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上部）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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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沒有院子的小街。
一戶人家挨着一戶人家，家家戶戶的門窗都直接開向沙土街道，開向對面的人家。
初來乍到之時都窮得叮當響，拖兒帶女僅挑一副擔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處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時都還心系着老家呀，沒打算長住下去嘛。
既沒打算長住下去，可不好歹蓋成一兩間土坯房，全家湊合着有個容身之處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戶戶挨得緊，大多數人家是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牆，共有的那面牆也不會是冷牆了，對兩家都有益的。
小街窄，窗對窗，門對門，在當年圖的是安全。
任何一家發生了不好的事，開窗或開門一喊，幾乎一條小街的人都能聽到。
在此種居住情況之下形成的左鄰右舍的關系，是以前他們在農村時沒有過的新型關系。
好處是，“拆了牆就是一家人”這句形容親近程度的話，提醒着家家戶戶和諧是多麼重要。
不好之處是，如果兩戶人家鬧成了誓不兩立、水火難容的惡劣關系，那麼可就都别想有順心的日子了！甭說那麼一種關系的兩戶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條街的任何兩戶人家，也不願甚至不敢使彼此的關系糟糕到那麼一種地步。
“低頭不見擡頭見”，用以形容小街上人與人包括孩子與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貼切。
還有種不好之處是，家家戶戶都難有隐私可言。
誰家剃菜劈柴砸煤塊，無論冬夏，起碼左鄰右舍是聽得清楚的。
若在開窗圖風涼的季節，街對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幹什麼，彼此一目了然。
若誰家來了陌生人，想讓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與一九四九年前後相比，小街雖已有了街名，每戶人家有了門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變得越發不像家了。
從前的草房頂看上去還較為順眼的草，二十幾年間早已不知被無數次大風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頂變成了油氈的房頂。
油氈房頂換一次得花不少錢，沒有哪家花得起。
這裡那裡破了，雨天屋裡漏雨了，隻得用不知從哪兒撿的油氈片兒蓋住。
怕被風刮跑，用各種各樣的石頭壓着，許多人家的房頂看上去像留在那兒的象棋殘局。
家家戶戶的門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門窗歪斜得厲害，開關都費事。
男人們一次次用菜刀斧頭砍削門框窗框，多次後，門框窗框就不成樣子了。
若誰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門，見别人家的門框窗框接近完好，都會忍不住羨慕地說：“我家門窗要是也這樣，我這輩子對家也就再沒什麼其他奢望了。
門窗這樣，才多少像個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變矮了。
這是因為當初修路時，将路面墊高了。
路面高了，雨水自然會從街上流進屋裡。
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戶戶不得不在門前“築壩”。
當然，說築壩是誇張，其實是用泥土摻煤灰堆成弧形的坎——從小街的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戶人家門前都修築了射擊掩體。
街頭街尾的公廁也都搖搖欲墜了。
有的公廁已不存在，由街道幹部指揮居民填平了。
踏闆腐朽，上廁所成了冒險之事，怕孩子們掉下去溺死。
填平是填平了，但是從開春起，臭味兒便從地下散發上來，人們無不掩鼻而過。
街道幹部們又煞費苦心，弄來半高不高的樹栽在那兒。
不久樹死了，都是從農村來的人，誰都知道是被過足的肥力燒死了。
這點兒屬于農民的常識他們是有的，卻誰都不道破，怕街道幹部指責自己是“事後諸葛亮”。
每一根電線杆子還立在原地，但早已沒了燈泡。
燈泡總丢，證明那幾條街上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
有的電線杆子也傾斜了，人們經常懷想曾有街燈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頭，是那條小街的第一戶。
他家由裡外兩間構成，兩間屋同樣面積，都是二十幾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間。
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是孝子，當年考慮到了，自己作為單傳獨苗，一旦在城市立穩了腳跟，應将父母從山東老家接出來，以盡床頭之孝。
他當年一咬牙借了民間的高利貸，非要使自己的家有兩個房間不可。
他在做兒子和做父親兩方面都極要強，并且還較幸運。
兩位老人從山東來到這個家後，秉昆的奶奶交給他一副镯子，說是祖上傳下的，值些錢。
那年秉昆的哥哥秉義剛出生，周志剛請識貨的人過過眼。
識貨的人斷定是好東西，願意将他介紹給一位喜愛中國玉器的富有的俄國人，條件是成交了給點兒提成。
當時東北己“光複”了，放高利貸的人因為有不少惡行被新政府鎮壓了，高利貸不必還，也沒法還，滿洲币作廢了。
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來了。
待周秉昆出生時，新中國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還有了姐姐。
姐姐大他三歲，哥哥大他姐三歲。
在六十年代初的饑餓時期，秉昆的爺爺奶奶因為沒有城市口糧，不得不回山東老家去了，不久先後死在老家。
那時，周秉昆的父親已是建築工人，身在大西北。
