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X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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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回來，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
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
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加哥，是專門告訴你他辭職的消息。
” 我想他在同裡昂辯争時，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頭。
他想和裡昂這類男人區别得更顯著些。
他決定把他對一個女人的愛變得更啞然、更寬大、更質感——去幹一件他憎惡的營生，去為她倒好水準備好維生素。
安德烈想到我沒有聖誕禮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歲便草草結束的童年；我那六歲便開始把真當謊，把謊當真，抑或對真與謊态度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麼。
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趕到機場，把我一把抱入懷中時，感到他俯下他偉岸的身軀，捧起河流載來的孩子。
他把這孩子從竹筐裡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換來的營救是多麼值當。
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這個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個小時的枯燥勞動，因為救這條小命是他與他自己的長久契約。
安德烈從來不去毀壞任何契約。
勞拉說：“剛才那首曲子叫‘我的黑頭發戀人’。
我估計他被觸動了。
這個家夥原來也有不漢子的一面。
”她笑了笑，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許是卑劣的。
我或許對安德烈背叛得相當嚴重。
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臉上毫無傷感的殘痕。
他對我有所失望，有一點兒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風險很大，因為他陪的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
但他想開了，他的營救包括容忍被營救者的劣習，以至最終糾正這些劣習。
我說我也去去就來，同時馬虎地指一下洗手間方向。
這時是場間休息。
台上的六個樂手到台下來了，飲着什麼。
我在走廊上碰到六個樂手中的一個。
他也是長長一根馬尾辮，抽大麻或白面，臉色與裡昂接近。
我上前同他搭讪。
他兩腿是美國大兵式的稍息，雙臂交叉抱在胸前。
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這副身姿十分懈怠。
裡昂卻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來，擰成他挺秀的脊椎。
與裡昂的專注相比，他是渙散的。
總之，他的外表與裡昂正相反，但我卻感到裡昂透過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的一隻腳提起，腳掌抵着腳，兩手松松的，手心也貼着牆。
我們倆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灘上無任何防禦地閑搭上的伴兒。
他和裡昂什麼都不同，除了他們的實質，就是那種“梭羅式自由”，所謂的絕對的自由，他們都對自己本性中徹底的自我忠實毫不感到羞恥。
我的話就是談些對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賣弄的那點兒東西是從裡昂那兒得來的。
我們的姿态是很搭讪的。
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跟乞丐、流浪者、街頭藝人搭讪。
還有輕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們，總忍不住和他們搭幾句，逗逗他們，如同逗一個說夢話的人。
他們千般百種，有一個相同點，就是他們中的誰都不打算救我。
我居然跟這個音樂家交換了電話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會忘記它是誰的電話和誰的地址。
我突然問他：“你們剛才奏的那首‘黑頭發戀人’是誰的作品？”他回答這是個頗俗套的作品。
一般他們為取寵聽衆在兩三個高雅的曲子後，總插一個俗的進來。
但因為演奏的臨場處理是即興的，也不至于把他們煩得屎都能出來。
他問我是否聽過這曲子。
“我一定聽過，不過我不能确定。
我有個朋友也是音樂家，作曲的。
” 他說：“哦，是嗎？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麼近乎。
我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 他說他不介意。
