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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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在新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農村裡長大，那裡的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奶牛比人多，從一年級到八年級的校舍就是孤零零的一間靠生柴火爐取暖的房間。
壞孩子不會被關禁閉；放學以後他們得留下來，要麼劈柴火，要麼給茅坑撒石灰。
當然了，鎮裡也沒有圖書館，不過，在距我的兄弟大衛和我從小到大的家約半英裡的地方有一座廢棄的牧師公館，裡面有一個房間，地上發黴的書本堆得高高的，有些書脹得像電話簿一樣厚。
其中相當比例的書是給男孩看的童書，我們的英國遠親把這類書叫做“異想天開”。
大衛和我都是貪婪的讀者，這個愛好是從我們母親那裡得來的，于是我們撲向這批寶藏，如同饑餓的人撲向烤雞大餐。
有十幾本書講的是一個聰明的男孩——發明家湯姆·斯威夫特（我們那時常常打趣說，我們遲早會碰到一本書，書名叫《湯姆·斯威夫特和他的電動祖母》）；還有數量幾乎與之相當的書講的是一個叫戴夫·道森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一位二戰英雄（他的噴火式戰鬥機總是“打着螺旋槳奮勇爬升”）。
我們與堂·溫斯洛一起同邪惡的蠍子戰鬥，與“哈代小子”們一起探案，與“羅弗小子”們一起遊蕩。
最終——大約是在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的前後——我們漸漸感覺到書裡似乎缺了點兒什麼。
這些故事當然都夠刺激，可當中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
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多數故事的背景都設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大衛和我出生的年代早了幾十年，不過這不是主要原因。
這些書裡的有些東西就是不對勁兒。
裡面的孩子不對勁兒。
那時村裡還沒有圖書館，不過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圖書館終于來到了我們身邊。
每月一次，一輛笨重的綠色大貨車會在我們那座小小的學校門前停下，車體一側上寫着金色的大字：緬因州流動圖書館。
司機兼圖書管理員是一個大塊頭的女士，她對孩子的喜愛幾乎趕得上她對書本的熱愛，而且她也總是樂意給我們提供建議。
一天，我在标着“年輕讀者”的分區前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接一本的書，然後又把它們放回原處。
這時她問我在找哪類書。
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問了一個問題——這也許是意外，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正是這個問題開啟了我此後的人生。
“你有沒有什麼故事講的是真實的小孩子是怎樣的？”她想了想，然後走到移動書店裡标着“成人小說”的分區前，抽出一本薄薄的精裝本。
“試試這本，斯蒂維，”她說。
“如果有人問起，就對他們說，你是自己找到的。
不然的話，我可能會有麻煩。
” 這本書，當然了，也許正是你此刻打算重讀的那一本，抑或是（哦，你多幸運）一本你正打算初次體驗的書。
想象一下我的驚訝吧（“震驚”也許更确切）：這時，距我光顧衛理公會街角學校門前的那座移動圖書館——那輛停在塵土飛揚的門前庭院裡的大貨車——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我從網上下載到了《蠅王》的音頻版；我聽着威廉·戈爾丁在開始完美的朗讀前，以一篇随意而又引人入勝的引言清晰闡釋了曾經一度困擾着我的問題，而且正中靶心。
“一天我坐在壁爐的一側，我的妻子坐在另一側，我突然對她說：‘要是寫一個故事，講一群男孩在一個小島上，展示他們實際可能的行為——他們是男孩兒，而非童書裡通常把他們描繪成的小聖人——這想法是不是挺不錯？’她說，‘這想法太棒了！你寫吧！’于是我就開始動筆了。
” 我此前也讀過成人小說，或者勉強算是成人小說的東西（衛理宗牧師公館的那個到處是受潮書本的房間裡不但有湯姆·斯威夫特，而且同樣堆滿了大偵探波羅），但沒有一本書寫的是兒童，面向的卻是成人讀者。
因此，對于我在《蠅王》的紙頁間發現的東西，我絲毫沒有準備：這本書完美地理解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是何種貨色，完全沒有表現出那類司空見慣的恭維與隐晦。
我們能表現出善心嗎？是的。
我們能顯露出仁慈嗎？答案還是肯定的。
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某個瞬間突然變成小惡魔？我們的确能，而且也這樣做過。
一天至少兩次，暑假時還會頻繁得多——當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之時。
