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X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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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乖戾。
瑪倫達一開始說：“如果你試工通過的話，我付你一千六一個月，食物房租汽車都免費提供。
” “可我不開汽車，所以免費提供的汽車對我不算一項福利。
再說，你也少付一筆開車的保險。
”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個月。
” “我的夥食費，你認為是多少？” “六百。
” “那這樣吧，你把夥食費給我，我自己買吃的。
”我心想，在美國最不容易辦到的，就是餓死。
尤其在劉先生那樣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餓不死的。
劉先生吃不了兩口，我隻需搜羅搜羅他的殘剩，也足夠吃飽。
更不用說他滿園子的水果、枇杷、李子、橙子、蘋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兩千四好了。
” “那你打算給我買醫療保險嗎？” 瑪倫達馬上滿口答應。
我說：“把買醫療保險的錢也付給我。
我從來不生病，萬一生病我自己花錢去看。
我想，一個人得生得起病，才會生病。
” “看醫生很貴的！” “放心，我自己負責。
我可以跟你簽一張協議。
”我想瑪倫達大概不清楚美國存在着一種醫院，那裡你也聽得到呵斥，看得見冷臉，吃得到廉價藥。
那裡專門醫治赤貧者。
在二十分鐘内，我的工資從一千六漲到兩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華盛頓。
走出飛機之後我馬上想再鑽回去。
我專門來一趟，是想最後見一見安德烈，就消失掉。
打着消失的主意，卻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
是荒誕還是作态，我決定不下來。
或許二者兼有。
我沒有預先把旅行的計劃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飛機沒有一個拿着獨枝紅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
我先去電話間給阿書打電話。
她照常不在。
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電視。
她說：“啊哈，是你！你又大老遠跑來，往同一個竹籃裡接着放雞蛋啦？” 我說：“嗨，米莉。
” “你看上去小臉蠟黃。
” “你好嗎，米莉？” “你告訴我你聽上去為什麼會這麼垂頭喪氣。
快告訴我——你聽上去很不妙。
” “我實際也很不妙。
”我幹巴巴地哈哈笑幾聲。
“你的竹籃子打翻了？” “差不多。
” “再找一個新竹籃。
不，找八個。
告訴你，一個你這樣的小可憐兒，在這個年紀，應該不難同時往八個竹籃裡放雞蛋。
再過兩年，你就隻能保持四個竹籃了。
到了四十歲，一個女人隻能守住一個竹籃。
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就難找到好的、新的竹籃了。
你還嫩着呢，别擔心，用不着小臉蠟黃。
” “謝謝你。
” “不用謝。
”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兒嗎？我會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為我不會讓你來住的。
” “那好吧，米莉，再見。
” “答應我，别再讓我看見你這樣灰心喪氣。
” 我答應了米莉。
挂上電話，我打了安德烈辦公室的電話。
卻沒有人，留言機上是個陌生、蒼老的聲音。
說若是找戴維斯先生，很遺憾，他已不在此辦公室了，請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準備赴任贊比亞，正在走向副大使單間辦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給阿書打電話。
接電話的再次是米莉。
我馬上說：“對不起，撥錯号了。
” 我在機場候機廳走投無路地踱了一陣步，這才給安德烈家裡打電話。
電話留言機上仍是他尋開心的聲音：如果你是我親戚，請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請按2；如果你想推銷東西，請立刻挂上電話……我留了言，請他盡快到機場來。
我撒謊說我隻能待幾個小時，是來華盛頓辦趟急事餘下的一小截空閑。
晚上六點我見他迎着我走過來。
他穿一條牛仔褲、一件紅格子襯衫，臉有些虛腫，還是蓄着胡子。
看上去他從芝加哥走了之後，就從此留起胡子來。
他着裝和形象的突變，讓我感到他瞞了我什麼。
他哈哈笑着擁抱了我，說：“你這樣盯着我看，讓我誤認為自己挺漂亮。
” 我說：“你是挺漂亮。
你挺适合留胡子。
” “胡子嗎，為了暖和。
” “夠暖和了——已經五月底了。
”我帶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來辦什麼急事？”他問我。
“面試一份工作。
”我随口胡謅。
“好極了！祝賀你！”他将我夾在胳肢窩下，使勁一勒。
一個人在雨裡待了一整天，突然走進一個帶大壁爐的敞亮房間，就是我此刻的感受。
安德烈的内心與外形，對于我，永遠是窗明幾淨、暖和幹爽的屋子，帶有一個明媚的壁爐。
之前無論我多麼心灰意冷，一旦進入這屋子，便渾身炸起細小活力的火星。
“那個理查·福茨，讓我代他祝賀你。
”我說。
“去他的祝賀。
”安德烈說。
突然又想到什麼，他問：“這王八蛋怎麼還跟你有聯系？” “上禮拜四我做完測謊試驗，他送我……” “什麼？上禮拜四，你做了測謊？” 他的樣子像要扇我。
我說：“啊，怎麼了……” “誰讓你做的？！” “不是說，對于你的新職位，這次測謊很重要？那個國務院安全部的家夥也說……” “他們統統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這些人耍起特務流氓來，你就跟他們豎豎中指，然後告訴他們：美國法律精神是——我是無辜的，直到你證實我有罪。
為什麼你要配合他們？！你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愚蠢……” 他丢開我，大步朝前徑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讓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間，從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個謎就開始存在。