雖然，住兩間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羨慕，卻有不那麼開心的方面。
政府建公廁時，地點離周家最近，也就十來米的距離。
秉昆的母親當然強烈反對，但經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幹部的說服。
實際上，因為小街太窄，公廁除了建在周家門窗的斜對面，也沒另外的地方可選。
建公廁是有益整條街的事，如不許建，會将整條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
為了對周家的體諒予以補償，街道幹部允許周家在門前圍上十幾米地面做小院子。
這麼一來，周家又成了那條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後的兩年，不論多熱的夏季，周家的門窗輕易是不敞開的。
周秉昆的父親從大西北回來探家那年，見已是那種情況，倒也沒多麼的不高興。
這位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自我安慰地對妻子和兒女們說：“看來政府辦事還是公平的，你們不是都喜歡養些花花草草嗎？沒有那公廁，咱家哪來這院子？再者，離公廁近有近的好處，上廁所還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裡，他在兩間屋的後牆上各開出了一扇窗。
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涼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條小街唯一的景點。
一九七二年，周家隻剩周秉昆和他母親兩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學生，他本是要考大學的，父母也支持。
“文革”一起來，他的大學夢成泡影了。
“上山下鄉”前，他是“逍遙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閱禁書，就是與自己的同班同學郝冬梅戀愛。
郝冬梅的父親曾是副省長，“文革”初就被打倒了。
“黑五類”子女是哪一派紅衛兵組織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願死乞白賴地加入，便也隻能是“逍遙派”。
“逍遙派”是造反派們對自行邊緣化的一類人的嘲諷之謂，其實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心理狀态并不“逍遙”。
比之于狂熱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閑愁。
造反畢竟是一樁可以讓青年人暫時忘憂的似乎特有意義的事，連這樣的事也不積極，當然就得自己解決煩惱問題啰！ 周秉義與郝冬梅這對戀人，抵抗煩惱與閑愁的辦法，隻有讀禁書和戀愛，那簡直也可以說是他倆的絕招、法寶。
除了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其他書籍在中國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
任何時代都有些不怎麼怕事的人，周秉義和郝冬梅便總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讀過
一戶人家挨着一戶人家，家家戶戶的門窗都直接開向沙土街道，開向對面的人家。
初來乍到之時都窮得叮當響，拖兒帶女僅挑一副擔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處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時都還心系着老家呀，沒打算長住下去嘛。
既沒打算長住下去，可不好歹蓋成一兩間土坯房，全家湊合着有個容身之處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戶戶挨得緊，大多數人家是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牆，共有的那面牆也不會是冷牆了，對兩家都有益的。
小街窄，窗對窗，門對門，在當年圖的是安全。
任何一家發生了不好的事，開窗或開門一喊，幾乎一條小街的人都能聽到。
在此種居住情況之下形成的左鄰右舍的關系，是以前他們在農村時沒有過的新型關系。
好處是，“拆了牆就是一家人”這句形容親近程度的話，提醒着家家戶戶和諧是多麼重要。
不好之處是，如果兩戶人家鬧成了誓不兩立、水火難容的惡劣關系，那麼可就都别想有順心的日子了！甭說那麼一種關系的兩戶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條街的任何兩戶人家，也不願甚至不敢使彼此的關系糟糕到那麼一種地步。
“低頭不見擡頭見”，用以形容小街上人與人包括孩子與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貼切。
還有種不好之處是，家家戶戶都難有隐私可言。
誰家剃菜劈柴砸煤塊，無論冬夏，起碼左鄰右舍是聽得清楚的。
若在開窗圖風涼的季節，街對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幹什麼，彼此一目了然。
若誰家來了陌生人，想讓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與一九四九年前後相比，小街雖已有了街名，每戶人家有了門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變得越發不像家了。
從前的草房頂看上去還較為順眼的草，二十幾年間早已不知被無數次大風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頂變成了油氈的房頂。
油氈房頂換一次得花不少錢，沒有哪家花得起。
這裡那裡破了，雨天屋裡漏雨了，隻得用不知從哪兒撿的油氈片兒蓋住。
怕被風刮跑，用各種各樣的石頭壓着，許多人家的房頂看上去像留在那兒的象棋殘局。
家家戶戶的門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門窗歪斜得厲害，開關都費事。
男人們一次次用菜刀斧頭砍削門框窗框，多次後，門框窗框就不成樣子了。
若誰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門，見别人家的門框窗框接近完好，都會忍不住羨慕地說：“我家門窗要是也這樣，我這輩子對家也就再沒什麼其他奢望了。