戈爾丁用他對男孩的那種毫不感情用事的理解推動了一個懸念驟起的冒險故事。
對于那時本身就是個十二歲男孩的我而言，在沒有父母監督的情況下在一座無人居住的熱帶島嶼上遊蕩——這個想法似乎讓我感到解放，甚至如天堂般美好。
等到那個臉上有胎記的男孩（第一個提出島上可能有野獸的小東西）
壞孩子不會被關禁閉；放學以後他們得留下來，要麼劈柴火，要麼給茅坑撒石灰。
當然了，鎮裡也沒有圖書館，不過，在距我的兄弟大衛和我從小到大的家約半英裡的地方有一座廢棄的牧師公館，裡面有一個房間，地上發黴的書本堆得高高的，有些書脹得像電話簿一樣厚。
其中相當比例的書是給男孩看的童書，我們的英國遠親把這類書叫做“異想天開”。
大衛和我都是貪婪的讀者，這個愛好是從我們母親那裡得來的，于是我們撲向這批寶藏，如同饑餓的人撲向烤雞大餐。
有十幾本書講的是一個聰明的男孩——發明家湯姆·斯威夫特（我們那時常常打趣說，我們遲早會碰到一本書，書名叫《湯姆·斯威夫特和他的電動祖母》）；還有數量幾乎與之相當的書講的是一個叫戴夫·道森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一位二戰英雄（他的噴火式戰鬥機總是“打着螺旋槳奮勇爬升”）。
我們與堂·溫斯洛一起同邪惡的蠍子戰鬥，與“哈代小子”們一起探案，與“羅弗小子”們一起遊蕩。
最終——大約是在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的前後——我們漸漸感覺到書裡似乎缺了點兒什麼。
這些故事當然都夠刺激，可當中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
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多數故事的背景都設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大衛和我出生的年代早了幾十年，不過這不是主要原因。
這些書裡的有些東西就是不對勁兒。
裡面的孩子不對勁兒。
那時村裡還沒有圖書館，不過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圖書館終于來到了我們身邊。
每月一次，一輛笨重的綠色大貨車會在我們那座小小的學校門前停下，車體一側上寫着金色的大字：緬因州流動圖書館。
司機兼圖書管理員是一個大塊頭的女士，她對孩子的喜愛幾乎趕得上她對書本的熱愛，而且她也總是樂意給我們提供建議。
一天，我在标着“年輕讀者”的分區前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接一本的書，然後又把它們放回原處。
這時她問我在找哪類書。
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問了一個問題——這也許是意外，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正是這個問題開啟了我此後的人生。
“你有沒有什麼故事講的是真實的小孩子是怎樣的？”她想了想，然後走到移動書店裡标着“成人小說”的分區前，抽出一本薄薄的精裝本。
“試試這本，斯蒂維，”她說。
“如果有人問起，就對他們說，你是自己找到的。
不然的話，我可能會有麻煩。
” 這本書，當然了，也許正是你此刻打算重讀的那一本，抑或是（哦，你多幸運）一本你正打算初次體驗的書。
想象一下我的驚訝吧（“震驚”也許更确切）：這時，距我光顧衛理公會街角學校門前的那座移動圖書館——那輛停在塵土飛揚的門前庭院裡的大貨車——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我從網上下載到了《蠅王》的音頻版；我聽着威廉·戈爾丁在開始完美的朗讀前，以一篇随意而又引人入勝的引言清晰闡釋了曾經一度困擾着我的問題，而且正中靶心。
“一天我坐在壁爐的一側，我的妻子坐在另一側，我突然對她說：‘要是寫一個故事，講一群男孩在一個小島上，展示他們實際可能的行為——他們是男孩兒，而非童書裡通常把他們描繪成的小聖人——這想法是不是挺不錯？’她說，‘這想法太棒了！你寫吧！’于是我就開始動筆了。
” 我此前也讀過成人小說，或者勉強算是成人小說的東西（衛理宗牧師公館的那個到處是受潮書本的房間裡不但有湯姆·斯威夫特，而且同樣堆滿了大偵探波羅），但沒有一本書寫的是兒童，面向的卻是成人讀者。
因此，對于我在《蠅王》的紙頁間發現的東西，我絲毫沒有準備：這本書完美地理解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是何種貨色，完全沒有表現出那類司空見慣的恭維與隐晦。
我們能表現出善心嗎？是的。
我們能顯露出仁慈嗎？答案還是肯定的。
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某個瞬間突然變成小惡魔？我們的确能，而且也這樣做過。
一天至少兩次，暑假時還會頻繁得多——當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之時。
戈爾丁用他對男孩的那種毫不感情用事的理解推動了一個懸念驟起的冒險故事。
對于那時本身就是個十二歲男孩的我而言，在沒有父母監督的情況下在一座無人居住的熱帶島嶼上遊蕩——這個想法似乎讓我感到解放，甚至如天堂般美好。
等到那個臉上有胎記的男孩（第一個提出島上可能有野獸的小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