我追上他，問：“到底發生什麼了？” 他意識到自己的俄羅斯脾氣，站下來，嘟哝着向我道歉。
他說：“他們的惡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
”然後他看一眼表說：“你的飛機馬上要起飛了？” 我說：“嗯。
” “改個航班。
” “不行，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種機票。
” “那就讓它作廢。
我給你另外買張機票。
”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
那一夜我跟他話都極少，我奇怪他沒飲一滴酒。
我卻為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說：“你不要來一杯？” 他笑笑說：“我前兩天忽然意識到，好酒不該給壞心情去糟蹋。
” “你現在是壞心情？” “我說的是前兩天。
”他見我還想打聽，就說，“等我心情徹底好轉，你再跟我打聽。
” 我記得我昏沉沉地醒來時，已是上午十點。
安德烈已去上班了。
我一向很驚訝他那麼高大個人怎麼會有那麼輕微的動靜——他在我睡着時，輕得跟魂似的，從不驚擾我的睡眠。
他在床頭櫃上放了半杯水和幾粒維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遊泳場的鑰匙。
他總是擔心我出門忘帶硬币，乘公共汽車或地鐵或打發乞丐，都會犯難。
他也總是逼迫我吃維生素，卻并不用語言強迫，而是把它們擱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維生素，嗓子哽噎：此生不會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視我的男人了。
之後我去淋浴，洗頭發。
我發現安德烈這個舒适的窩可真有腐蝕力。
等我從淋浴間裡出來，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貧窮生活的氣力。
我照常站上電子體重器，看自己這“命一條”還剩多少斤兩。
當我裹着潔白松軟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邊喝咖啡時，我像未來的戴維斯副大使夫人那樣閑閑地翻看着報紙。
報紙下有一些拆開的賬單和信。
一封信的字迹相當眼熟，我從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經質上判斷出來，它出自裡昂的手。
我趕緊展開它。
信不長，相當客氣，大緻内容是說他與我隻存在濃厚的好感，而他真正愛的，是一個畫畫的女孩。
他為自己那天的行為道了歉。
所有的溫暖、閑适，一下全消失了。
我覺得什麼東西戲弄了我。
我無法确定，被戲弄的感覺是不是被“好感”這個詞刺激出來的。
我飲完最後一口黑咖啡時，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覺總算給命名了。
如此将就、蹩腳的命名。
我已記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兒待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麼。
我隻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在不斷地熨燙衣服。
躲藏在熨衣服這樁事後面，我可以好好發呆。
或許，可以最放肆地胡思亂想。
面對着四十多年前與我母親不辭而别的劉先生，我盡情地跑神。
這個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斷腸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層層打開他情感的木乃伊，讓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
他娓娓地講述，每講幾分鐘便進入一段美妙的癡呆，然後他會說：菁妹，麻煩你給我一杯梧桐樹。
我便去為他端一杯礦泉水，或者牛奶。
我至多不會超過三次誤差，就能猜中他真實的意圖。
他有時會懷疑我是否在聽他講話，便拉拉我的手，說，我剛才說了什麼？ 我便回答他剛才說了什麼什麼。
他便知足地笑起來。
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别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
這一點大概要歸功于FBI。
也或許歸功于我從小的成長環境。
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
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隻好随他們的便。
對于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我不是存心的。
當劉先生講着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
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
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創面。
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
我直到現在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
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家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着六人組成的爵士樂。
六個人都像裡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
六個裡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緻完全是天大的巧合。
六個蒼白慘淡的裡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
我呼吸着勞拉和安德烈，聽着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裡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
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
我隻能聽見台上六隻孤狼的凄婉歌唱。
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
看着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僞仿的。
