生死考驗的幹部都當垃圾扔了不可。
至于小兒子秉昆，周志剛更不惦念。
他留城工作，從小老實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邊操心着，沒什麼可惦念的。
确确實實，他最惦念的是女兒周蓉。
如果女兒也下鄉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
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兒，還曾是高幹的女兒，人家不也下鄉了嗎？千千萬萬人家的女兒不都下鄉了嗎？他的女兒既不是紙糊的，也不是用糖漿吹的糖人兒，不會一沾火就會燒成灰、一碰就會破個洞，有什麼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個嬌氣的女孩，從小到大，并沒拿自己當過家裡的寶。
相反，她還總拿自己當家長似的。
他和老伴說應該先給哪個孩子添件新衣服時，她總是先讓着哥哥，後讓着弟弟。
全中國人都挨餓那三年，女兒在飯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沒吃幾口就說吃飽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發現，女兒背着他倆和哥哥弟弟，一邊嘎嘣嘎嘣嚼着從水缸裡鏟下的冰片，一邊看書或寫作業——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裡落下的。
每當想起女兒的件件往事，周志剛就會惦念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别人以為他勞動時老當益壯不知什麼叫累，肯定是為了保住多年連續被評為勞模的榮譽，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後腰酸腿疼，卻甘願累成那樣——累成那樣，晚上就可以睡好覺，不因想女兒而徹夜失眠了。
當女兒不經意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後，他經常想的其實隻有一個問題——長成一個大美人兒的女兒，将來會嫁給什麼人？或者反過來說，什麼樣的男人才有福氣做自己女兒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輕婦女都認為女兒應該去當演員，那麼漂亮不當演員可惜了。
女兒卻不止一次對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考大學，畢業後争取留在大學，當大學老師；但凡有一絲可能，那就要争取成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樣的人。
女兒解釋：“你們就想，教授是大學老師中的老師吧。
” 他問：“那就是大學裡學問很高的那一類人了？” 女兒說：“可以這麼認為。
” 他當即斬釘截鐵地表态：“支持！砸鍋賣鐵爸也支持！” 老伴卻說：“也不至于到砸鍋賣鐵那地步。
女兒，爸媽保證，隻要你考上了，爸媽就肯定供得起。
咱家不是有家傳的值錢東西嘛！” 女兒明白媽指的是什麼，撲哧笑了，旋即莊重地說：“爸，媽，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學，而且有信心靠勤工儉學讀完大學，那東西當傳家寶留給你們小兒子吧。
” 周志剛向老伴使了個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則心領神會，試探地問：“蓉
冬季的貴州也冷極了，許多地方春節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頭仍白着。
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單般薄薄的一層，太陽一出來，幾個小時就會化得一幹二淨。
然而貴州深山裡的人們，這一年已經六七天沒見着太陽的臉了。
陰沉的天氣使那種濕冷更加惱人，仿佛血管裡流的不是溫熱的血，而是即将結冰的冰水，從裡往外感到冷。
整個人泡在熱水裡似乎也暖和不過來，穿得再厚蓋幾床被子也還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貴州像要停止季節變化，一直那麼陰冷下去了。
所謂深山裡的人們，不僅指這裡幾戶那裡幾戶的小村裡的農民（在東北，那麼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貴州山區，那麼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進行“大三線”建設的來自東北三省和河北、山東等省的國防工業大軍與建築大軍。
“大三線”建設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文革”初期亂了一兩年，二三十萬人馬也曾因為誰更革命分成了幾大“造反派”組織，但自從實行軍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為紅色代稱的省革命委員會之後，誓不兩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當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為“反革命分子”“破壞‘大三線’建設”的階級敵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這麼多人一下子開進了貴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産生活的物資保障、服務保障都給貴州帶來了巨大壓力，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決，所以貴州與國務院專設了一條保障暢通的紅色電話專線。
