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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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尺子量過錢麼？
一百元的票子，一萬一摞，擺在一張一米寬、兩米長的單人床上，你知道一層能擺多少麼？我告訴你，一張百元票，幅長一百五十五毫米、寬七十七毫米、厚度（将近）零點一毫米，大緻擺滿一層是六十萬元。
我整整擺了七層，七層還多一點，一共是四百二十八萬。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還多）厚！ 這是我和駱駝南下後，用大約五年的時間，炒股掙來的錢……駱駝是天才，掙得要比我多。
可駱駝從來不說具體錢數，駱駝對“百萬”以上的術語是：“一個、兩個、三個、五個……”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個”。
我跟駱駝是分别南下的。
駱駝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
這也是我們事先約好的：開辟兩塊根據地，“遙相呼應”。
我們約定每晚九點準時通電話，不管身在何處，刮風下雨，這是鐵律。
至今，許多年過去了，我耳畔仍然響着駱駝像狼一樣的吼叫聲：“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開始的時候，是駱駝制約我。
有時候駱駝一天給我打好幾個電話，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他的思維極其活躍，就像是思想噴泉一樣，一個一個的思路不斷地往外湧……連他的煙味都能從電話線的那一端傳過來，咳咳咳的，搞得我不勝其煩，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
他說：吊吊灰，我還沒說完呢。
喂喂……後來就是我呵斥他了。
後來，他的電話染了“顔色”，就少多了。
有時候，連我們共同制定的“鐵律”也不遵守了。
有一次，九點鐘的時候，我一撥電話，他在電話裡用标準的普通話說：今天不談了吧？衛麗麗在這兒呢。
我問：衛麗麗是誰？他說：我在香港呢。
回頭說。
回頭再給你說……還有一次，我一撥，他說：小喬在這兒呢。
我又問：小喬是誰？他笑了：兄弟，怎麼酸溜溜兒滴？哥哥不就這點事嘛。
過一會兒我給你打過去好？……居然南腔北調？我脫口罵道：你他媽成“小蟲窩蛋兒”了？！就現在。
現在說。
這是鐵律！ ……在電話裡，駱駝悶了一會兒，說：誰是“小蟲窩蛋兒”？ ……我沉默，一聲不吭。
駱駝隻好說：好吧。
聽你的，兄弟，就現在說。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一度很不适應。
這個被人譽為“東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這個被人蔑稱為“洋盤”的外鄉人不喜歡的。
雖說不喜歡，但上海人的認真勁兒，還是把我給感動了。
我先是租住在淮海路附近一條弄堂的盡頭，門牌一百三十七号，一家石庫門的閣樓上。
這是一個雜居着七八戶人家的小院落，樓梯很窄，上樓就要彎腰，頭都直不起來。
那時候，我一句上海話也聽不懂，阿婆們一張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的，我隻裝沒聽見……可是，院裡這位代收電費、水費的阿婆，卻一次次地爬上閣樓來敲我的門。
她的賬頭極為精細，假若少收了一分錢，她一定會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錢，她也要不辭辛苦地爬上閣樓，退給你。
說：侬，嘎無魯（硬币的意思）。
客觀地說，上海人是優秀的。
上海是一個充分契約化了的城市。
哪怕你在街頭小店裡買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絕不摻假的。
但同時上海人的靈魂用“旗袍”裹着，那是帶顔色的張揚，也是一種促狹的、在“石庫門”裡憋出來的、叽叽歪歪的自信（大約，女人們過去常常隐在一個個“老虎窗”的後邊，撇着嘴“侬呀侬”地偷着評判路人的緣故吧）。