他心裡嘀咕：“這個東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 “假如——純粹的假定式——你愛上一個女孩，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放棄爵士，另一個是出賣一個腎。
你的選擇是什麼？”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鎖住，說：“我選擇放棄這個女孩。
” “作弊。
前提是你隻有兩個選擇。
” 他一隻手擡起，架在另一隻胳膊上，托住下巴。
他把自己關進内心，良久才出來，對我說：“反正我絕不放棄爵士和我的腎。
”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這句話。
“你呢？”他反問。
“作為那個女孩子，你希望她放棄什麼？” 在一個女孩身心内，實際上存在好多個女孩，一會兒她為你這個犧牲感動，一會兒她為完全不同的犧牲愛你愛得死去活來。
每個女孩都是多重矛盾體的混合。
“那你會為愛情犧牲什麼？” “犧牲……這詞不好，該重新命名。
” “你想命名‘犧牲’為什麼呢？” “一時想不好，暫時先不命名吧。
” 他看着我，大緻确定我是有病。
他想她這病也不傷大雅。
于是他凝視我的目光完全變成了裡昂的，充滿無命名的知覺。
我跟他别了之後，來到櫃台上，要了紙和筆，留了字條給安德烈和勞拉。
沒有永别的字眼，隻有永别的意境。
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
我把它取下來，它上面有他的科隆淡香。
就是一顆善良、幹淨的心靈所該有的氣味，那種多年後将引爆一大團微痛記憶的清香。
美好的東西，再新鮮都帶有一點兒陳陳的感覺。
這便是昂貴物什的昂貴所在。
安德烈外套上的氣息，該是幾十年歲月才能提煉出的悠遠、沉郁。
我發現我的眼淚把他的外套打濕了一片。
裡昂毀壞的不是我心靈的忠實，他毀了我對愛的接受和給予的能力，他毀得最徹底的，是我對愛的胃口。
一個人整個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亂了，他是幸還是不幸呢？他是殘缺了還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劉先生走到花叢下，他說：“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
隻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給安德烈的字條上最後一句說道，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獻給他。
當然這得他允許我獻，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這樣一個斷腸人陪伴着另一個斷腸人，不知需要多久，我們才會康複，去迎接下一次斷腸。
劉先生指指長椅，說：“燕子沒有了，就有點兒熱了。
電燈泡你要不要吃？” 我說：“你呢？我去給你拿。
” 他說：“好的。
順便看看，‘美琪’演什麼片子。
”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裡，去為劉先生取冰淇淋。
我心想他胡亂命名的某些話，竟有些詩意。
他意思是說，“雨停了”，卻說成“燕子沒了”。
FBI給我測謊，如果我把謊言說得像劉先生這樣無邪、優美，會留下怎樣的真與謊的記錄呢？我的成績是不是會更理想些…… 問：你和那個叫裡昂的作曲家是什麼關系？ 答：沒什麼關系。
問：你和戴維斯第一次見面，是不是在中國首都，一次聖誕晚會上？ 答：在美國首都。
問：你是否參與過中國軍方的情報工作？ 答：誰說的？ 問：答是或否。
答：否。
問：安德烈·戴維斯先生是否和你談到他在中國的工作？ 答：沒有。
他一般不談把我屎都能煩出來的所謂工作。
問：那他跟你談什麼？ 答：戀愛。
問：你認為他是真的愛你？ 答：是的。
問：你若要他提供國家的一些機密，你認為他會答應嗎？ 答：不會的。
問：為什麼？ 答：因為我認為任何一種機密都特乏味，更别說國家機密了。
我想着劉先生把冰淇淋叫成電燈泡，換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說不定會把“情報”命名為“熱帶魚”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勃朗甯手槍”、“雪佛蘭轎車”、“大世界”。
對于回歸于渾沌的劉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與謊同樣坦蕩。
冰箱裡的冰淇淋隻剩了一層薄底。
我趕緊跑進儲藏室。
這裡有個小屋般的大冰櫃，裡面冰凍着一塊蛋糕。
它是劉先生和瑪倫達的母親婚禮上的蛋糕。
那個蛋糕寶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來，按說該在第一個結婚周年紀念日由夫婦和朋友們共享。
是什麼耽擱了這個意義深遠的“共享”？是劉先生躲避了它？因為他認為這座肥厚的奶油寶塔将他鎮在了裡面，永世地隔開了他和他心愛的菁妹？他犧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罷，偏偏又是年複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來世的相同一份無奈。
我不知在這塊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至感到渾身冷透。
我回到劉先生面前時，他已睡着了。
我母親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這個風燭殘年的戀人，借我的手替他蓋上一條毛毯，借着我的憐憫心看着他嘴唇微啟，一線口水流出來，落到肩上，藕斷絲連地牽住這一頭和那一頭。