那些人大多隸屬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軍事通信三大系統。
用現在的說法，他們是當年中國工人階級中最能代表先進生産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工人階級中的“特種部隊”“精銳部隊”。
此外，還有占總人數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築工人大軍，他們也是從各省抽調的“精銳部隊”，東北籍的建築工人最多。
這是因為東北最先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建築工人們經過的大規模施工的曆練最早，經驗最豐富，最善于攻堅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這樣一些工人“造反派”頭頭——他們抓住機會，發揮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号召而“造反”，實際上反來反去，最後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鬧着被調回本省而已。
屈指算來，他們離開本省已近十年，時間短的也有五六年。
許多人幾經輾轉，從陝西、甘肅、新疆再折向四川繼而來到貴州的深山裡。
在哪一個省的生活都是異常艱苦，除了不必經曆槍林彈雨，其他方面的艱苦程度不亞于革命年代大軍團開創根據地的情形。
進入貴州深山腹地以後，他們遭遇了多年輾轉最為艱苦的生活。
他們身心疲憊，思親想家，巴望早點兒有人來替換他們，讓他們能趕快回家，重新過上以前那種每天下班後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正常生活。
他們畢竟不過是各行各業的工人，并不真的是軍隊的士兵，而且“大三線”建設畢竟難以讓他們産生抗日救亡般的光榮感。
他們起初都是滿懷建設熱忱，但時間一長，艱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無休無止，難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氣了。
他們以為，既然有人為了共同的想法帶頭，自己跟着那麼一鬧，興許很快就會鬧成功，早日與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團圓了，卻不料将自己所推舉并擁護的“造反派”頭頭們推進了“反革命”的深淵。
頭頭中自然有投機分子和野心家，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為了回家，而是為了趁機當官，進而借着政治風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鮮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斷非每一個想摘的人都能稱心如意。
投機之“機”屬于玄機，瞬息萬變，尋常人難以掌握其中奧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
有的人青雲直上，也是連自己都根本沒想到的。
一進入角色，命運之舟也就隻能任由大風大浪抛擲，自己根本駕馭不了。
在波谲雲詭的時代中，投機須有大投機家的膽識與謀略，一些工人“造反派”頭頭中産生的投機者，連投機家都算不上，隻不過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機分子而已，哪裡具有大投機家們那種雄厚資本和經驗謀略呢？故軍隊一到，他們的下場都很可悲。
工人們原本普遍以為，他們是共和國最有權利發發脾氣的人。
作為别妻離子進行“大三線”建設的工人，他們都認為自己表達不滿有充分理由——也該有人來替換替換自己了嘛！勞苦功高的“領導階級”，連這麼一點兒起碼的權利都沒有嗎？但是解放軍一嚴厲，他們很快就明白，還是夾緊尾巴乖乖聽話的好。
如若不然，他們的那些“頭頭”的下場，随時可以是他們每一個人的下場。
他們不得不開始接受一種新的思想教育——就整個階級而言，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就每一名具體工人而言，隻不過就是普通勞動者。
普通勞動者就得有普通勞動者的樣子！ 于是，他們都領會到——誰也别再挑頭鬧事，那樣做沒有好果子吃。
局面平定以後，“抓革命，促生産”的中央精神得到繼續貫徹，生産競賽活動由黨員工人及工人勞模們倡導，又此起彼伏地開展起來。
一九七三年春節，貴州“大三線”建築工人們并沒全都放假。
山嶺深處，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繼續着——不完全是生産競賽，因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來，一旦停下來國家損失巨大。
許多工人享受的是，幹一天休一天的春節假期。
初三上午十點多鐘，從山裡順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頭的工人。
一身藍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經濕透了，腳上的舊膠鞋泥污不堪，兩腮黑茬茬的絡腮胡子顯然已多日沒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