上海人的小氣是女人們在庸常日子裡一天一天“盤算”出來的，上海人的大度也是女人們在風雲變幻的歲月裡用削溜溜兒的肩膀一日一日“扛”出來的。
所以，它的氣場是陰性的，商業化的，是陰包陽，是以母乳為底，加南洋的風、水氣和陽光共同鋪就的絢麗。
但它又是豁達的、開放的、承認并接受既成事實的，充滿無限活力的現代化都市。
上海的氣候也不算好，春、秋天還行。
夏天裡有許多梅雨季節，特别是六七月份，忽陰忽晴，整日裡下毛毛雨，一天到晚身上黏叽叽、濕漉漉的，像是要生蟲的樣子。
剛來的那幾個月裡，我身上出了一片一片的濕疹，一身紅點點，苦癢難耐。
嘴上也生疱，腿上還長瘡，渾身都抓爛了！夜夜難眠……在地理位置上說是東南，可冬天也冷啊，是又濕又冷，那陰霾的濕氣都侵到肺裡去了。
最初，我曾經在電話裡對駱駝抱怨說：駱哥，我要死在這裡了！……駱駝隻回答我兩個字：堅持。
我說：我大睜着兩眼，苦睡不着覺啊。
他回答我三個字：吃安定。
我在心裡惡狠狠地罵了他一句。
駱駝的感應極好，他馬上回了我一句：你瓜是富貴人？這一句就“刀”到我骨頭裡去了！他這話裡字背有“字”。
是呀，我來自平原，一身窮氣，出身寒微，還有什麼苦不能受的。
于是，我堅持。
我受。
古人造字真的是有切身體會的，“受”字頭上三把刀，人還要直直地站着……受吧。
後來又搬了兩次家，條件略好些，我慢慢也适應了。
其實，到了上海之後我才明白，我是帶有黃土标記的。
我已無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
在城市裡，我隻是一個流浪者。
并且，永遠是一個流浪者。
我記得給你說過，我身後有人。
最早，通過同學七拐八拐的介紹，我到一家設在上海淮海路上的證劵交易所打工，再後又調到了設在延安路上的一家交易所。
按駱駝的說法，這叫“潛水”。
駱駝說：一定要潛下去。
要從最底層做起。
于是，我先做“黃馬甲”，一年半後才正式地做了證劵交易員——也就是人們俗稱的“紅馬甲”。
做“黃馬甲”就是一個跑腿打雜的。
那時候，我騎着一輛從舊車市場上買來的破自行車，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今天跑電話局（為所裡的客戶裝電話），明天又跑着買燈泡、安裝飲水機……那時候，我時常在上海女人打着的花傘下穿來穿去。
每每，在上海街頭，我騎着一輛破自行車，
我整整擺了七層，七層還多一點，一共是四百二十八萬。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還多）厚！ 這是我和駱駝南下後，用大約五年的時間，炒股掙來的錢……駱駝是天才，掙得要比我多。
可駱駝從來不說具體錢數，駱駝對“百萬”以上的術語是：“一個、兩個、三個、五個……”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個”。
我跟駱駝是分别南下的。
駱駝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
這也是我們事先約好的：開辟兩塊根據地，“遙相呼應”。
我們約定每晚九點準時通電話，不管身在何處，刮風下雨，這是鐵律。
至今，許多年過去了，我耳畔仍然響着駱駝像狼一樣的吼叫聲：“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開始的時候，是駱駝制約我。
有時候駱駝一天給我打好幾個電話，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他的思維極其活躍，就像是思想噴泉一樣，一個一個的思路不斷地往外湧……連他的煙味都能從電話線的那一端傳過來，咳咳咳的，搞得我不勝其煩，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
他說：吊吊灰，我還沒說完呢。
喂喂……後來就是我呵斥他了。
後來，他的電話染了“顔色”，就少多了。
有時候，連我們共同制定的“鐵律”也不遵守了。
有一次，九點鐘的時候，我一撥電話，他在電話裡用标準的普通話說：今天不談了吧？衛麗麗在這兒呢。
我問：衛麗麗是誰？他說：我在香港呢。
回頭說。
回頭再給你說……還有一次，我一撥，他說：小喬在這兒呢。
我又問：小喬是誰？他笑了：兄弟，怎麼酸溜溜兒滴？哥哥不就這點事嘛。