不論他們的音樂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
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
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總結許多太難總結的東西。
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 “誰？” “安德烈。
”勞拉端着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顔色，“安德烈隻有一兩天的委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
他那麼愛他的工作。
盡管我嘲笑他的熱愛。
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一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
就那一點兒發作。
等我再見到他，他已經恢複常态，談笑風生。
至少在我看，他恢複了常态。
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着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
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鉸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
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内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 我想那個謎終于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将自己的輝煌生涯鉸成碎片。
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股腦倒進一隻黑色塑料垃圾袋。
然後他向辦公室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
借助美國大衆對于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
他将那個盛着他辭職狀和碎裂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
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
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
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裡。
他手裡拎着一個黑色垃圾袋。
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
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
他走着走着，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區别。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勞拉說。
“他從芝加
瑪倫達一開始說：“如果你試工通過的話，我付你一千六一個月，食物房租汽車都免費提供。
” “可我不開汽車，所以免費提供的汽車對我不算一項福利。
再說，你也少付一筆開車的保險。
”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個月。
” “我的夥食費，你認為是多少？” “六百。
” “那這樣吧，你把夥食費給我，我自己買吃的。
”我心想，在美國最不容易辦到的，就是餓死。
尤其在劉先生那樣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餓不死的。
劉先生吃不了兩口，我隻需搜羅搜羅他的殘剩，也足夠吃飽。
更不用說他滿園子的水果、枇杷、李子、橙子、蘋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兩千四好了。
” “那你打算給我買醫療保險嗎？” 瑪倫達馬上滿口答應。
我說：“把買醫療保險的錢也付給我。
我從來不生病，萬一生病我自己花錢去看。
我想，一個人得生得起病，才會生病。
” “看醫生很貴的！” “放心，我自己負責。
我可以跟你簽一張協議。
”我想瑪倫達大概不清楚美國存在着一種醫院，那裡你也聽得到呵斥，看得見冷臉，吃得到廉價藥。
那裡專門醫治赤貧者。
在二十分鐘内，我的工資從一千六漲到兩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華盛頓。
走出飛機之後我馬上想再鑽回去。
我專門來一趟，是想最後見一見安德烈，就消失掉。
打着消失的主意，卻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
是荒誕還是作态，我決定不下來。
或許二者兼有。
我沒有預先把旅行的計劃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飛機沒有一個拿着獨枝紅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
我先去電話間給阿書打電話。
她照常不在。
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電視。
她說：“啊哈，是你！你又大老遠跑來，往同一個竹籃裡接着放雞蛋啦？” 我說：“嗨，米莉。
” “你看上去小臉蠟黃。
” “你好嗎，米莉？” “你告訴我你聽上去為什麼會這麼垂頭喪氣。
快告訴我——你聽上去很不妙。
” “我實際也很不妙。
”我幹巴巴地哈哈笑幾聲。
“你的竹籃子打翻了？” “差不多。
” “再找一個新竹籃。
不，找八個。
告訴你，一個你這樣的小可憐兒，在這個年紀，應該不難同時往八個竹籃裡放雞蛋。
再過兩年，你就隻能保持四個竹籃了。
到了四十歲，一個女人隻能守住一個竹籃。
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就難找到好的、新的竹籃了。
你還嫩着呢，别擔心，用不着小臉蠟黃。
” “謝謝你。
” “不用謝。
”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兒嗎？我會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為我不會讓你來住的。