那根口水在太陽中閃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離開那家爵士吧前還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勞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費。
我一共給了經理兩百塊，随便他倆再添幾巡酒，這個夜晚的開銷該不會超出兩百塊。
我不知道我付那筆賬是什麼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長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還是有恃無恐——反正一貧如洗之後可以到劉先生這裡白手起家。
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付那麼大一筆酒、飯賬。
在美國，慷慨一點兒也不讓我好受，而這一回，它至少沒讓我難受。
我到了劉先生家以後隻跟王阿花保持聯絡。
她在電話上說她腹内胎兒的新動作新表情。
她還告訴我海青出了一次車禍，保險公司的一大筆賠款可以支撐他們兩年，他不必去給觀光客畫肖像了。
她幫我中轉所有信件，其中多數是安德烈來的。
他像是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告訴我他的生活，他新聽來的笑話。
他說我丢在他那兒的衣服，該幹洗的他都替我幹洗了。
他還說他第一次看見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聖誕晚會上。
他說我那天晚上看起來很美麗、楚楚動人。
王阿花也轉來牧師太太的信。
她總是談她為我組織的捐助活動有了怎樣的進展。
王阿花從來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講到裡昂。
我母親的感覺充實着我，讓我伸手驅開一隻被他的涎水吸引來的小黃蜂。
我替我的母親還願，償了“白頭偕老”的人間第一願。
還願的意願使我對這個老人少些嫌棄，除了毫不留情地掙他的錢之外，我對他做的該說是盡善盡美。
第二個月，醫生要我開始教劉先生英文。
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詞，這樣在我暑假結束，拾起學業時，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
我教他，他學得很認真。
我第一天教會了他“水、面包、黃油”。
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蘋果、香蕉”。
我看着一天天長進起來的老人，心想，壞了，你的美妙的無命名世界正在向你關閉，你正在被我領出那裡，向我們這個充滿命名的正确世界走來。
你将再次背負起真與謊的負擔。
又一個月過去，我開始給劉先生一些小小測驗。
比如說，我問：“你吃的是什麼呀？”他答：“橙子。
”我們這些測驗第三個人肯定覺得頭暈眼花，我們是普通話、英文，以及我們自己發明的語言統統拿來用的。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水。
” 我說：“錯啦——是牛奶。
” 他于是慢吞吞地說：“牛奶可以喝嗎？”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遞給他去喝。
他走路、行動都恢複得不錯。
有次我去冷凍儲藏室裡取東西，他竟跟着我進來了。
我忙把他往外攙，怕他凍病。
他卻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個古董蛋糕。
我隻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
他問我：“那是什麼？” 我見他的眼睛有了點兒覺醒，似乎他離他整個記憶的覺醒隻差一步。
我說：“你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呀……好好想想。
” 他想了一陣，搖搖頭。
我說：“它叫蛋糕。
” 他跟着我念了幾遍，慢慢就沉默了。
然後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
那天夜裡我照常起來查夜，發現劉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裡還有一絲體溫。
我不知憑什麼直接尋到了那間儲藏室。
他果然站在那兒，對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說：“劉先生……” 他說：“蛋糕。
” 我說：“對的，發音很标準——” “可是菁妹，你還沒有同我結婚啊。
” 我想，詞全說對有什麼用？他的總體上下文是錯的。
不，也許他的是對的。
他又說：“菁妹，不會是你和别人結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讓他再來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勁搖搖頭。
不用鏡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歲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時，發現他渾身冰涼。
他回頭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後再來看我。
他的意思是：“你沒有騙我吧？” 我把他扶到門外，然後去關那扇沉重的門。
他說：“那是個婚禮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 “那它是什麼？” “是……一條小船。
”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閃出雲層的月亮。
“小船。