周志剛頭戴一頂當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氈帽，天氣實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來護住耳朵。
這一天雖然很冷，他卻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
他背一隻大竹簍，裡邊裝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臘肉，還有幾塊肥皂、一包蠟燭、一雙新膠鞋。
他要去看女兒，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幾字頭是山裡農民對“大三線”工人的區别叫法，後者與家人或親友的通信地址隻有“貴州”二字，其後是以數字為番号的信箱，有時最多加上地區名稱。
他們的工作服上，也印着與通信地址一緻的首位數字，為的是相互容易識别，便于管理。
在當地農民們眼裡，“大三線”工人們都具有一種類似保密部隊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對“大三線”建設實行軍管的穿軍服的真正部隊官兵們，在他們看來倒一點兒都不神秘了。
自從實行軍管後，凡組織、煽動沖擊“大三線”工程工地或機關單位的行為，一律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行為，情節嚴重的帶頭者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九一三”事件後，那些有“大三線”工程的貴州大山裡的氣氛變得更加異乎尋常的疑重，這一點連農民們都感覺到了。
安檢路卡站崗的士兵們的表情更加嚴肅，委托農民從集上買東西的工人也幾乎沒有了——那樣做的工人是嚴重違反紀律，因為很可能使階級敵人的破壞陰謀得逞。
為提高廣大工人的警惕性，春節前各屬區都放映了電影《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
然而，周志剛還是做了嚴重違反紀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個農民朋友在三十兒那天買了竹簍裡那五斤臘肉。
他與對方交往已有兩三年，從骨縫裡都确信對方絕不會坑害他。
“大三線”單位對于國營商店同樣不放心，職工食堂的糧食、蔬菜乃至醬醋之類調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車一卡車從山外運進山裡，負責押運的往往是荷槍實彈的士兵。
周志剛作為工人班長敢冒受處分的危險，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視紀律的工人。
依他想來，自己畢竟是将一背簍東西背出山去，而不是從山外背入山裡，即使以紀律來論，錯誤的性質那也是不同的。
非要處分他的話，程度也或許較輕。
何況，他不是從一處工地帶往另一外工地，而隻不過是要帶給自己的親生女兒。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沒什麼問題，是他用春節前省下的飯票從食堂買的。
在貴州，面粉較少見，幾乎隻有“大三線”工人的食堂才有。
因為許多工人是從東北等地來到貴州的，吃不慣當地産的雙季大米，那種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傷了，面粉意味着是對他們健康的一種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剛考慮到女兒周蓉肯定也吃不慣糙米，怕她把胃吃傷。
女兒自幼胃就不好，這他是知道的。
二十斤面粉雖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若能在女兒胃病犯了的時候可以做兩頓疙瘩湯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膠鞋是發的。
肥皂三個月一塊，膠鞋每年一雙。
他經常主動打掃公共浴池，一方面是為了保持“模範工人”的光榮稱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機會将别人棄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來，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樣他每年可省下兩三塊肥皂，以前是探家時帶回去給家裡用。
“大三線”工人最費的是鞋，一雙發下來的新鞋穿在腳上，往往不出三個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爛了。
工人們曾鬧着要求每年多發一雙膠鞋，他們的要求也被逐級向上反映過，但上級最終的答複是國家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已經盡量對“大三線”工人做出保障了，過高的要求隻有等國家經濟形勢好轉以後再予以考慮，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剛居然連膠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雙——他不僅學會了補鞋，而且還跟農民學會了編草鞋。
實際上工人們并不将農民叫農民，而叫山民，盡管他們确實是居住在深山裡，靠耕種貧瘠的小塊土地為生的農民。
他們的可耕種土地少得可憐，每當撬落山坡上的大石頭，就往石頭窩裡撒一把菜種。
有北方平原地區農村生活經曆的工人們，一回憶起老家那一望無際的廣袤土地，就對貴州當地山民内心裡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後者所過的普遍的貧窮生活，也使工人們總覺自己作為領導階級，實在是太對不起他們了。