” “那好吧，米莉，再見。
” “答應我，别再讓我看見你這樣灰心喪氣。
” 我答應了米莉。
挂上電話，我打了安德烈辦公室的電話。
卻沒有人，留言機上是個陌生、蒼老的聲音。
說若是找戴維斯先生，很遺憾，他已不在此辦公室了，請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準備赴任贊比亞，正在走向副大使單間辦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給阿書打電話。
接電話的再次是米莉。
我馬上說：“對不起，撥錯号了。
” 我在機場候機廳走投無路地踱了一陣步，這才給安德烈家裡打電話。
電話留言機上仍是他尋開心的聲音：如果你是我親戚，請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請按2；如果你想推銷東西，請立刻挂上電話……我留了言，請他盡快到機場來。
我撒謊說我隻能待幾個小時，是來華盛頓辦趟急事餘下的一小截空閑。
晚上六點我見他迎着我走過來。
他穿一條牛仔褲、一件紅格子襯衫，臉有些虛腫，還是蓄着胡子。
看上去他從芝加哥走了之後，就從此留起胡子來。
他着裝和形象的突變，讓我感到他瞞了我什麼。
他哈哈笑着擁抱了我，說：“你這樣盯着我看，讓我誤認為自己挺漂亮。
” 我說：“你是挺漂亮。
你挺适合留胡子。
” “胡子嗎，為了暖和。
” “夠暖和了——已經五月底了。
”我帶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來辦什麼急事？”他問我。
“面試一份工作。
”我随口胡謅。
“好極了！祝賀你！”他将我夾在胳肢窩下，使勁一勒。
一個人在雨裡待了一整天，突然走進一個帶大壁爐的敞亮房間，就是我此刻的感受。
安德烈的内心與外形，對于我，永遠是窗明幾淨、暖和幹爽的屋子，帶有一個明媚的壁爐。
之前無論我多麼心灰意冷，一旦進入這屋子，便渾身炸起細小活力的火星。
“那個理查·福茨，讓我代他祝賀你。
”我說。
“去他的祝賀。
”安德烈說。
突然又想到什麼，他問：“這王八蛋怎麼還跟你有聯系？” “上禮拜四我做完測謊試驗，他送我……” “什麼？上禮拜四，你做了測謊？” 他的樣子像要扇我。
我說：“啊，怎麼了……” “誰讓你做的？！” “不是說，對于你的新職位，這次測謊很重要？那個國務院安全部的家夥也說……” “他們統統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這些人耍起特務流氓來，你就跟他們豎豎中指，然後告訴他們：美國法律精神是——我是無辜的，直到你證實我有罪。
為什麼你要配合他們？！你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愚蠢……” 他丢開我，大步朝前徑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讓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間，從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個謎就開始存在。
我追上他，問：“到底發生什麼了？” 他意識到自己的俄羅斯脾氣，站下來，嘟哝着向我道歉。
他說：“他們的惡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
”然後他看一眼表說：“你的飛機馬上要起飛了？” 我說：“嗯。
” “改個航班。
” “不行，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種機票。
” “那就讓它作廢。
我給你另外買張機票。
”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
那一夜我跟他話都極少，我奇怪他沒飲一滴酒。
我卻為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說：“你不要來一杯？” 他笑笑說：“我前兩天忽然意識到，好酒不該給壞心情去糟蹋。
” “你現在是壞心情？” “我說的是前兩天。
”他見我還想打聽，就說，“等我心情徹底好轉，你再跟我打聽。
” 我記得我昏沉沉地醒來時，已是上午十點。
安德烈已去上班了。
我一向很驚訝他那麼高大個人怎麼會有那麼輕微的動靜——他在我睡着時，輕得跟魂似的，從不驚擾我的睡眠。
他在床頭櫃上放了半杯水和幾粒維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遊泳場的鑰匙。
他總是擔心我出門忘帶硬币，乘公共汽車或地鐵或打發乞丐，都會犯難。
他也總是逼迫我吃維生素，卻并不用語言強迫，而是把它們擱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維生素，嗓子哽噎：此生不會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視我的男人了。
之後我去淋浴，洗頭發。
我發現安德烈這個舒适的窩可真有腐蝕力。
等我從淋浴間裡出來，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貧窮生活的氣力。
我照常站上電子體重器，看自己這“命一條”還剩多少斤兩。
當我裹着潔白松軟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邊喝咖啡時，我像未來的戴維斯副大使夫人那樣閑閑地翻看着報紙。
報紙下有一些拆開的賬單和信。
一封信的字迹相當眼熟，我從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經質上判斷出來，它出自裡昂的手。
我趕緊展開它。
信不長，相當客氣，大緻内容是說他與我隻存在濃厚的好感，而他真正愛的，是一個畫畫的女孩。
他為自己那天的行為道了歉。
所有的溫暖、閑适，一下全消失了。
我覺得什麼東西戲弄了我。
我無法确定，被戲弄的感覺是不是被“好感”這個詞刺激出來的。
我飲完最後一口黑咖啡時，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覺總算給命名了。
如此将就、蹩腳的命名。
我已記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兒待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麼。
我隻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在不斷地熨燙衣服。
躲藏在熨衣服這樁事後面，我可以好好發呆。
或許，可以最放肆地胡思亂想。
面對着四十多年前與我母親不辭而别的劉先生，我盡情地跑神。