”我肯定地點頭。
我想，從明天開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詞。
“船？” “船。
” 一顆淚從他臉上流下來。
一顆滴穿了四十多年歲月的淚。
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
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加哥，是專門告訴你他辭職的消息。
” 我想他在同裡昂辯争時，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頭。
他想和裡昂這類男人區别得更顯著些。
他決定把他對一個女人的愛變得更啞然、更寬大、更質感——去幹一件他憎惡的營生，去為她倒好水準備好維生素。
安德烈想到我沒有聖誕禮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歲便草草結束的童年；我那六歲便開始把真當謊，把謊當真，抑或對真與謊态度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麼。
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趕到機場，把我一把抱入懷中時，感到他俯下他偉岸的身軀，捧起河流載來的孩子。
他把這孩子從竹筐裡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換來的營救是多麼值當。
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這個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個小時的枯燥勞動，因為救這條小命是他與他自己的長久契約。
安德烈從來不去毀壞任何契約。
勞拉說：“剛才那首曲子叫‘我的黑頭發戀人’。
我估計他被觸動了。
這個家夥原來也有不漢子的一面。
”她笑了笑，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許是卑劣的。
我或許對安德烈背叛得相當嚴重。
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臉上毫無傷感的殘痕。
他對我有所失望，有一點兒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風險很大，因為他陪的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
但他想開了，他的營救包括容忍被營救者的劣習，以至最終糾正這些劣習。
我說我也去去就來，同時馬虎地指一下洗手間方向。
這時是場間休息。
台上的六個樂手到台下來了，飲着什麼。
我在走廊上碰到六個樂手中的一個。
他也是長長一根馬尾辮，抽大麻或白面，臉色與裡昂接近。
我上前同他搭讪。
他兩腿是美國大兵式的稍息，雙臂交叉抱在胸前。
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這副身姿十分懈怠。
裡昂卻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來，擰成他挺秀的脊椎。
與裡昂的專注相比，他是渙散的。
總之，他的外表與裡昂正相反，但我卻感到裡昂透過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的一隻腳提起，腳掌抵着腳，兩手松松的，手心也貼着牆。
我們倆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灘上無任何防禦地閑搭上的伴兒。
他和裡昂什麼都不同，除了他們的實質，就是那種“梭羅式自由”，所謂的絕對的自由，他們都對自己本性中徹底的自我忠實毫不感到羞恥。
我的話就是談些對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賣弄的那點兒東西是從裡昂那兒得來的。
我們的姿态是很搭讪的。
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跟乞丐、流浪者、街頭藝人搭讪。
還有輕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們，總忍不住和他們搭幾句，逗逗他們，如同逗一個說夢話的人。
他們千般百種，有一個相同點，就是他們中的誰都不打算救我。
我居然跟這個音樂家交換了電話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會忘記它是誰的電話和誰的地址。
我突然問他：“你們剛才奏的那首‘黑頭發戀人’是誰的作品？”他回答這是個頗俗套的作品。
一般他們為取寵聽衆在兩三個高雅的曲子後，總插一個俗的進來。
但因為演奏的臨場處理是即興的，也不至于把他們煩得屎都能出來。
他問我是否聽過這曲子。
“我一定聽過，不過我不能确定。
我有個朋友也是音樂家，作曲的。
” 他說：“哦，是嗎？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麼近乎。
我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 他說他不介意。
他心裡嘀咕：“這個東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 “假如——純粹的假定式——你愛上一個女孩，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放棄爵士，另一個是出賣一個腎。
你的選擇是什麼？”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鎖住，說：“我選擇放棄這個女孩。