工人們對于貧窮有了全新的認識，因為較之于山民們的貧窮，他們自己的貧窮經曆和家庭所面臨的城市裡的貧窮現狀，簡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們都是走南闖北的人，見過了種種貧窮現象，但冬季初入貴州山裡時，從卡車上見一個又一個村子裡跑出些三四歲到十來歲衣不遮體的男孩女孩，委實大為驚駭！驚駭甫過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淚，卡車再路過村子時，不忍複見那情形，便轉身背對車兩旁了。
那些孩子跑出村子隻不過是圍住卡車讨吃的，一個個面黃肌瘦骨形凸現，工人們便将自己充饑的幹糧一番番從車上大彎着腰遞在孩子們的小手裡，幾乎沒有人從車上抛過幹糧，都是手遞手地給予。
孩子們一手接過一塊幹糧大口吃着，另一隻手還直伸着默默讨要。
破衣爛衫的大人們伫立在家門口遠遠地望着，已有先頭進山負責安全保衛的人們逐村勸告過他們，卡車途經時不得靠近。
那些山民們都極其老實，便絕不靠近，僅允許自己的孩子們乞讨。
他們的家，說是某種善于搭窩的高等動物的巢穴也毫不誇張。
貴州深山裡山民們的貧窮狀況，讓許許多多初入山區的“三線”工人受到了震撼。
當他們自身帶的幹糧沿途給完了，便開始翻找車上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有些車上有面包、餅幹、水果罐頭和肉罐頭，是工地職工商店的采購員随車采購的。
于是，一些新調來的工人便從車上給孩子們拿那些更高級的食品。
采購員們當然要幹涉。
工人們當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雙方在車上發生肢體沖突。
周志剛所在的卡車便發生了這種事。
當時，車上的采購員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槍來對空放了一槍——極個别的采購員是特許佩槍的，因為他們往往随身攜帶大筆現金，經常不得不與形形色色好壞莫辨的人同搭一車，或獨自走一段山路。
“大三線”大軍初入山區時，山區的夜裡每聞狼嚎。
槍聲才使意氣用事的工人們安靜了下來。
采購員揮舞着握槍的手大吼：“就你們他媽的是人嗎？就你們的心是肉長的？我的心就是石頭心秤砣心啊？東西沒了我回去怎麼交代？你們他媽的替我想過嗎？”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購員想一想。
作為老工人的周志剛向司機建議，再要路過村子時，幹脆加快車速開過去為好，那樣卡車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憐的孩子圍住，車上也不會再起沖突了。
司機是個小夥子，他覺得周志剛的建議有道理。
正因為他聽了周志剛的建議，不幸發生了——那輛卡車經過下一個村子時，軋死了一個少年。
當那少年的父親，一個有着一張黧黑的瘦臉、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橫托着自己十二三歲的兒子的遺體呆站在車頭前邊時，“大三線”老工人周志剛頭腦頓時一片空白。
那時山裡的世界對于他來說萬籁俱寂，靜得不可思議。
那父親并不看卡車上的人。
他低着頭，隻一動不動地看着兒子的屍體，兒子的嘴角不斷往地上滴着血。
卡車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邊的孩子們也一個個呆如小石人。
司機從駕駛室出來了，連看都沒看那父親一眼，卻朝車上嚷嚷：“誰讓我開快車的？誰讓我開快車的？” 周志剛這才緩過神，小聲說：“我。
” 司機指着他吼：“你他媽給我下來！” 周志剛順從地跳下了車。
小夥子司機一拳将他擊倒于地，接着一腳又一腳狠踢他。
幸而這時從後邊開來一輛吉普車，車上下來了一名軍官和一位幹部。
當卡車繼續向前開時，周志剛聽到車上有人放聲大哭——車上不全是男人，還有一名要前往山裡職工醫院報到的女護士…… 周志剛是去年十一月中旬從四川調到貴州來的。
那次從四川調來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築工人。
臨行，領導在歡送會上說：“把你們調往貴州，不僅因為四川這邊的建築工程已經提前出色地完成了，還因為你們都是建設‘大三線’的優秀的老工人！你們的平均年齡四十歲以上，工作經驗豐富，都是吃苦耐勞的工人，好樣的工人！而且，你們也是最聽黨的話的工人！現在，貴州需要你們！黨命令你們去往貴州，在那裡繼續發揮你們的榜樣作用！有沒有怕那邊的生活更艱苦不願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條嗓子震耳欲聾地喊： “沒有！” “沒有！！” “沒有！！！” 剛會過餐，解讒地飽飽吃過大塊大塊的肉，還有四川當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氣個個都很足。
在他們中，最情願從四川調往貴州的便是周志剛。
他們确實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實如領導所說的那樣，貴州的“大三線”建設急需他們這些優秀工人。
實際上，四川的“大三線”工人已鬧過事了，穩定局面當然同樣是軍管起了關鍵性作用。
貴州的返省工潮發生在“九一三”事件後，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
他們這樣一些“大三線”工人軍團中的老兵，沒有卷入在四川早先發生過的同樣性質的工潮中，被認為表現良好，于是領導希望他們能在貴州的“大三線”工人中起凝聚作用。
從四川到貴州，對于别人來說這種調動無所謂，周志剛卻是夢寐以求，甚至有種喜從天降的感覺。