這個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斷腸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層層打開他情感的木乃伊，讓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
他娓娓地講述，每講幾分鐘便進入一段美妙的癡呆，然後他會說：菁妹，麻煩你給我一杯梧桐樹。
我便去為他端一杯礦泉水，或者牛奶。
我至多不會超過三次誤差，就能猜中他真實的意圖。
他有時會懷疑我是否在聽他講話，便拉拉我的手，說，我剛才說了什麼？ 我便回答他剛才說了什麼什麼。
他便知足地笑起來。
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别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
這一點大概要歸功于FBI。
也或許歸功于我從小的成長環境。
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
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隻好随他們的便。
對于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我不是存心的。
當劉先生講着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
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
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創面。
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
我直到現在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
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家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着六人組成的爵士樂。
六個人都像裡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
六個裡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緻完全是天大的巧合。
六個蒼白慘淡的裡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
我呼吸着勞拉和安德烈，聽着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裡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
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
我隻能聽見台上六隻孤狼的凄婉歌唱。
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
看着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僞仿的。
不論他們的音樂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
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
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總結許多太難總結的東西。
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 “誰？” “安德烈。
”勞拉端着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顔色，“安德烈隻有一兩天的委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
他那麼愛他的工作。
盡管我嘲笑他的熱愛。
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一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
就那一點兒發作。
等我再見到他，他已經恢複常态，談笑風生。
至少在我看，他恢複了常态。
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着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
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鉸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
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内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 我想那個謎終于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将自己的輝煌生涯鉸成碎片。
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股腦倒進一隻黑色塑料垃圾袋。
然後他向辦公室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
借助美國大衆對于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
他将那個盛着他辭職狀和碎裂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
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
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
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裡。
他手裡拎着一個黑色垃圾袋。
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
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
他走着走着，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區别。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勞拉說。
“他從芝加