” “作弊。
前提是你隻有兩個選擇。
” 他一隻手擡起，架在另一隻胳膊上，托住下巴。
他把自己關進内心，良久才出來，對我說：“反正我絕不放棄爵士和我的腎。
”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這句話。
“你呢？”他反問。
“作為那個女孩子，你希望她放棄什麼？” 在一個女孩身心内，實際上存在好多個女孩，一會兒她為你這個犧牲感動，一會兒她為完全不同的犧牲愛你愛得死去活來。
每個女孩都是多重矛盾體的混合。
“那你會為愛情犧牲什麼？” “犧牲……這詞不好，該重新命名。
” “你想命名‘犧牲’為什麼呢？” “一時想不好，暫時先不命名吧。
” 他看着我，大緻确定我是有病。
他想她這病也不傷大雅。
于是他凝視我的目光完全變成了裡昂的，充滿無命名的知覺。
我跟他别了之後，來到櫃台上，要了紙和筆，留了字條給安德烈和勞拉。
沒有永别的字眼，隻有永别的意境。
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
我把它取下來，它上面有他的科隆淡香。
就是一顆善良、幹淨的心靈所該有的氣味，那種多年後将引爆一大團微痛記憶的清香。
美好的東西，再新鮮都帶有一點兒陳陳的感覺。
這便是昂貴物什的昂貴所在。
安德烈外套上的氣息，該是幾十年歲月才能提煉出的悠遠、沉郁。
我發現我的眼淚把他的外套打濕了一片。
裡昂毀壞的不是我心靈的忠實，他毀了我對愛的接受和給予的能力，他毀得最徹底的，是我對愛的胃口。
一個人整個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亂了，他是幸還是不幸呢？他是殘缺了還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劉先生走到花叢下，他說：“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
隻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給安德烈的字條上最後一句說道，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獻給他。
當然這得他允許我獻，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這樣一個斷腸人陪伴着另一個斷腸人，不知需要多久，我們才會康複，去迎接下一次斷腸。
劉先生指指長椅，說：“燕子沒有了，就有點兒熱了。
電燈泡你要不要吃？” 我說：“你呢？我去給你拿。
” 他說：“好的。
順便看看，‘美琪’演什麼片子。
”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裡，去為劉先生取冰淇淋。
我心想他胡亂命名的某些話，竟有些詩意。
他意思是說，“雨停了”，卻說成“燕子沒了”。
FBI給我測謊，如果我把謊言說得像劉先生這樣無邪、優美，會留下怎樣的真與謊的記錄呢？我的成績是不是會更理想些…… 問：你和那個叫裡昂的作曲家是什麼關系？ 答：沒什麼關系。
問：你和戴維斯第一次見面，是不是在中國首都，一次聖誕晚會上？ 答：在美國首都。
問：你是否參與過中國軍方的情報工作？ 答：誰說的？ 問：答是或否。
答：否。
問：安德烈·戴維斯先生是否和你談到他在中國的工作？ 答：沒有。
他一般不談把我屎都能煩出來的所謂工作。
問：那他跟你談什麼？ 答：戀愛。
問：你認為他是真的愛你？ 答：是的。
問：你若要他提供國家的一些機密，你認為他會答應嗎？ 答：不會的。
問：為什麼？ 答：因為我認為任何一種機密都特乏味，更别說國家機密了。
我想着劉先生把冰淇淋叫成電燈泡，換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說不定會把“情報”命名為“熱帶魚”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勃朗甯手槍”、“雪佛蘭轎車”、“大世界”。
對于回歸于渾沌的劉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與謊同樣坦蕩。
冰箱裡的冰淇淋隻剩了一層薄底。
我趕緊跑進儲藏室。
這裡有個小屋般的大冰櫃，裡面冰凍着一塊蛋糕。
它是劉先生和瑪倫達的母親婚禮上的蛋糕。
那個蛋糕寶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來，按說該在第一個結婚周年紀念日由夫婦和朋友們共享。
是什麼耽擱了這個意義深遠的“共享”？是劉先生躲避了它？因為他認為這座肥厚的奶油寶塔将他鎮在了裡面，永世地隔開了他和他心愛的菁妹？他犧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罷，偏偏又是年複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來世的相同一份無奈。
我不知在這塊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至感到渾身冷透。
我回到劉先生面前時，他已睡着了。
我母親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這個風燭殘年的戀人，借我的手替他蓋上一條毛毯，借着我的憐憫心看着他嘴唇微啟，一線口水流出來，落到肩上，藕斷絲連地牽住這一頭和那一頭。
那根口水在太陽中閃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離開那家爵士吧前還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勞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費。
我一共給了經理兩百塊，随便他倆再添幾巡酒，這個夜晚的開銷該不會超出兩百塊。