因為他與女兒離得近了。
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沒見過女兒了。
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間知道了女兒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發誓再也不見她了。
然而，終究是父親，周蓉畢竟是他的親生女兒啊，“每逢佳節倍思親”，他最惦念的是女兒。
他不怎麼惦念長子秉義，千千萬萬人家的兒女都下鄉了，自己的長子也下鄉了，有什麼可惦念的呢？何況，秉義是有主見的，無須自己這個父親操什麼心。
又何況，秉義的婚姻大事下鄉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對郝冬梅很滿意，認為她與秉義哪方面都十分般配。
至于她的父親成了“走資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
那有什麼呢？成了“走資派”也證明着一種資格，起碼證明人家郝冬梅的父親曾經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親也确實是老革命，曾在楊靖宇領導的抗日聯軍擔任過師長，是東北抗日聯軍一員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兩處傷疤。
一處差點兒擊中心髒，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為烈士。
這樣的人如果還不算老革命，那還得有多麼光榮的曆史才算呢？周志剛對于出生入死抗過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雖還沒見過郝冬梅的父親，内心裡已分享到莫大的光榮了。
再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國會一直折騰不休，非将這些經過生死考驗的幹部都當垃圾扔了不可。
至于小兒子秉昆，周志剛更不惦念。
他留城工作，從小老實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邊操心着，沒什麼可惦念的。
确确實實，他最惦念的是女兒周蓉。
如果女兒也下鄉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
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兒，還曾是高幹的女兒，人家不也下鄉了嗎？千千萬萬人家的女兒不都下鄉了嗎？他的女兒既不是紙糊的，也不是用糖漿吹的糖人兒，不會一沾火就會燒成灰、一碰就會破個洞，有什麼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個嬌氣的女孩，從小到大，并沒拿自己當過家裡的寶。
相反，她還總拿自己當家長似的。
他和老伴說應該先給哪個孩子添件新衣服時，她總是先讓着哥哥，後讓着弟弟。
全中國人都挨餓那三年，女兒在飯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沒吃幾口就說吃飽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發現，女兒背着他倆和哥哥弟弟，一邊嘎嘣嘎嘣嚼着從水缸裡鏟下的冰片，一邊看書或寫作業——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裡落下的。
每當想起女兒的件件往事，周志剛就會惦念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别人以為他勞動時老當益壯不知什麼叫累，肯定是為了保住多年連續被評為勞模的榮譽，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後腰酸腿疼，卻甘願累成那樣——累成那樣，晚上就可以睡好覺，不因想女兒而徹夜失眠了。
當女兒不經意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後，他經常想的其實隻有一個問題——長成一個大美人兒的女兒，将來會嫁給什麼人？或者反過來說，什麼樣的男人才有福氣做自己女兒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輕婦女都認為女兒應該去當演員，那麼漂亮不當演員可惜了。
女兒卻不止一次對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考大學，畢業後争取留在大學，當大學老師；但凡有一絲可能，那就要争取成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樣的人。
女兒解釋：“你們就想，教授是大學老師中的老師吧。
” 他問：“那就是大學裡學問很高的那一類人了？” 女兒說：“可以這麼認為。
” 他當即斬釘截鐵地表态：“支持！砸鍋賣鐵爸也支持！” 老伴卻說：“也不至于到砸鍋賣鐵那地步。
女兒，爸媽保證，隻要你考上了，爸媽就肯定供得起。
咱家不是有家傳的值錢東西嘛！” 女兒明白媽指的是什麼，撲哧笑了，旋即莊重地說：“爸，媽，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學，而且有信心靠勤工儉學讀完大學，那東西當傳家寶留給你們小兒子吧。
” 周志剛向老伴使了個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則心領神會，試探地問：“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