過一會兒我給你打過去好？……居然南腔北調？我脫口罵道：你他媽成“小蟲窩蛋兒”了？！就現在。
現在說。
這是鐵律！ ……在電話裡，駱駝悶了一會兒，說：誰是“小蟲窩蛋兒”？ ……我沉默，一聲不吭。
駱駝隻好說：好吧。
聽你的，兄弟，就現在說。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一度很不适應。
這個被人譽為“東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這個被人蔑稱為“洋盤”的外鄉人不喜歡的。
雖說不喜歡，但上海人的認真勁兒，還是把我給感動了。
我先是租住在淮海路附近一條弄堂的盡頭，門牌一百三十七号，一家石庫門的閣樓上。
這是一個雜居着七八戶人家的小院落，樓梯很窄，上樓就要彎腰，頭都直不起來。
那時候，我一句上海話也聽不懂，阿婆們一張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的，我隻裝沒聽見……可是，院裡這位代收電費、水費的阿婆，卻一次次地爬上閣樓來敲我的門。
她的賬頭極為精細，假若少收了一分錢，她一定會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錢，她也要不辭辛苦地爬上閣樓，退給你。
說：侬，嘎無魯（硬币的意思）。
客觀地說，上海人是優秀的。
上海是一個充分契約化了的城市。
哪怕你在街頭小店裡買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絕不摻假的。
但同時上海人的靈魂用“旗袍”裹着，那是帶顔色的張揚，也是一種促狹的、在“石庫門”裡憋出來的、叽叽歪歪的自信（大約，女人們過去常常隐在一個個“老虎窗”的後邊，撇着嘴“侬呀侬”地偷着評判路人的緣故吧）。
上海人的小氣是女人們在庸常日子裡一天一天“盤算”出來的，上海人的大度也是女人們在風雲變幻的歲月裡用削溜溜兒的肩膀一日一日“扛”出來的。
所以，它的氣場是陰性的，商業化的，是陰包陽，是以母乳為底，加南洋的風、水氣和陽光共同鋪就的絢麗。
但它又是豁達的、開放的、承認并接受既成事實的，充滿無限活力的現代化都市。
上海的氣候也不算好，春、秋天還行。
夏天裡有許多梅雨季節，特别是六七月份，忽陰忽晴，整日裡下毛毛雨，一天到晚身上黏叽叽、濕漉漉的，像是要生蟲的樣子。
剛來的那幾個月裡，我身上出了一片一片的濕疹，一身紅點點，苦癢難耐。
嘴上也生疱，腿上還長瘡，渾身都抓爛了！夜夜難眠……在地理位置上說是東南，可冬天也冷啊，是又濕又冷，那陰霾的濕氣都侵到肺裡去了。
最初，我曾經在電話裡對駱駝抱怨說：駱哥，我要死在這裡了！……駱駝隻回答我兩個字：堅持。
我說：我大睜着兩眼，苦睡不着覺啊。
他回答我三個字：吃安定。
我在心裡惡狠狠地罵了他一句。
駱駝的感應極好，他馬上回了我一句：你瓜是富貴人？這一句就“刀”到我骨頭裡去了！他這話裡字背有“字”。
是呀，我來自平原，一身窮氣，出身寒微，還有什麼苦不能受的。
于是，我堅持。
我受。
古人造字真的是有切身體會的，“受”字頭上三把刀，人還要直直地站着……受吧。
後來又搬了兩次家，條件略好些，我慢慢也适應了。
其實，到了上海之後我才明白，我是帶有黃土标記的。
我已無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
在城市裡，我隻是一個流浪者。
并且，永遠是一個流浪者。
我記得給你說過，我身後有人。
最早，通過同學七拐八拐的介紹，我到一家設在上海淮海路上的證劵交易所打工，再後又調到了設在延安路上的一家交易所。
按駱駝的說法，這叫“潛水”。
駱駝說：一定要潛下去。
要從最底層做起。
于是，我先做“黃馬甲”，一年半後才正式地做了證劵交易員——也就是人們俗稱的“紅馬甲”。
做“黃馬甲”就是一個跑腿打雜的。
那時候，我騎着一輛從舊車市場上買來的破自行車，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今天跑電話局（為所裡的客戶裝電話），明天又跑着買燈泡、安裝飲水機……那時候，我時常在上海女人打着的花傘下穿來穿去。
每每，在上海街頭，我騎着一輛破自行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