我不知道我付那筆賬是什麼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長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還是有恃無恐——反正一貧如洗之後可以到劉先生這裡白手起家。
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付那麼大一筆酒、飯賬。
在美國，慷慨一點兒也不讓我好受，而這一回，它至少沒讓我難受。
我到了劉先生家以後隻跟王阿花保持聯絡。
她在電話上說她腹内胎兒的新動作新表情。
她還告訴我海青出了一次車禍，保險公司的一大筆賠款可以支撐他們兩年，他不必去給觀光客畫肖像了。
她幫我中轉所有信件，其中多數是安德烈來的。
他像是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告訴我他的生活，他新聽來的笑話。
他說我丢在他那兒的衣服，該幹洗的他都替我幹洗了。
他還說他第一次看見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聖誕晚會上。
他說我那天晚上看起來很美麗、楚楚動人。
王阿花也轉來牧師太太的信。
她總是談她為我組織的捐助活動有了怎樣的進展。
王阿花從來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講到裡昂。
我母親的感覺充實着我，讓我伸手驅開一隻被他的涎水吸引來的小黃蜂。
我替我的母親還願，償了“白頭偕老”的人間第一願。
還願的意願使我對這個老人少些嫌棄，除了毫不留情地掙他的錢之外，我對他做的該說是盡善盡美。
第二個月，醫生要我開始教劉先生英文。
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詞，這樣在我暑假結束，拾起學業時，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
我教他，他學得很認真。
我第一天教會了他“水、面包、黃油”。
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蘋果、香蕉”。
我看着一天天長進起來的老人，心想，壞了，你的美妙的無命名世界正在向你關閉，你正在被我領出那裡，向我們這個充滿命名的正确世界走來。
你将再次背負起真與謊的負擔。
又一個月過去，我開始給劉先生一些小小測驗。
比如說，我問：“你吃的是什麼呀？”他答：“橙子。
”我們這些測驗第三個人肯定覺得頭暈眼花，我們是普通話、英文，以及我們自己發明的語言統統拿來用的。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水。
” 我說：“錯啦——是牛奶。
” 他于是慢吞吞地說：“牛奶可以喝嗎？”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遞給他去喝。
他走路、行動都恢複得不錯。
有次我去冷凍儲藏室裡取東西，他竟跟着我進來了。
我忙把他往外攙，怕他凍病。
他卻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個古董蛋糕。
我隻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
他問我：“那是什麼？” 我見他的眼睛有了點兒覺醒，似乎他離他整個記憶的覺醒隻差一步。
我說：“你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呀……好好想想。
” 他想了一陣，搖搖頭。
我說：“它叫蛋糕。
” 他跟着我念了幾遍，慢慢就沉默了。
然後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
那天夜裡我照常起來查夜，發現劉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裡還有一絲體溫。
我不知憑什麼直接尋到了那間儲藏室。
他果然站在那兒，對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說：“劉先生……” 他說：“蛋糕。
” 我說：“對的，發音很标準——” “可是菁妹，你還沒有同我結婚啊。
” 我想，詞全說對有什麼用？他的總體上下文是錯的。
不，也許他的是對的。
他又說：“菁妹，不會是你和别人結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讓他再來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勁搖搖頭。
不用鏡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歲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時，發現他渾身冰涼。
他回頭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後再來看我。
他的意思是：“你沒有騙我吧？” 我把他扶到門外，然後去關那扇沉重的門。
他說：“那是個婚禮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 “那它是什麼？” “是……一條小船。
”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閃出雲層的月亮。
“小船。
”我肯定地點頭。
我想，從明天開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詞。
“船？” “船。
” 一顆淚從他臉上流下來。
一顆滴穿了四十多年歲月的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