門窗這樣，才多少像個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變矮了。
這是因為當初修路時，将路面墊高了。
路面高了，雨水自然會從街上流進屋裡。
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戶戶不得不在門前“築壩”。
當然，說築壩是誇張，其實是用泥土摻煤灰堆成弧形的坎——從小街的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戶人家門前都修築了射擊掩體。
街頭街尾的公廁也都搖搖欲墜了。
有的公廁已不存在，由街道幹部指揮居民填平了。
踏闆腐朽，上廁所成了冒險之事，怕孩子們掉下去溺死。
填平是填平了，但是從開春起，臭味兒便從地下散發上來，人們無不掩鼻而過。
街道幹部們又煞費苦心，弄來半高不高的樹栽在那兒。
不久樹死了，都是從農村來的人，誰都知道是被過足的肥力燒死了。
這點兒屬于農民的常識他們是有的，卻誰都不道破，怕街道幹部指責自己是“事後諸葛亮”。
每一根電線杆子還立在原地，但早已沒了燈泡。
燈泡總丢，證明那幾條街上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
有的電線杆子也傾斜了，人們經常懷想曾有街燈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頭，是那條小街的第一戶。
他家由裡外兩間構成，兩間屋同樣面積，都是二十幾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間。
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是孝子，當年考慮到了，自己作為單傳獨苗，一旦在城市立穩了腳跟，應将父母從山東老家接出來，以盡床頭之孝。
他當年一咬牙借了民間的高利貸，非要使自己的家有兩個房間不可。
他在做兒子和做父親兩方面都極要強，并且還較幸運。
兩位老人從山東來到這個家後，秉昆的奶奶交給他一副镯子，說是祖上傳下的，值些錢。
那年秉昆的哥哥秉義剛出生，周志剛請識貨的人過過眼。
識貨的人斷定是好東西，願意将他介紹給一位喜愛中國玉器的富有的俄國人，條件是成交了給點兒提成。
當時東北己“光複”了，放高利貸的人因為有不少惡行被新政府鎮壓了，高利貸不必還，也沒法還，滿洲币作廢了。
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來了。
待周秉昆出生時，新中國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還有了姐姐。
姐姐大他三歲，哥哥大他姐三歲。
在六十年代初的饑餓時期，秉昆的爺爺奶奶因為沒有城市口糧，不得不回山東老家去了，不久先後死在老家。
那時，周秉昆的父親已是建築工人，身在大西北。
雖然，住兩間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羨慕，卻有不那麼開心的方面。
政府建公廁時，地點離周家最近，也就十來米的距離。
秉昆的母親當然強烈反對，但經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幹部的說服。
實際上，因為小街太窄，公廁除了建在周家門窗的斜對面，也沒另外的地方可選。
建公廁是有益整條街的事，如不許建，會将整條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
為了對周家的體諒予以補償，街道幹部允許周家在門前圍上十幾米地面做小院子。
這麼一來，周家又成了那條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後的兩年，不論多熱的夏季，周家的門窗輕易是不敞開的。
周秉昆的父親從大西北回來探家那年，見已是那種情況，倒也沒多麼的不高興。
這位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自我安慰地對妻子和兒女們說：“看來政府辦事還是公平的，你們不是都喜歡養些花花草草嗎？沒有那公廁，咱家哪來這院子？再者，離公廁近有近的好處，上廁所還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裡，他在兩間屋的後牆上各開出了一扇窗。
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涼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條小街唯一的景點。
一九七二年，周家隻剩周秉昆和他母親兩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學生，他本是要考大學的，父母也支持。
“文革”一起來，他的大學夢成泡影了。
“上山下鄉”前，他是“逍遙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閱禁書，就是與自己的同班同學郝冬梅戀愛。
郝冬梅的父親曾是副省長，“文革”初就被打倒了。
“黑五類”子女是哪一派紅衛兵組織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願死乞白賴地加入，便也隻能是“逍遙派”。
“逍遙派”是造反派們對自行邊緣化的一類人的嘲諷之謂，其實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心理狀态并不“逍遙”。
比之于狂熱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閑愁。
造反畢竟是一樁可以讓青年人暫時忘憂的似乎特有意義的事，連這樣的事也不積極，當然就得自己解決煩惱問題啰！ 周秉義與郝冬梅這對戀人，抵抗煩惱與閑愁的辦法，隻有讀禁書和戀愛，那簡直也可以說是他倆的絕招、法寶。
除了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其他書籍在中國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
任何時代都有些不怎麼怕事的人，周秉義和郝冬梅便總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讀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